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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哈布斯堡君主国是16世纪20年代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奥地利与匈牙利王国、波希米亚王国联合形成的政治组合体。当斐迪南一世（ 1521－1564年在位） 继任奥地利大公并开始创建中欧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时候，面临国家内部分裂割据、外部奥斯曼帝国入侵和国内外宗教纷争的严峻挑战。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斐迪南一世加强维也纳宫廷的中央政治和军事机构建设，增强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控制，进行统一国内的财政和税收的改革，并采取灵活而务实的宗教政策维持国家的政治统一。尽管斐迪南一世的改革因同贵族妥协而存在局限性，但它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为哈布斯堡君主国从封建性王国联合体向近代领土国家转变奠定了基础。因此，斐迪南一世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奠基者和该君主国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开创者。 关键词: 哈布斯堡君主国; 奥斯曼帝国; 斐迪南一世; 中央集权化 作者简介：宋保军，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崛起的影响（1520～1606）”（12H032）；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奥斯曼扩张对近代早期欧洲国际体系转变的影响（1453～1648年）”（12JK0185）。 16 世纪，西班牙、英格兰和法国等西欧国家君主加强中央集权，使自己的国家从中世纪的封建王国向近代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转变。在中欧，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奥地利与匈牙利王国、波希米亚王国于16世纪20年代联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组合体——哈布斯堡君主国。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第一任统治者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1521－1564年在位）努力加强中央政治机构建设和对匈牙利、波希米亚的统治，整合自己的领土，对新形成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向近代领土国家转变和近代中欧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国外史家将斐迪南一世视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奠基者。那么，哈布斯堡君主国是如何在中欧形成的? 斐迪南一世进行了哪些中央集权化的改革措施?为什么国外的一些史学家将斐迪南一世视为该君主国的奠基者? 关于这些问题，国外学者有一定的研究，但往往将斐迪南一世在神圣罗马帝国层面的政策与其在自身领地内的政策混合来谈，对其改革的背景关注不足，而我国学界则基本未予关注。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欧洲近代史上这一重要君主国的形成和斐迪南一世的中央集权化改革对哈布斯堡君主国乃至近代欧洲历史变迁的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在三个方面对以往研究有所超越: 一是将斐迪南一世的中央集权化改革置于当时哈布斯堡君主国国际冲突与国内斗争交互作用的宏观背景下，将外部压力和内部需要结合起来论述；二是从哈布斯堡君主国建立与发展的视角，追溯哈布斯堡君主国早期的中央集权化建设过程；三是将斐迪南一世改革的特殊性与领土国家建设、欧洲历史发展的一般潮流结合起来，分析其改革的局限性和特征。 一、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形成和斐迪南一世面临的挑战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和联姻政策的结果，同时也与奥斯曼帝国在中欧的扩张密切相关。该君主国复杂的形成背景使得其第一任统治者斐迪南一世自始就面临严峻挑战。 