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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马立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介绍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进程，勾勒出中国改革史的轮廓。作者还把这些改革与西方同一时期的改革加以比较，表达了当代中国改革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的观点。 本文选自该书序言，略有删节。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近作《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从历史冷到历史热 马立诚:改革开放初期是文学热，进入90年代是经济学热，后来又有一段政论热，现在是历史热，先后四个热。 到书店看一看，各种各样的中外历史著作满坑满谷，蔚为大观，中国大片也都是历史题材。 雷 颐:历史热是正常的。无论美国、法国、英国还是俄国，每年的畅销书，历史著作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历史热也反映了社会变化，上世纪80年代，历史很边缘、很冷。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发生了史学危机。当时愿意研究历史的人很少，读者也很少，称为史学危机。跟现在对比一下，这个变化太大了。 马立诚:从史学危机到历史热，你觉得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雷 颐:过去，对历史的理解有些僵化，把很丰富的历史变成一种公式。比如，所有的朝代史，几乎都是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激起了多少次农民起义等等。历史人物都给贴上了阶级标签，用这个标准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按照一个模式写，坏人也按照一个模式写，脸谱化、教条化。读者觉得很教条，很干巴，不愿意看。 中国原来的历史传统，比如司马迁的写法，是比较丰富的，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但后来，渐渐地公式化教条化的东西就多起来了。到“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文革”开始的时候否定一切，把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否定掉，到评法批儒的时候，又说法家好，把韩非子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历史成为“文革”工具。人们对这种历史讲述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这是史学危机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从这些弊端当中走出来，解放思想，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开始好起来。 马立诚: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很高。陆游有一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争说蔡中郎。”蔡中郎是蔡邕，东汉才子，蔡文姬的父亲。到了南宋还“满街争说”，这不是热吗？在明末，专讲历史故事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热的程度更令人大开眼界。黄宗羲、吴伟业都为他作传，张岱撰文称颂，南方大军阀左良玉引他为知己，让他参与军机要务。现在的历史热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 雷 颐:中国是史学大国，构成历史热的要素非常充沛，话题多到不可计数。美国才200多年历史，没法比。历史本来应该是热的。以前很冷，不正常。就我国情况而言，历史热应该是一种常态。目前我们称之为热，是因为从前的冷。 关注改革史 马立诚:当前的历史热，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将相身上，同一个帝王的历史，竟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憾。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很有益处。葛兆光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也。”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过去谈历史，总说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不提改革也是推动力。实际上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上台以后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什么贡献吗？农民战争迫使统治者休养生息一下，但这种恢复不可能使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力如浪潮般涌现出来。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早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上的改革，这本书就是我在这方面做的一个探索。 雷 颐:写历代改革很有意义，温故可以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而兴，就是因变坏而亡。总之，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变化史和改革史。 当然，这里包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改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和平时期，社会矛盾的调和与解决，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改革。改革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触动部分人既得利益，因此改革遭到反对、阻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你这本书里的文章我看过了，觉得不错，应该坚持写，坚持研究。 马立诚:我写这本书有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可读性强一点，把每一次改革尽量梳理成一个故事，提供改革案例；二是尽量把中外历史上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写，可以有个对比。 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有人说，中国人屈从于暴力，但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是我这本书要探索的问题之一。探索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好奇心。都说改革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不行，外国的改革同样也是触犯利益，为什么英国宪章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 林则徐、谭嗣同是汉奸吗？ 雷 颐:你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阻力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从某种角度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