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史学家岑仲勉的墓地，寂寂地藏在广州银河公墓的一个角落，墓碑上刻着“广东省人民代表、中山大学教授岑仲勉”，并不起眼。南方日报记者严亮摄 岑仲勉的传世之作中，似乎可归纳出“治学三诫”。一诫“专之过早”，二诫“望文生悟”，三诫“断而不通”。岑仲勉先生这些苦口婆心的治学良言，现身说法，有为而发，倘能深入信息时代的学子之心，浮躁的学风就可望得救了。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 经常在著作中刁难当时著名学者的岑仲勉，视学生如子弟，令受业者如坐春风。他时常左兜装一盒“白金龙”香烟，右兜揣一包糖，上课时，男生发烟，女生发糖。 我记得当时凡选了岑仲勉教授课的人都能获赠他的书，岑先生当时还在赠书上题字:赠某某学弟。他不把我们当学生看待，而是把我们当朋友、当弟弟来对待，令同学们激动不已。 ———昔日学生张难生 澹泊自甘、寂寞自守，摒弃俗世困扰，幽居书斋，岑仲勉看似寂静而单调的一生背后，埋伏着巨大的人生主题。他毕生治学，始终在探索着一个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大问题，即身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之中，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在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之中，像岑仲勉这样本土文化教育背景、靠自学走上史学大家之路的学人，屈指可数。他以近50岁高龄半途出家，自学成家，有怎样的学术特色?在如今新一轮国学热之下，岑仲勉们毕生对“中国学术不会亡”的探求，具备怎样的启示意义?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岑仲勉生前所带的最后一个研究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姜伯勤，以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 ○评价 他是近现代中国史学转型的人物 台湾中兴大学有个研究魏晋隋唐史的教授，两个儿子分别取寅恪、仲勉两位老先生的名字，以示推崇 南方日报: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被称为中山大学名教授，与他同时代的王国维、陈寅恪等相比，您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同? 姜伯勤:王国维和陈寅恪完全是开风气之先的，王国维活了50多年，摸到什么都是他领路。宋元戏曲研究、甲骨文研究、殷周制度研究等都是他奠定的。岑先生主要是继承清代学术传统，对西北史地和隋唐史进行研究，以碑刻来考证历史。他也受到了当时西方学术的影响，往往致力于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分析。 张国刚:胡适也好、冯友兰也好，学术上固然很有影响，但是，他们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都是因为与政治发生了联系。陈寅恪、王国维、吴宓也是政治符号化了的人物。其实，季羡林所做的学问比岑仲勉更窄更专，季羡林之所以成为大众人物，除了因为他是北大副校长之外，还因为季羡林经常发表一些时政言论，受到媒体关注，并作为具有某类政治品格的知识分子类型受到当局的青睐。 至于岑仲勉，他并未进入政治符号的话语圈里来，只是一个学者。但是，在隋唐史学界，岑仲勉与陈寅恪是并驾齐驱的，同样被后世的研究者们所尊重。台湾中兴大学有个研究魏晋隋唐史的教授，两个儿子分别取寅恪、仲勉两位老先生的名字，以示推崇。 南方日报:岑仲勉半途出家，没有史学科班教育背景，主要是靠自学，有没有一些治学上的特色? 姜伯勤:岑先生是近现代中国史学转型时期的人物，无论是其学术还是其思想，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性质，传统与近代的特征在他身上兼而有之。 首先，作为20世纪的第一代唐史学者，学风近于晚清学者劳格，成就上更上一层楼。其代表作有《登科记考订补》、《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翰林学士壁记补注》等。 其次，他对近代东西方的汉学成就也有广泛的涉猎，他的《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中既受到西方汉学家沙畹的启发，又在材料上、研究上超迈沙畹。 此外，在晚清“新学”潮流的激荡下，岑先生受到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洗礼，这种训练影响到其后来史学研究中的形式逻辑的素养。岑先生在70岁那天，把一部50万字的植物学手稿送给华南植物所。 岑先生是一位极其勤勉的专家，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岑仲勉著作集》十五种，此著作集尚不包括《元和姓纂四校记》、《墨子守城各篇简注》。从40岁到76岁，完成了约1000万字著作。 