1519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93－1519年在位）驾崩，其长孙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1516－1556年在位）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称查理五世，并承继了家族对奥地利和阿尔萨斯的管治，从而成为整个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此后，查理五世为首的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欧洲和新世界的大片领土——家族世袭领土奥地利、尼德兰、勃艮第、西班牙、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撒丁岛、那不勒斯王国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等。广阔的领土同时意味着广泛的责任和义务。德意志新教改革爆发后，查理五世不仅要处理宗教问题，同时还要应对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战争和镇压西班牙内乱。为了有效处理哈布斯堡家族领地内外的挑战和管辖如此广阔的领土，查理五世同其弟弟斐迪南于1521 年和1522 年分别达成《沃尔姆斯协定》和《布鲁塞尔条约》，两人分管家族领地。根据这两项条约，斐迪南获得了家族世袭领地奥地利的统治权，成为斐迪南一世。 斐迪南一世成为奥地利的统治者后不久，奥斯曼帝国在中欧的扩张为其统治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客观上提供了条件。1521 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Süleymanthe Great，1520－1566年在位）率军攻占贝尔格莱德，“打开了那扇野蛮人通过它进入欧洲大陆蹂躏匈牙利的大门”。1526 年，奥斯曼军队再次进攻匈牙利，并在莫哈奇战役中击溃匈牙利军队。斐迪南一世的妹夫兼妻兄——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国国王路易二世（Louis II，1516－1526年在位）也死于沙场。斐迪南一世利用之前哈布斯堡家族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前国王的婚姻和继承条约，成为匈牙利与波希米亚王国的国王。从此，通过中世纪式的联姻与继承，斐迪南成为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共同的统治者，中欧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也由此形成。 尽管斐迪南一世成为新形成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君主，但是他同时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严峻挑战。首先，斐迪南一世即位之初，他的领地四分五裂，且存在着反抗他的叛乱。在新形成的国家内，斐迪南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因为各王国的等级会议和各州的州议会常常各自为政，各地区的行政和司法体系都不尽相同。德意志、斯拉夫、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众多不同的民族、语言和身份更使哈布斯堡君主国成为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种族和宗教文化上五彩缤纷的大杂烩。因此，16世纪20年代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是“一个拥有各等级的君主国的联合体组成的君主国联盟和一个由复合型国家组成的复合型国家”，或说封建王国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斐迪南一世最初仅被布拉格等级会议承认为选举产生而非继承的国王，而波希米亚王国的其他各州——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上、下卢萨蒂亚——不认可布拉格的决议; 在匈牙利等级会议上斐迪南不得不庄严宣誓维持匈牙利王国的自由。此外，奥地利贵族们并不欢迎从小在西班牙长大的斐迪南，1522年还发动了叛乱。对于斐迪南一世来说，国家内部封建性的分裂割据和叛乱使他的统治面临严峻考验。 其次，斐迪南一世在国家外部面临着抵御奥斯曼人入侵和与约翰·扎波利亚争夺匈牙利王位的激烈斗争。莫哈奇战役之后，奥斯曼帝国对哈布斯堡君主国构成了持续性威胁。奥斯曼军队还继续向西扩张，于1529年9月底至10月中旬围攻维也纳城，险些攻占这个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中心。此后，奥斯曼人又于1532年、1537年、1541年、1543年、1551年、1552年和1566年等多次大规模进攻中欧，并在匈牙利中南部建立了直接统治权。奥斯曼帝国的持续进攻和威胁使斐迪南一世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成为基督教世界抵抗奥斯曼人的最前线。对于面积仅有45万平方公里、人口仅650～700万之间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来说，16世纪20年代末就已拥有150万平方公里土地、1300～1400万人口的奥斯曼帝国乃是一个庞然大物。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实力，斐迪南一世时常处于备战的紧张状态。此外，斐迪南一世还不得不与一些匈牙利贵族支持的原特兰西瓦尼亚公爵约翰·扎波利亚争夺匈牙利王位。