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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面世后，很多学者评价它有经世之大用，但也有人质疑这样的书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呢，似乎一两千年前的政区面貌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关系？您怎么看？ 周振鹤：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是为了“有什么用”来写这部书，我们是为了学术研究来写这部书。我跟学生说，你们要读一些“无用”的书，老子3000年前就说过，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其实纯学术研究甚至不是无用之用。因为无用之用，强调的最后重点还是在用；而做学术研究，我只是要求真存实，要知道到底历史真相是什么，其他的不管。历史首先要追求的是“信”，而不是“用”。求真存实，比经世致用更重要。 当然，这套书其实仍然是有经世之用的，而且有大用。这是因为，我们改朝换代，其他的东西可以打破，但任何一代的行政区划必须在前代的行政区划基础上进行，不能完全重建一套。这是历史最奇怪的地方。王莽想重新弄一套全新的行政区划（其实也还是在西汉的基础上改造的），结果他的改造完全失败，东汉又重新来过，在西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历代的行政区划是怎么来的，自有它的道理。 中国文化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所有的制度关键在于“损益”。“损”就是去掉，“益”就是加上。孔子的学生子张问他：“十世可知焉？”十代以后的事我们能否知道？孔子说：“殷因以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以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殷、周都是把前朝的制度加以损益，而不是完全重建一套。一世是30年，百世就是3000年，也就是说孔子自称能预见到我们现在会怎么样。“损益”在中国文化上是很重要的东西，意义很重大。损益也可以叫做沿革，沿是不变，革就是变。所以过去历史地理的前身叫做沿革地理。 读 书：有学者提出预见，说今后中国地理将有大的行政区划变化。到时人们就会想起这部书。 周振鹤：按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未来中国的行政划区将会有大的变化。但行政区划又不能凭空变化，再大的改变，也要在原有的行政区划基础上改变。我们曾经想要成立一个三峡省，以宜昌为省会，挂了牌了，但没做成。再比如我们解放初曾以河南新乡为中心建立一个平原省，也确实建了，但不久又废掉。所以建一个新省是不容易的，因为牵涉到各种政治行政方面权力、利益的再分配等。新中国成立后，建新省成功的只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再加上重庆直辖市。但行政区划里的民族自治区应该怎样做才好，是很大的问题。重庆市是建成了，但其实重庆建的不是一个市，而是分省。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行政区划一旦划定了就不变了，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受政区划定的影响。但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与行政区划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我们每年都在或多或少地改变行政区划，所以我们现在每年都要给民政局出一本中国行政区划简册。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区也会发生变化，因为政区变化要适应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情况下，这套通史就会有重大的作用，人们会更重视此书。其实，我研究行政区划，不是强调行政区划的重要性，相反，是希望在经济上打破行政区划的封闭性，建立跨行政区划、甚至无视行政区划的经济圈。我巴不得行政区划不起作用，我们的经济才能腾飞，按经济的规律需求去发展，这一点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