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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嘉庆、道光两朝，是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危机和社会转型的前夜。这一时期在自然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出现了生存环境全面恶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气候异常变化造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二是水旱等灾害严重；三是人口暴涨、垦荒泛滥等各种因素导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四是多种瘟疫频发，且呈恶性流行态势。这些趋势都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重视。 一、嘉道时期环境恶化的表现（一）气候异常、冷害频仍 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约1500-1850年）为全球气候整体变冷的一个新阶段，在中国被称为“明清小冰期”。其中，与嘉道时期大致重合的1791-1850年，又是较为寒冷的一段，并且这段时期多次发生较暖期和较冷期急剧转换的波动，造成了降水量极不均匀以及奇寒酷暑交替出现的状况。1815年，今属印度尼西亚的松巴瓦岛坦博拉火山爆发，更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气候突变。火山尘埃弥漫到大气层，大大减少了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光线，引发了此后整个北半球的气温剧降。中国大陆在1816年附近发生大型降温振荡，且此后15年间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气候波动期。 与上述气候异常相对应，嘉道时期频繁出现严重气象灾害事件。自乾隆、嘉庆之交为始，中国大陆的寒冷事件即屡有发生，淮河以南地区以及位于长江和珠江流域的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多次降雪，特别是嘉庆十八年（1813）秋间，正值旱灾期间的河南省大部地区又普降早霜，各地补种荞麦尽皆枯萎，大大加重了灾情，人相食之处层见叠出。道光时期，两次发生罕见的特大寒潮，第一波持续时间约从道光十一年（1831）到十三年，第二波发生在二十一年，灾害席卷全国，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受害尤重。 （二）水灾加剧、灾荒严重 嘉道时期灾荒出现的特有状况，成为清代灾荒演变过程的一个转折点。其主要表现有三：其一，黄河水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咸丰时期的大改道积累了条件；其二，长江水患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成为不亚于黄河的威胁；其三，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在嘉道时期连续遭遇重大灾害的打击。 从嘉庆朝开始，黄河水患已经大大超过从前。统计嘉庆一朝，黄河共决口13次，前期集中在下游黄淮交汇地区，后期则逐渐移向中上游，为患更广。在道光朝前期，黄河一度颇为安澜，然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后期连续三年大决口，河患极重。以致直到咸丰元年（1851）之后，“祥符至中牟一带，地宽六十余里，长逾数倍，地皆不毛，居民无养生之路”（《清文宗实录》）。 长江水患在18世纪以前尚不甚烈，自乾隆末起则为祸日重。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长江创下清代空前水位记录的大洪水后，此后长江流域内大水为灾状况即屡见不鲜。道光三年，长江首次发生全流域大水，中下游地区灾情尤重。从道光十年到十四年，长江流域各省连续四五年发生洪涝灾害。二十八年，苏、皖、豫、浙、鄂、赣6省发生大水灾，时称“东南六省大水”。二十九年，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暨安徽等省再次发生大水灾，水势“为百年所未有”。经嘉道时期大水屡屡冲击之后，长江中下游向称鱼米之乡者，多为常年泽国。 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自明末奇荒打击下恢复元气之后，百余年间未遇大灾，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始终是全国经济中心。然进入嘉道时期，江南地区却连遇重灾袭击。经此打击，江南经济形势日趋疲弊。如林则徐曾向朝廷奏称：“自道光三年水灾以来，岁无上稔（rěn，庄稼成熟），十一年又经大水，民力愈见拮据。”（光绪《松江府续志》）同治初，李鸿章奏请江苏减赋时亦称：“至道光癸未（即三年）大水，元气顿耗，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由此可见嘉道时期江南地区灾害严重情形之一斑。 （三）开发过度、生态破坏 清朝统治稳定之后，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全国人口迅猛增长，至嘉庆二十五年，全国人口已达 3.5亿，而道光十四年，更是突破 4亿大关。人口暴增，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这就造成了极为尖锐的人地矛盾。在传统经济体系的制约下，清代仍然只能主要依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来加以缓解。而这一发展，又主要是依靠扩大垦田面积、推广杂粮作物的种植等方式来实现的。尽管这两种方式对粮食生产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往往又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生态破坏。 此种破坏的首要后果，是对山区、丘陵地带的盲目开发，致使广大地区的植被加速衰减。在大量快速增长的人口面前，平原地区很快开发殆尽，大批无地农民成为流民，流入原先人迹罕至的山区，伐林垦山。玉米等杂粮作为适于山地种植的作物，有力促进了此种垦山开荒活动。清初，全国森林覆盖率约为21%，主要分布在广大山地、丘陵地区。而主要因毁林开垦活动，18世纪成为植被加速衰减的转折点，到1850年，全国至少下降了5个百分点。祁连山区、秦巴山区、江南丘陵和南岭地区等原先森林主要分布区的下降，则更为剧烈。 其次，由于大量出现以填湖围垦为主的与水争田活动，对水域系统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嘉道时期，在广大水域地区，围垦之举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变本加厉的趋势，尤以江汉湖区、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及太湖地区为甚。这种与水争田活动的结果是，各主要湖泊水域面积较前出现大幅缩减，从而严重影响了其作为天然水库的蓄泄功能。并且，与垦山破坏森林植被的情况相同，围垦破坏的水域系统也是一种不可逆的环境损失，其结果也往往陷入愈垦愈穷、愈穷愈垦的恶性循环。 由于缺乏规划的大量垦殖，不顾后果地进行掠夺性开发，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过度开垦加剧了水土流失，反过来又更进一步恶化了农业生产条件。山区丘陵地带本属生态脆弱地区，18世纪以来的开发又多属于掠夺性垦殖，凡被开垦之区，表土不久即损失殆尽，缺少植被的荒山秃岭长期无法恢复原貌，形成永久性水土流失问题。而山地丘陵水土流失加剧之际，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又降低了河湖水域的调节能力，以致河湖淤积的状况亦越来越普遍，从而导致洪水影响地区愈发广泛，甚至造成了不少平原良田肥力的下降。