1527年9月26日斐迪南击败扎波利亚，占领布达，于12月宣布自己为匈牙利国王。扎波利亚则向奥斯曼帝国苏丹求救，遂有1529 年的第一次维也纳之围。 最后，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复杂的宗教斗争是斐迪南一世面临的又一难题。由于查理五世忙于同法国的战争、西班牙的叛乱和意大利的事务，将神圣罗马帝国1517 年爆发的复杂的宗教事务和世袭领地抵抗奥斯曼入侵的重任交给了斐迪南一世。作为奥地利、波希米亚和部分匈牙利的统治者，斐迪南深知奥斯曼威胁的严重性和抵抗奥斯曼人入侵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同时作为皇帝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他同时面临着解决帝国内复杂的宗教问题的任务。当斐迪南忙于参与神圣罗马帝国1521年、1526年、1529年、1532年的帝国会议解决宗教问题的时候，来自哈布斯堡君主国东部边境的奥斯曼人入侵的消息总是影响甚至打断帝国会议的进程，使斐迪南一世首尾难顾。而且，当新教在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迅速传播开来的时候，哈布斯堡君主国内的宗教争论也颇为激烈。 因此，在面临内忧外患和复杂宗教问题的背景下，如何在自己领地事务与神圣罗马帝国事务之间做出选择，如何整合自己诸领地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成为斐迪南一世面临的当务之急。正是在此情况下，斐迪南一世开始了一系列中央集权化的改革。 二、中央政治机构建设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和宗教环境，斐迪南一世深知加强自身领地安全和实力的重要性，因此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事务置于神圣罗马帝国复杂的宗教事务之上，多次在宗教问题上向德意志新教诸侯让步，以赢得他们对自己抵御奥斯曼人入侵的军事支持。基于这一政治理念，斐迪南一世开始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中央集权化建设。 从政治整合的观点来看，斐迪南一世建立的对所有领地或王国拥有效力的那些机构比在各个领地内的政治改革更为重要。斐迪南在奥地利实施的改革措施就是如此。因为维也纳是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中心，也是斐迪南一世的宫廷驻地，所以斐迪南在维也纳实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不仅是加强奥地利各州的中央集权化措施，同时也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具有效力。1522年，斐迪南一世借下奥地利和维也纳爆发动乱的机会取缔了维也纳城的自治权、裁判权和货币铸造权，从而有效地控制了首都。1527年1月1日，斐迪南一世颁布加强王权的“王国法规”，开始重组中央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枢密院。枢密院拥有较大权力，是中欧整个哈布斯堡君主国行政体系中处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枢密院最初由六人组成，决定朝廷事务、王族政策、财政、军事和外交政策。斐迪南正是通过这一机构利用抵御奥斯曼帝国入侵的需要加强对部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资源的控制和利用，从而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而持续的基础。 斐迪南一世还在维也纳建立宫廷司法处、宫廷办公厅、宫廷会议厅等机构。宫廷司法处为最高司法机关，主要由枢密院的成员构成。宫廷办公厅是行政机构，拥有对世袭领地的管辖权，处理神圣罗马帝国的公共事务，一定程度上也处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事务。该机构将经济部门的功能与在维也纳、因斯布鲁克、布拉格和普雷斯堡的财政机构的监督功能结合起来。宫廷会议厅是斐迪南一世尝试建立的对自己所有领地都具有效力的最高议会，由每个王国和领地都派代表组成。但斐迪南一世1528 年在布尔诺，1530年和1541年在林茨、1534年和1541年在库特纳霍拉（库滕贝格）或布拉格组建宫廷会议厅的努力因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贵族的竭力抵制而未能如愿。于是斐迪南于1541年和1559年再次重组宫廷会议厅，并越来越将其注意力转向法律事务和司法实施。 此外，抵御奥斯曼帝国侵略的迫切需要使得斐迪南一世通过征兵、统一军事行动和相应的财政政策来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力，并使一些战时政策和机构逐渐变成常设性制度和机构。经过长期努力，斐迪南于1556年11月设立了由5个顾问和一个主任组成的宫廷最高战争会议，对军事行动拥有最高控制权，负责哈布斯堡君主国在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防御，组织军队抗击奥斯曼人入侵。