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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治者对于文学的态度 有金一代，女真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面对浑厚博大的中原汉民族文化，统治者采取了积极学习汉文化的政策，海陵王、金章宗甚至其自身也热衷于诗文创作。统治者的态度有力地推动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同文化碰撞所激荡起的火花，点亮了有金一代文化勃兴的火种，从而产生了具有多元文化内涵的金源文学。 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统治者就“留心于文事”。在灭亡宋朝的战争中，女真人注重对书籍的掠夺和保存，同时对于俘获的汉族经学博士，以礼敦聘用，待遇甚厚。对于汉族文人，金代也委以重用。如宋代进士宇文虚中奉命使金，迎请二圣，为金所扣。在金代，他曾担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金国元帅甚至高兴地对他说：“得汴梁时欢喜，尤不如得相公时欢喜。” 金熙宗完颜亶是金代第三位帝王，女真汉化程度在这一时期有了实质性的提高。金熙宗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热衷汉文化，视不懂汉文化的女真贵族为“无知夷狄”，《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金熙宗：“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墨”。 海陵王完颜亮对儒家文化更是推崇，尤其对诗赋文章的热爱到了狂热的地步。《金史》中就记载完颜亮深夜突然诗兴大发，紧急召见翰林杨伯仁，命其赋诗，“未二鼓，奏十咏。海陵喜，解衣赐之”。山西浑源文人刘祁在《归潜志》中称海陵王“读书有文才”，岳飞后人岳珂也说他“颇知书，好为诗词”。 金章宗完颜璟的汉化程度较他的先辈更深，对于汉族文化也更为热衷。他酷爱唐宋诗歌，重用党怀英、王庭筠等文人，甚至还参与文人雅集，与朝臣宴饮唱和。他的诗歌有的绵软纤丽、细致精巧，已没有了北方民族粗犷豪放的特征，与汉族文人风格趋向一致。同时他还爱好书法、绘画，喜临瘦金体，精通音乐，元代人把他与唐明皇、后唐庄宗、李后主和宋徽宗并称为五位“知音”帝王。张晶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辽金元卷》中说：“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也许还不能称作文人，但金章宗在帝王之外，可以说是个十足的文人了。”[3] 金代统治者积极主动地实行汉化，对于汉族文学十分热衷，其自身也参与文学创作，加速了多元文化融合的进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源文化，从而产生了兼具汉族文化的整饬细密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豪放粗犷的金源文学。 三、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 金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加深女真汉化程度，因袭辽宋旧制，实行科举制度。据统计，有金一代开科共四十三次，取士一万五千余人，录取最多的一次为九百二十五人。而同为少数民族政权，辽代开科取士共两千六百余人，元代仅开科十六次，录用一千一百三十九人[4]。金代科举制度在历任统治者改革下，不断完善，为金代培养了大量人才，对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金初，科举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且汉族士人多以宋臣自居，对于金代女真政权持有抵触态度，不愿仕于敌朝。统治者只好以武力强制或厚利诱惑以使得汉族士人应举。《金文最》卷四十三《绪先生碑碣》记载金人将绪承亮等旧朝进士押赴考场应举。金初科举实行南北选，对于北人和南人分别对待。《金史》中记载道：“北人以词赋，南人以经义、词赋、策论。” 金代中后期，女真人立国日稳，汉族文人也开始将金视为圣朝。统治者出于其统治的需要，大力推进汉化，对科举制度实行改革，沿袭唐宋之制，又加以改造，《金史?选举志》云“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海陵王并南北选为一，只以词赋、律科取士，增设殿试，对录取的人数加以明确规定。 大定、明昌年间，金代达到极盛，科举制度逐渐完善，文化教育空前繁盛。金世宗设太学、府学，《金史?选举志》载：“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孙百五十人，曾得府推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金世宗设女真进士科，选拔女真贤能之士，录取人数也大量增加。且金代扩大可应举之人的范围，如唐代商人之子不得应试，李白之父李客为碎叶巨贾，李白因其父而不得科举，金代取消了该限制。辽宋巫医之家不能参加科举，而金代亦取消了此禁锢。 金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和繁荣，选拔了大量人才，其应试内容为儒家经典，推动了金源文化的繁荣，金代文人大多为举子出身。著名学者陈衍在《金诗纪事》的凡例中说：“金代诗人，多出科举。”元好问《中州集》中所录诗人，也大多数为科举出身。 金代科举以词赋为宗，且题目主要出自经史，专门选拔擅长写作词赋的士子。这不免造成时人重词赋而轻诗文的现象，一些擅于古文歌诗的文人在科场便屡屡碰壁。如金代文坛巨擘李纯甫曾称赞李经：“阿经瑰奇天下士，笔头风雨三千字。醉倒谪仙元不死，时借奇兵攻二子。”可就是这位诗文“醉倒谪仙元不死”的李经，却不擅词赋，因而名落孙山。孟宗献非金代文学大家，但长于律赋，师从山西浑源刘撝，学其作赋法门，在乡、赋、会、御四级考试中接连夺魁，时人谓之“孟四元”。同时期的魏道明却为他感到惋惜，认为“使其不为时学，而大发于古文，则必有桓桓之声，浑浑之力，追配昔人，又岂止传道八韵而已哉！”《金史》中记载金世宗批评状元不能作诗文：“状元虽以词赋甲天下，至于辞命未必皆能。”《归潜志》中记载，重阳将至，皇帝索重阳诗，命吕造庭上献诗，其诗文辞粗鄙，引得皇帝大笑。 以律赋取士，到大定、明昌年间，对于文学的消极作用开始显现，表现一己真实情怀、发金石之声的作品开始减少，而空洞之言、泛泛之谈的作品开始增加，进而歌圣德、咏太平，大类于台阁之作的靡靡之音开始涌现。 金代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其多民族共融的特点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融合。女真统治者出于其统治的需要，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文化政策，积极主动的实行汉化，提倡学习汉族文化，完善科举制度，为文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独特的金源文学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女真本民族的信仰为萨满教，但是金代立国之后，对于中原的道教、佛教也予以弘扬和提倡，使得佛道在金代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思想文化的融合，为金源文学的形成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生态。 参考文献： 〔1〕张荣铮．金代道教试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3(1). 〔2〕〔3〕张晶．中国诗歌通史?辽金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周腊生．辽金元状元奇说?辽金元状元谱[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徐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