而这种生产条件的严重破坏，最终成为清中叶以后农田生产力明显减退的重要因素。 （四）瘟疫频发、恶疾流行 在人类抵御自然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与水旱等灾害一样，瘟疫的流行，既是环境恶化的表现，也是环境恶化的结果。整个清代，嘉道时期是瘟疫发生频次较高的历史时期，明显高于顺康和雍乾时期。就地区分布而言，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尤以山东、直隶、浙江、云南、广东和两湖等沿海、沿江及边疆地区为突出。此外，这一时期为害中国人的瘟疫名目繁多，除了常见的天花、伤寒等之外，影响重大的新瘟疫也开始传入国内。鼠疫虽在此时暂未产生重大影响，但也从乾隆后期起在云南地区持续流行。 疫病影响的加剧，其根源正在于嘉道时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出现了重要转变。对瘟疫来说，社会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助于改善社会的医疗卫生条件，从而起到抑制疾疫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人口流动的频繁，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样有利于疫病的滋生和流传。此外，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城市卫生机制跟不上人口发展的要求，致使城市污染日趋严重，这也是导致这一时期瘟疫泛滥的原因之一。 二、嘉道时期环境恶化的影响嘉道时期环境恶化的趋势，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环境恶化一方面与此前经济的非健康发展有关，而同时又反过来，成为导致道光时期经济萧条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约从19世纪20年代起，全国农业总收成出现了明显的下行态势，粮食亩产量也出现了下降，农民收入相应减少。与此同时，灾荒的频发又对国家财政经济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农业生产力的低迷和国家财政的拮据，是19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明显由盛转衰，结束了18世纪初以来的长期增长态势。据麦迪森测算，1820年前一百余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甚至快于欧洲，而在1820年之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持续下滑，成为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唯一人均GDP下降的地区。 （二）环境恶化在嘉道时期引发的剧烈社会动荡，复为晚清时期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准备了温床。 这种社会动荡的第一种主要表现，是小规模的日常社会冲突较康雍乾时期日益增多，并蔓延到广泛的社会层面。由于可利用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以村落、宗族为单位的械斗、争讼事件，成为不少地方社会中长期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在灾荒背景下发生的民变、奴变、抢粮、抗捐、抗租、闹漕等现象，更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 大量人口常因环境恶化导致的灾荒、瘟疫而被迫成为社会流民，又往往因无助、不安和恐慌，而易于接受散布“劫变”的秘密宗教之蛊惑，还有些人口在环境资源的争夺中被挤出了正常社会秩序，流为盗匪，从而成为嘉道时期秘密宗教盛行不衰、匪患丛生难以根治、社会动乱不断发生的持续性背景和社会根源。乾嘉之际的白莲教战争，嘉庆前期蔡牵领导的反清斗争，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事，以及湖南、贵州、广东等地苗民、瑶民在嘉道时期的长期战乱，无不与环境恶化和灾荒激化的社会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 道光末年酝酿、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发生原因中不仅即蕴含着长期环境恶化的后果，其之所以能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迅速发展壮大，同样与该地区在嘉道时期饱受灾荒挤压而形成的社会群众基础关系密切。就连看似与国内矛盾无关的鸦片战争，亦因战争进行期间，黄河连续大决口造成的水灾和财政压力，江浙地区连续遭灾及其引发的社会冲突，对清廷的战事决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三）这一时期的环境恶化，对清代地方绅士力量的崛起和民间组织的逐渐活跃，也产生了影响。 清朝在国家强力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荒政制度，在国力全盛的18世纪达到巅峰，被称为“盛清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家力量几乎无所不包，官府之外的备荒赈灾活动一般作用很小。而乾嘉之际以降，随着国力日衰、吏治日坏，环境恶化造成的备荒赈灾压力有增无减，“盛清模式”日渐难以为继。 反映在备荒方面，首先是仓储建设发生变化。康雍乾时期，备荒仓储体系在国家推动下得到空前发展。迨嘉道时期，官府掌控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日趋衰颓。因此，嘉庆帝、道光帝都转而瞩意于民力，屡屡谕令听民自建义仓、自卫经理，官吏不得经手。此番推动之下，以民力为主的义仓在嘉道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陶澍设计的官为倡办、民为经管的“丰备义仓模式”，成为清代仓储建设中的新气象。备荒方面的另一个明显变化，出现在水利建设之中。嘉道以前，水利工程无分大小，权限一般都操于官府之手，民间不过听命摊派而已。嘉道时期，国家力量集中于大江大河之治理，而小型水利，特别是江南、岭南一带，民力自主经办的情形日渐普遍。 在赈灾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体现为民间赈灾力量日益活跃，作用亦越来越大。康雍乾时期，国家权力在赈灾过程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民间赈灾力量一般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大约从乾隆晚期开始，地方官府依靠当地绅士来办理赈务的情况逐渐增多。进入嘉道时期，朝廷、官府对地方社会赈灾力量日益重视，地方乡绅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官赈事务之中，尤其在南方地区，民间自行赈济的事例亦呈增加之势，甚至出现了一批由中下层绅士、商人转化而来的慈善家。这些由地方人士主办的赈务，与国家开办的官赈相互补充，构成了一种官民共同参与的捐赈体系，进而又成为晚清时期新兴义赈事业的社会基础。 作者简介 朱浒，197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灾荒史、近代社会经济史和晚清史。著有《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和《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等。 黄兴涛，196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思想史、中西关系史。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代中国为视域》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