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吴三桂与陈圆圆居住的王家大院。 2003年，朋友提议，一起去袁崇焕祠堂转转吧，正闲得无聊的汗青答应了。 祠堂在东花市斜街，1952年，北京计划迁走城内所有墓地，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四人联名上书，袁墓得以保留。“文革”期间，祠堂遭破坏，如今这里成了文保单位。 很难描述那个下午的感受，祠堂外到处是工地，人们正火热地开发着房地产，相比之下，祠堂内实在太安静了，游人寥寥，几个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正在敬献鲜花。 北京城的历史实在太悠久，以至于大多数的人忘掉了袁崇焕。“确实该写点什么了。”几乎是一瞬间，汗青动了念头。 这一动念就是整整7年，看着《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终于印刷出来，汗青有点不安：这样偏学术的书会有人看吗？知道“天崩地解”出典的又有几人？ 天崩地解，语出黄宗羲，在那个风雨飘摇、山河易色的时代，他是如此困惑：为什么悲剧无法挽回？为什么先进的文明会被落后者打败？为什么我们总也无法跳出治乱循环的宿命？ “其实，1644年之前，明已经灭亡了。”7年了，汗青最想告诉读者的，就是这句话。 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子孔尚任写作的《桃花扇》，成为中国古代四大戏剧之一。同时，这部《桃花扇》也让阉党余孽阮大铖“臭名”远扬。但是我们不应“因人废言”，忽视他的文学贡献，特别是在昆曲发展史上，他功不可没。 错过明代最伟大文学家 晨报：在书中，您认为阮大铖是明代最伟大的文学家，这是为什么？ 汗青：这个观点不是我最早提出的，清末陈散原就说阮是500年来第一作者，胡适说他是明代唯一诗人，章太炎、陈寅恪对他文学水准也推崇备至。 晨报：在文学史教材中，都称高青丘是明朝第一诗人啊？ 汗青：对比阮，高实在差太多了。阮诗追求唐宋趣味，非常严格。此外，他戏剧水平很高，与“临川四梦”相比，后者文人趣味过重，而阮的剧作情节特别曲折，很有现代戏剧的味道，甚至可以拿来拍电视剧。 晨报：阮大铖文学成就这么高，为何大家不知道？ 汗青：在史书中，阮是“阉党”、“汉奸”，我们惯于“因人废言”，便故意忽视他的文学贡献。在昆曲发展史上，阮功不可没。他离开官场后，在南京创作，一度出现了“无阮不唱曲”的地步，昆曲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峰，但风头过劲，让当地的“地头蛇”文人们很不爽，所以就联手对他进行诋毁。阮死后，其作品散失颇多，只侥幸保存了一部分。阮大铖一生共写了十部剧，如今只存其四，我认为他的文学成就超过了关汉卿。 阮大铖是阉党吗？ 晨报：为什么阮大铖要投靠阉党呢？ 汗青：把阮大铖划入阉党，是历史的误会。在魏忠贤看来，阮大铖是东林党人，在魏忠贤搞的“点将录”中，就有阮大铖的名字。 晨报：那么,为何又成阉党了？ 汗青：阮很有才华，东林党当初也积极争取他，左光斗推荐他到吏部当“副部长”，吏部负责官员考评和升迁，是最重要的部门，当时东林党人魏大中也想要这个职位，两人因此产生了矛盾。左光斗反复权衡，又转向支持魏，阮上任不久，便被逼走了。可魏大中上台没几天，又被阉党陷害，投入了监狱。为掩盖自己与阮争权的事实，就说阮是阉党。魏大中在东林党人中威信很高，他说的话自然是板上钉钉，无可更改。当时一起下狱的东林党人，还有左光斗、黄尊素等，他们都被迫害致死。黄尊素就是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听了魏大中的一面之词，又告诉了黄宗羲，所以后来东林党人卷土重来时，黄宗羲一口咬定阮是“阉党”，把他往死里整。 晨报：据史书记载，阮曾拉住魏忠贤的马缰，提出建议，才让魏忠贤最终下定决心，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这不是事实吗？ 汗青：这是子虚乌有的说法，当时阮正在外地，怎么可能到皇宫去给魏忠贤提建议？后来他也自辩过，但没人听他的。所以他在南明时期，对东林党人也是往死里整。这让东林党人对他更加怨恨，于是，阮又成了“汉奸”。 “士风”是这样被败坏的 晨报：既然都是误会，为什么大家不坐下来解释清楚呢？ 汗青：因为明代到后期，士大夫文化已发展到变态的地步，无事不以道德说事，根本不研究经济、社会、学问等，成了“道德原教旨主义”，比如黄道周、刘宗周，国家危亡若此，他们整天想的却是如何沽名钓誉、自我修炼。