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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主流 “四库”体系既是中国古典目录学体系的主流核心成员，承载着中国古典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系统，又可独自成学。“四库”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图书分类名称。唐玄宗时，在长安、洛阳两都聚集以甲乙丙丁为序的四部之书，分经史子集四库，四库由此得名。 四库得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自刘向刘歆父子确立六分法，班固《汉书·艺文志》继刘氏父子六分法，到西晋武帝咸宁年间，秘书监荀勖根据魏元帝秘书郎郑默《中经》，以甲乙丙丁四部为序，编写子部先于史部的《中经新簿》，到著作郎李充编定《晋元帝四部书目》，重分四部，才确定以甲乙丙丁为名的经史子集四部顺序。到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以经史子集为名为序的四部分类正式确立。到唐玄宗聚书时，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则有了四库这样的代称。从此，官私目录，大率以“四库”所代表的经史子集四部来著录一代或一朝的书籍，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的建构。由此，也使它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古典目录学体系中的主流与核心地位。 当然，谈四库不能不谈《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是18世纪尤其是明代以前典籍的总汇。它的撰修使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到了最高峰，阅读它，无疑可以一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为后来者指引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学问的门径。张之洞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学问门径诸生良师。余嘉锡称《四库全书总目》具有“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宏矣”的效力。还有学者把它比为目录学中的《红楼梦》。确如其言，自《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以来，不少大学问家都是从中汲取养分，奠定深厚学问功力的。并且，正是《四库全书总目》的问世，使“四库”的发展走向顶峰。 当然，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盛世必然需要一部大型目录著作，来完成引领思想文化界学术导向的历史使命。对于“四库”指示读书治学门径，传承文脉，引领道统方面的功用，以及其在目录学体系中的主流核心地位，乾隆讲得非常明白。在《文渊阁记》中，他从时空两方面对“四库”进行阐述，他说：“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这里“四库之目”，即按照四库著录的书目。乾隆实际道出了“四库”涵括古今载籍的特性。在《文溯阁记》中，乾隆对“四库”的领悟是：“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其为世，夫岂铅椠简编云乎哉！然文固不离铅椠简编以化世，此《四库》之辑所由亟亟也。”透彻点出“四库”所承载的文理道脉，表明自己绍先继祖，传承文脉，接续正统，宣扬道统的志趣。而历次谕旨，如“四库所录包括古今，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等等，只要涉及四库，乾隆无不强调“四库”包罗古今载籍，指引读书治学门径，宣德达教的特质。 的确，一览四库所著录，中国古典学术思想文化及其体系以及知识储存尽收眼底。以此特质，加以典籍著录主流地位，“四库”，足可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古典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的代名词，在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发挥着主流与核心的作用。同时，以此特质，加以四库独尊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所有的领军人物代表著作以及研究群体等，四库学又是可以脱离中国古典目录学独立成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