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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票友”中能产生史学大家吗?

http://www.newdu.com 2017-12-28 新京报 佚名 参加讨论

    近年来,在多种文化元素助推之下,通俗历史写作形成热潮,众多非历史研究专业出身的作品成为读者与市场的宠儿。而另一方面,一些专业的学院史学专家对“历史票友”的作品多有批评。本期沙龙特邀请历史学家吴思、历史学家刘后滨、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及作家十年砍柴、张宏杰、许晖等,就通俗历史写作的现状及“历史票友”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吴思:历史学家,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为近年通俗历史写作的领军人物。
    刘后滨: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致力于隋唐史研究。
    朱大可:文化批评家,学者,著有《流氓的盛宴》等。
    十年砍柴:知名网络作家,著有《闲看水浒》、《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等。
    张宏杰:作家,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
    许晖:作家,著有《乱世的标本: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人格症》等。
    历史票友/学院史学
    学院史学朝上,历史票友朝下?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历史学家是谁?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吴思:这个问题难以一言以蔽之。比如说司马迁,你非看他的书不可,但是,我看得最多的是《明史》。它不是司马迁写的,但又是模仿司马迁这个路子。我看年鉴学派如布罗代尔等人的作品,也会深受启发,再比如黄仁宇那种比较,也很有启发。我把《史记》和《明史》当史料读,说哪部书对我影响大不好说。
    刘后滨:作为历史学的从业人员,我最喜欢的历史学家,在古代是司马光,在近现代是陈寅恪。《资治通鉴》和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我受影响最大的著作。陈寅恪著作吸引人之处,关键在于他有一种很深的关怀,在对各种史料钩沉索引的基础上,对古人寄予“同情之理解”。
    十年砍柴:还健在的史学家,我最喜欢的是余英时先生。因为自上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提出新史学之概念后,随着民国时代的大史学家先后凋零,大陆几乎没有余英时先生这样有着深厚的中国史学功底、又有西方史学视野,且对各种治史方法兼容并蓄的大家。
    如果吴思先生算票友的话,那么在学院以外的“票友”中间我最喜欢吴思先生。他从死的史料中看出了活的社会规律和历史因缘,他对我等这些后起的“票友”有极大的影响和鼓舞。
    新京报:怎样看“历史票友”这个词?历史票友与学院派水火不容吗?
    十年砍柴:我实在想不到比“票友”更合适的词。
    历史票友大多和大众贴得更近,他们的写作和研究能在民间引起更大的影响,而学院派在很长时间眼睛朝上,好像学问是为给他们拨经费的人做的,不过他们的专业训练方法对票友应有相当的启发。
    刘后滨:我基本认同历史票友这个概念。历史这个学科是需要严格训练的,不是说你喜欢它,你就能够成为从业人员。我觉得,历史票友和历史专家的写作是两种路数。历史剧导演也可以算是票友,有人说要气死历史学家,他们好像认为,你们讲的都是被套死了的,他们认为,自己更接近历史真实。我是不太赞成这个的。所谓票友,很大程度上是靠媒体炒起来的,而媒体是有霸权的。票友如果不接受专业人员的批评,很容易走偏。
    朱大可:我不太同意“历史票友”这个概念,这显然是一种鄙视性说法,也是史学界自命为正统的例证,用“趣味历史”为他们的写作命名,应该更准确些。现存的历史叙事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学院派的方式,第二是戏说的方式,第三种方式介于这两者之间,也就是既有历史考据,又渗入个人想像力,显示出文学化和趣味化的特点。这三种途径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以上三种谈历史的方式,都有可能出现优质产品,也都有可能出现垃圾。
    这不是因为它的类型有什么问题,而是研究者自身的能力问题。像赵柏田的《岩中花树》,许晖的《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都是趣味历史中比较优秀的著作。
    吴思:历史票友这种说法,我觉得你说什么人家能懂是什么就行,管他认同不认同。有人说我是票友,票友就票友呗。
    我觉得学院史学专家长处挺多的。比如,王家范写《中国通史》,我就觉得挺不错。我的朋友雷颐,也做得很好。再比如秦晖,他条分缕析的辨别力,那种分析透彻的学问都挺高明。就我自己来说,受的是文学训练,对于社会史、经济史,脑子里就没什么框框。对于一些了不起的观点一知半解或者不知道,所以没有神圣感,敢瞎想,瞎想出来也敢瞎说。我脑子里没装那么多,写的时候就是傻人傻大胆,不至于写到一半就自我否定。
    许晖:在我看来,没有所谓历史票友和学院派史学家之分,进行如此区分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对历史阐释话语权的垄断,对学术资源和学术经费的独占,要么是可笑的优越感作怪。
    历史票友/现实情怀
    历史写作为了向今天开放
    新京报:历史票友埋头于古代历史,是对现实的回避还是另一种关注?
    刘后滨:我觉得是对现实的关注。
    吴思:就我自己而言,埋头故纸堆主要是对现实的深究。如果你要研究人类的某个疾病组织,就肯定没有什么现实不现实。如果你研究一件事,今天和昨天,和100年前完全没什么区别,那么就无所谓历史和现实了。在这个意义上,你顺着往下看,可以看到更多次的重复,看得更深,看得更远,解决方法管用不管用,一路看下来,你说这是对历史的深究,一点没错。
    你要说是对现实的回避也没错,你这样深究,写出来的东西,在报纸上能发吗?写历史就发的了。
    十年砍柴:中国的古代历史从来不是僵死在历史的隧道中,它对当下一直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所以谈回避说不上,在目前的言论环境下,我认为是另一种关注。
    朱大可:这里面显然有多种情况的并存,但我认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从来就是为了向今天开放而存在的。那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叙事者一定是有当下意图的,这种意图就会内在地改变你的视角、选材和结论,历史阐释是无限开放的,每个时代所阐释的历史都不一样。阐释者投入自己的当代性。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对错可言。
    许晖:不,这不是回避,这是“曲线救国”。
    新京报:中国历史的主角多为帝王将相,沉默的大多数在哪里?
    吴思:我觉得古人这么写历史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历史上,决定老百姓生活得好点坏点,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治,是兴是衰,就是由帝王将相来决定的。从单个来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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