明灭后，因对南明的继承人是否合乎礼法规定见解不同，便拒绝称臣，虽后来绝食而死，以保持名节，但这样的士大夫于国于民有什么用呢？简直就是废物。在这种极端的氛围下，大家都在忙着互相指责、自我辩白，怎么可能坐下来谈事情？ 晨报：为何明末士风如此不堪？ 汗青：这与宋明理学的压抑过度相关，压抑越大，戾气就越重。理学本身与现实生活之间存有差距，很容易形成冲突。从理学的角度看，为官要清廉，可是以明代官员收入之低，清廉者又怎么养家呢？缺乏现实基础，信仰就会动摇。正是因为明中后期士大夫普遍失去了信仰，心学才得以发展起来，相比之下，心学更能与当时的环境相协调，但心学与现实之间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信仰与现实相乖，从根本上败坏了明末士风，一方面，是对道德追求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发展成了“道德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文人完全丧失了道德底线，心口不一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们党同伐异，不择手段。 晨报：您的意思是，不合实际的道德信仰必然导致“士风”的败坏？ 汗青：是的，明清之际，许多东林党人表现得很有民族气节，但问题是，他们往往把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实现党派的政治目的做了很多卑鄙的事情。比如马士英战死，黄宗羲在写《明史》的时候，故意写成：据传说，马士英投降不成，被清军斩首。其实，黄和马士英是同时代人，黄完全可以咨询当事人，这绝非难事，但黄宗羲故意这么干，是因马士英是“阉党”，要让他“遗臭万年”。像这样歪曲历史的损招，在《明史》中比比皆是，给人以这样的错觉：明亡于“阉党”，东林党人都是好同志。这就开了恶例，《明史》中充满圈套，很容易上当。 晨报：为一党私利而篡改历史，后果如何？ 汗青：让士大夫阶层整体失去了担当，当道德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时，人们再也不相信道德，反而出现道德荒漠化的情况。明代有“京察”制度，不合格的官员将被罢黜，此前“被革职”是件很丢人的事，可自从东林党人暗箱操作、排斥异己后，被贬官员便面无愧色，他们知道，那并非意味着他们做错了什么，只是不同党派之间的竞争罢了。 明到思宗则必亡 晨报：官员无愧疚之心，则明亡不可避免？ 汗青：是的。明末士大夫阶层价值观彻底崩溃，官员们无廉耻、无操守、无坚持，要么在道德上自我标榜，要么就是不顾大厦将倾，贪腐、内斗不休。黄宗羲说“天崩地解”，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当信仰体系崩溃了，那么，“地解”只是必然的结果。 晨报：可为什么有作为的崇祯反成了亡国之君？ 汗青：历史充满偶然。清军入城时，崇祯带着几个太监准备逃走，结果门闩太重，太监们抬不起来，只好又折回皇宫，自杀了事。历史是由多个条件构成的，改变了其中一个条件，历史会如何？这很难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假设一下，崇祯逃到南京，那么南明内部分裂的情况可能出现吗？崇祯最恨党争，此外他有足够的权威，这样，东林党人为了一党私利，妄立太子的行为就不可能成功，那么，历史会不会重写呢？历史充满偶然，但信仰崩溃，明亡也是必然的，所谓万历之后明必亡，因为万历时期的懒政，导致士大夫阶层价值观已被彻底毁坏，崇祯再有作为，也不可能挽回颓势了，悲剧是早晚的事。 大规模殉难为哪般 晨报：既然道德沦丧，为何明亡时会有那么多人殉难？ 汗青：明亡时如此大规模的殉难，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因为明代“道德原教旨主义”盛行，对普通人来说，他们不了解权力斗争的真相，所以道德对他们的约束力还是很强的。在殉难者中，南方比北方多，因为南方远离权力中心，人们不了解真相，更容易受到家国情怀的感召。而北方地区见证了明末官场的腐败，所以对“道德原教旨主义”持怀疑态度，人们更倾向于犬儒主义，殉难者反而少。出于同样的原因，明末平民殉难的多，官员反而少，像侯方域等还投降了清朝。 晨报：北方殉难人数少是否也与北方农民起义较多有关？ 汗青：有关系。北方民生凋敝，而南方相对富庶，道德信仰的约束力相对会更强一些。 吴三桂确因陈圆圆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