同时，它还负责征兵、军事装备的供应和维护，尤其是满足兵工厂和军火库的需要。该机构是在匈牙利的长期战争引起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军事事务制度化的结果。早在1529年奥斯曼人围攻维也纳时，斐迪南一世任命奥地利贵族为军事顾问和军事监察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对土耳其人的防御和同约翰·扎波利亚国王的战争，有时也参与同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事务。因为奥斯曼帝国威胁的长期存在，使得最高战争会议在哈布斯堡君主国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哈布斯堡中央集权化的缓慢进程中以及在其绝对主义结构中，它一直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行政管理和军事运作的需要，斐迪南一世还在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建立了一套邮政系统。邮政系统有利于维也纳的战争会议与匈牙利战场之间以及宫廷财政署和匈牙利财政署之间的联系。到1583年，维也纳的宫廷邮政局长的控制区域包括上下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大部分匈牙利控制区。“这在通讯方面是一场无可争议的革命，并与军事和财政事务的重组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最后，为了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贵族共同体和以奥地利为行政中心的君主国，斐迪南一世也做出了许多努力。斐迪南一世学习中欧多种语言，以使自己更容易被奥地利的贵族们接受。他还让儿子们和年轻贵族学习多种语言，以建立超国家的贵族阶层来维持哈布斯堡家族在中东欧的政治存在。 斐迪南一世的中央集权化改革使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维也纳宫廷变成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联合宫廷和权力与行政组织的中心，也成为各个王国政治精英们最重要的协调和交流中心，以及君主国“最有效的中央集权化机构”。在这个宫廷中，16世纪50年代中期的朝臣数量接近550人，其中大多数是奥地利的贵族，而不再是斐迪南一世统治初期的尼德兰人或西班牙人。 三、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控制的加强 在加强君主国中央集权建设的同时，斐迪南一世利用同奥斯曼帝国作战的需要，加强对所属匈牙利地区和波希米亚地区的控制。 在匈牙利，斐迪南一世使匈牙利王位继承世袭化，这是他统治时期的一个重要功绩。他清楚地认识到，匈牙利领土对于防御奥斯曼人入侵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它还能为自己提供税收等益处。“与奥地利或波希米亚各州相比，斐迪南在匈牙利的政治努力不能通过牺牲各等级和他们的组织的代价来完成。一方面，成功的防御奥斯曼人需要做出重大的妥协; 另一方面，反对各等级的坚定立场可能增加约翰·扎波利亚和其子追随者的数量——而这将造成悲惨的结果”。因此，斐迪南不得不缓慢且逐步地加强对匈牙利属地的统治权。当他被匈牙利贵族承认为国王的时候，不得不宣称自己是议会自由选举出来的，维护这个王国的法律、制度和习俗，不把他们各自的地产等让渡给外国人。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威胁的增强和抵抗奥斯曼人的需要，1539 年他借机提议匈牙利议会承认他是凭世袭权获得王位的，尽管最初未能如愿，但当奥斯曼人开始在大部分匈牙利地区建立直接统治权的时候，匈牙利议会于1547 年宣布永远接受斐迪南本人及其继承人的统治和权力。1563年，匈牙利议会同意在斐迪南一世在位时为其子马克西米利安加冕。另外，为了加强王权，斐迪南一世从1531年伊斯特万·巴托里死后就不再任命首相（the palatine），将原来首相的权力分割给多名官员，并加强对其他高级官员的控制。 在波希米亚，斐迪南借1547年各等级参与新教叛乱之机，用自己和其兄长查理五世的军队镇压了布拉格叛乱，剥夺了一些叛乱贵族的财产，并加强自己的权力。他宣称拥有行政权和任命官员的权力，并首次宣布他对波希米亚王位的世袭继承权。1548年，斐迪南一世建立了布拉格王室上诉法庭，作为最高案例法庭和法理渊源法庭，并具有民事审判的最终决定权。他还在布拉格任命了王室法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王室的司法权。在行政方面，斐迪南在波希米亚各州都成立两个政务会议。波希米亚枢密院在整个波希米亚王国内拥有最高财政权，并管理日常收入、征税、矿业和铸币。斐迪南一世正是通过波希米亚枢密院从波希米亚获得尽可能多的贵金属和收入。 总之，“斐迪南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在全部领土上树立君主权威、建立新的国家机构和加强中央对旧机构的控制权”。正是通过加强中央政治结构建设和增强对匈牙利、波希米亚的控制，使得斐迪南一世的统治拥有了比较可靠的政治基础，以应对来自国家内部或外部的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