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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杨荣国(1907—1978)，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学者，湖南长沙人。 杨荣国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后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遂被迫继承父业，但他终究无意从商。在亲戚的帮助下，他于1925年赴上海求学，后毕业于群治大学，继返长沙，在中学任教。 抗战爆发后，杨荣国参加了当地的文化抗日协会，当时郭沫若、茅盾、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化人均来到长沙，更不用说身为湖南人的吕振羽、翦伯赞、田汉、张天翼、廖沫沙、黎澎等也纷纷返乡参加救亡运动，他们与杨荣国等本地的文教界人士配合，有声有色地展开了救亡文化活动，使长沙一度成为后方抗日文化人的基地。不久，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逼近，杨荣国随众多抗日文化人多次流亡，如1938年第一次逃亡至邵阳，他与张天翼、谭丕模等创办了《新观察日报》，继续宣传抗日；翌年又流亡至桂林、南宁等地，曾在桂林的文化供应社担任编导，编辑出版一些进步刊物;1942年，他第三次流亡，最终到了“陪都”重庆，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史学工作者，并在共同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侯外庐先生在回忆录中曾提及此事。 在后方，杨荣国曾在“计政班”和东北大学等处工作，期间化名“杨天锡”，在《读书与生活》、《群众》、《中苏文化》等一些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抗日战争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热心地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运用于古代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并确立了自觉地将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思想，如他撰写的《孔墨的思想》，即是对当时的国民党借助于孔孟的道统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批判。 抗战胜利后，杨荣国接受广西师院的聘任，赴桂林从事历史教学，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当时这所学校聚集有一大批的进步教育家和学者，如林砺儒、陈翰笙、穆木天、欧阳予倩、宋云彬、谭丕模、王西彦、舒芜等，杨荣国同他们一起，在桂林这座“文化城”，把这所学校搞得像民主堡垒一样。内战爆发后，杨荣国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从事理论斗争，遂加入了“民盟”，当时他曾把自己收藏的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提纲》介绍给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借此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1946年7月，杨荣国因支持学潮，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后与进步学者张毕来一道被捕，关押在南宁监狱。在狱中，杨荣国仍然继续研究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出狱后即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思想史》。 二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杨荣国回到了家乡，他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并被选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民盟中央委员。 当时杨荣国已是知名的“左派”学者，于是不免与一些过去很少过问政治的学者发生了矛盾。如在湖南大学，就曾发生过他与同事杨树达先生不和睦的插曲。谢泳后来在文章中说：“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 三 果然，杨树达先生没有看走眼，杨荣国后来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他以自己的痛苦经历的告诉后人：治学如果脱离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很难不做“尴尬人”的。 早在“文革”后期的“批孔”之前，杨荣国已在共和国历次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锋芒毕露，如批判胡适、梁漱溟以及在“拔白旗”运动中批判中山大学的刘节等，他先后写有《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章。 此后的“文革”杨荣国与众多“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严酷的批斗，除了在“文革”初期他曾被隔离审查，还遭到过非人的迫害，抄家、毒打、扣发工资。被派送到“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其妻子陈慧敏更因受到株连，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后弃家出走，又溺水身亡。 然而出入意料的是，在随后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杨荣国却突然走了“红运”。在经过“文革”的长期审查之后，1973年，杨荣国恢复了工作，此后他还曾任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山大学哲学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党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等。也是在“批孔”运动中，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按照形势的要求，对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作了相应的修订，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因而成为红极一时的“批孔”学者。 在1973年“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杨荣国的文章红极一时，成为各地织学习的典范之作。不过，由于是奉命而作，加上多年意识形态斗争的套路和惯性，这些文章只堪是“帮派文章”，很难说有学术价值。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中说“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几乎是对孔子一味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了。更加不幸的是，如果说杨荣国此前的“批孔”还算得上是一家之言，这时却已完全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等的炮弹了。此后，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杨荣国被“四人帮”牵着鼻子走，进行所谓“周游列国”式的巡回报告(后来舒芜在其随笔集《未免有情》中有一篇《忆杨荣国教授》，其中提到杨荣国最“红”的时候，是“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讲过评法批儒，接着到各省讲学，都是各省省委和省革委领导人到飞机场、火车站迎送，在省报头条上发消息，特号字大标题道‘杨荣国教授来我省讲学•’，正是红遍全国的大‘左派’大学者”云云)，报告中竟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等。到了197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反对阶级的“圣人”——孔子》一书。 在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杨荣国所在的中山大学，杨因“反孔批儒”红极一时，他的一些同人却不同凡响地表现了学者应有的风采。有论者谓：“在这场全国的群众性大批判运动中，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始终坚持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