张国刚:与陈寅恪相比，岑仲勉的特点是较少提出宏观历史架构，偏重于在具体史料辨证或史事上的实证分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等理论，给学者打开了研究的思路，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很难绕开。岑仲勉被学术同行重视，不仅因为其学术成果丰硕，而且许多观点自成一家之言。比如与陈寅恪先生关于牛李党争的看法不同，岑仲勉通过大量的考证，认为李德裕无党，牛李之李指李宗闵；对唐代府兵制度的研究，岑仲勉也有独特的意见；岑对于西域史料、唐代官制史料的考察，也都很有影响。 今天研究隋唐史这一段的学者，在中古史许多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上绕不开岑仲勉，必须参考他的著作。比如他对突厥问题、唐代御史台一些考察等，他的《黄河变迁史》还对水利史方面有所贡献。他的《金石论丛》、《唐人行第录》、《通鉴隋唐纪事质疑》等，他的学问不只有隋唐史，还有《两周文史论丛》、《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对中西交通史方面也是有所建树的。后世学者研究这些问题，还要先把岑的东西吃透了才能进行，他的东西还没有能好好地继承。 过去百年来，岑仲勉一类的学者是有一些，但是，像岑这样著述如此丰硕的学者并不多。在北大、清华之外这样的学者就更少。过去北大、清华的教授，很容易通过业已成名成家的学生推扬和回忆而扬名于世。岑仲勉上无师承，下缺学生推扬，往往就不被关注，但是他的成果很多，学问价值是不可抹杀的。 ○学术之路 岑仲勉有学理追求，也有“经世致用”的追求 心无旁骛去研究学问，暂时没用，却是为了有长远之用；不图一时之用，是对未来学术发展有用 南方日报:岑仲勉似乎长年在做“纯学术”的学问，如今却有更多学者走入公众视野，做学术的普及化、大众化，如何看待这两种学术路向? 姜伯勤:我是岑先生最后带的一个研究生，我也一直是不接触传媒的，因为他的学术路径告诉我:我们要做“纯学术”研究，就是要做超越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流行文化的那种学问。 比如说中山大学历史系创办一个杂志叫《艺术史研究》，我们默默做了十年，在全世界有艺术史专业的几家名牌大学中享有盛誉，但是一般人却不知道这个学刊。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观念，学术的周期往往是50年，这就是说如果50年后这个东西还有价值，那才是不被淘汰的学问。岑先生一生就是在做这样的学问。 张国刚:作为科学研究本身，不管是历史还是其他学科，能够与他对话的，当然不是大众。岑仲勉只在同行学人圈中知名，没有成为大众话题，就不会引起关注。这并不奇怪。 但是，我觉得学术面向大众作传播是无可厚非的。其实，中国学术传统历来注重的“学理”“致用”两个方面，我认为都不可偏废。心无旁骛去研究学问，暂时没用，却是为了有长远之用；不图一时之用，是对未来学术发展有用。学问的传承是在于它是有用的，可以传承人类的记忆，传承又有两个指向，一是传之久远，一个传之当世。前者清冷却能经历比较长久的考验，后者时髦但是也许会时过境迁。究竟走哪条路，每个学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比如对于历史知识，无论是娱乐性知识性的了解，还是启迪性思想性的把握，都是需要的。 主要著作 《元和姓纂四校记》(一、二、三册) 商务印书馆1948年 中华书局1994年再版 《隋唐史》(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 中华书局1982年再版 《突厥集史》(上、下册) 中华书局1958年 《唐人行第录》 中华书局1962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再版 《中外史地考证》(上、下册) 中华书局1962年 香港太平书局1966年再版 《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年 《金石论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谈治学精神老一辈学者做学问强调“读书得间” 现在的朋友们往往怎么做学问呢?在电脑上输入一个关键词，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搜出来了，这样做出来的作品，其学术积淀明显是不够的 南方日报:从岑仲勉身上，现代知识分子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姜伯勤:估计此后若干年内，再也无法产生陈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那样的大家。这是由于我们现在缺乏一种打通古今中外的教育体制和理想。 打个比方，老一辈学者做学问强调“读书得间”，就是从字缝里面读出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而现在的朋友们往往怎么做学问呢?在电脑上输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