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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匠示人以规矩不为乾嘉作殿军 陈智超和周少川谈陈垣先生——  1924年与北大国学门同仁。  1937年与胡适。  1970年和启功。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垣就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当时他与王国维齐名，王国维去世以后，他又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傅斯年说过“静庵先生(指王国维)驰誉海东于前，(陈垣)先生鹰扬河朔于后。”日本汉学权威桑原骘藏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后，很快发表评论，称陈垣是现在中国历史学者中“犹为有价值之学者”。而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陈师和我在校散步时，自称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庵(王国维)先生，其次是陈垣。 他自学成才的经历于今已成传奇，他的苦学博学、教育实践对今天有何启示？南方日报为此专访了陈垣长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先生。 真正把宗教当作历史文化来研究，是从陈垣开始 南方日报：陈垣在国际汉学界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概括地说，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是什么？ 陈智超：陈垣在史学上有3个方面的成就：元史、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 中国史学虽然发达，但是严格意义来说没有宗教史。之前佛教史、道教史都有，但都是从“卫道”的目的出发，对其他宗教采取攻击的态度。真正把宗教当作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是从陈垣开始。他对现在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中国道教等等，都有研究。别人没有他这么宽广的视野。另外在他看来，宗教史也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史。元史方面，不论他对元史的基本资料《元典章》、《元秘史》，还是对元代的整个评价，一直影响到现在。他还把历史文献学的校勘、避讳、年代、目录学等，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过去校勘从汉朝就开始了，但是把前人和自己校勘经验总结上升到规律性高度，只有他做到了。现在的人都遵循他的基本方法。避讳也是一样。他不仅研究各个朝代避什么讳，还根据避讳反过来鉴别一个文献的年代。这就是比别人高明的地方。所以我们说陈垣，不仅是他的精神可以给后人启发，他的成果也一直可以为后人所利用。 周少川：伯希和对一个学者的评价标准首先是看这个学者有没有对旧学有深厚的根基，全面的把握，而陈垣先生对传统史学有着深度全面的继承；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史学有很多新的发现，包括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物的双重发现，如甲骨文、汉简、敦煌史料等发现即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天地。陈垣先生当时能够在继承旧学的情况下在新史学的前沿阵地与外国学者争雄，因此征服了伯希和。 花大价钱买清人手稿，研究其修改过程 南方日报：陈垣深得清代朴学之三味，而史家邵循正在悼念陈垣的挽联中评价其“不为乾嘉作殿军”。陈垣在治史时，是如何超越乾嘉学派的？又是如何实现传统史料与新史学的嫁接的？ 陈智超：祖父在给我叔叔的信中写的一句话，我认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20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 周少川：乾嘉学派的考据手段比较零散，如运用文字、音韵、训诂、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等方法，但在乾嘉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专学。陈先生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将零散的考据手段加以总结，形成具有法则和范例，可供后人传习和发展的专学。如校勘学，清朝对校勘的说法有很多，陈垣总结为“校勘四法”，使校勘学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法则和体系，直到如今仍然沿用不衰。概括地说，陈先生继承乾嘉学派的方法，又使其上升成为专学。 陈先生充分把握传统史料，同时开辟新的史料范围，运用很多新发掘的材料如明清档案和敦煌经卷，甚至一些为人习见而不知利用的材料，如地方志、碑刻、楹联等等。陈垣先生的考据，能够通过考证贯通史实，说明不同历史现象内在的联系。如果说以前的史学多是一个问题零散的考证，那么陈先生则将这些考证串联起来以对历史做出全面的解释。陈寅恪评价其“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功力”，意指陈垣先生不是简单的考证而是将考证结果加以贯通和综合分析，以解决一些历史问题。 南方日报：和很多学术大师不同的是，陈垣是自学成才，他治学的门径对今天的学子有何启发？他曾10年如一日埋首《四库全书》，这对今天日益浮躁的学界又有何借鉴？ 陈智超：当时陈垣的地位已经相当高，他能这么坚持地埋首《四库全书》，难能可贵。但是对于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治学态度来说，又是最正常不过的。对一个学者来说，不应该把知名度看成一个目的。像现在有抄袭、假学历的现象，因为规定一定要博士文凭，一定要在什么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所以滋生出学术腐败、欺诈等怪现状。傅斯年对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青年人说，好好读3年书，不要急着写文章。现在做得到吗？3年不写文章怎么办？肯定被踢出去了! 周少川：第一，陈垣先生自言：“治学无捷径，唯一的体会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恒。”第二，他提倡“言必有据、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强调写文章不要哗众取宠，而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提出搜集材料要“竭泽而渔”。第三是他要求“不说闲话、力求创新”。看到很多论文空话太多，于是就特别反对这样的文风，提倡“理要讲清楚使人心里服，话要讲明白使人看得懂，闲话不说或少说。”在学风上则力求创新。教子“凡论文必须要有新发现新解释方与人有用”。第四，陈垣强调谦虚谨慎精益求精。他自己曾经花大价钱买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过程，了解前人是怎样做学问的。而且做完文章都喜欢拿给朋友看，胡适，陈寅恪等学者都是他的朋友。他拿文稿给不同水平的人看，认为给水平高的人看受教益，给水平低的人看则有新知。且“文章写成之后要多置时日”，认为如此一来，一者或许有新的材料补充，二者或许有所修正。精益求精。于今难得。 陈垣不是纯学院式学者，但不能跟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划等号 南方日报：陈垣解放前任辅仁大学校长，解放后又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一生树人无数，桃林芬芳。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一直坚持上课，从不迟到和请假，破格录用启功这样学历不高的老师……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经典形象。同时陈氏一门三代，自陈垣至陈乐素至陈智超，皆为良史。能不能谈一下他在教育方面的独到之处？ 陈智超：陈垣先生作为一个大史学家，了解的人较多；作为一个大教育家，大家了解认识得还不够。当过几十年老师的人不少，这个基础上，他有科学的教学理念。他对学生一方面严格要求，一方面以鼓励为主，身体力行。他培养出的很多学生成了各个领域的带头人，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一些全国知名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他的学生。启功虽然没听过他的课，但耳提面命，受他的影响很大。他在课程上很多创新，有几门课程是他开创，一直延续到现在。值得一提的是，他开了大一国文课。当时在辅仁，不论文理科，一年级学生都要学习这个课，有时是他自己亲自教课，也选拔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老师来教，比如启功和周祖谟等等。现在的大学很重视英文课，但哪一个开了国文课？又有哪一个大学校长亲自教这门课？ 周少川：陈垣先生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在中小学教书时就带学生采集标本，在医学院教课也特别重视解剖课的教学。在教授历史学时，特别重视史源学的学习，专设史源学实习课指导学生。 陈垣先生非常重视教师的教育，认为“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他把教育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非常投入，曾写诗云“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 南方日报：陈垣被毛泽东誉为“我们的国宝”，他的史学贡献有目共睹，但我们也知道，他在早年曾经做过报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