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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宗教性、宗法性、神圣性是中元节的基本文化特色。中国中元节与道教的“地官”信仰、本土化佛教的盂兰盆会等节日及信仰有着直接关联，而西方的万圣节则仅仅关联宗教。基于农耕经济的宗法文化决定中元节的宗法性：祭奠血族先祖是中元节的核心内容，家庭或家族是实施的祭奠主体或祭奠单位，而当今万圣节没有祭祀节俗。尊崇天神的尊天意识与慎终追远的孝道意识构成了中元节的神圣性，而西方尊神意识未曾进入万圣节视域，个体自由等价值意识使万圣节无关孝道。 关键词：宗教；宗法；祭祀；中元节；万圣节 “中元节”本是道教节日，但现在已经成为融古老“七月望”、佛教的盂兰盆节于一体的“综合性节日”。中元节与“万圣节”（包括“万圣除夕”——All Hallows’Eve）分别是东西方的“鬼节”，比较二者的异同，一直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疏漏，甚至出现谬误。例如，对两种鬼节的对比往往流于现象列举，对本土中元节的讨论相当粗疏，甚至得出片面的结论，而片面的结论又被以讹传讹地互相转抄。因此，有必要以西方万圣节为参照，探讨中国中元节的基本文化特色。 中国中元节的文化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宗教性 部分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欧美等西方国家大多信奉宗教，因而西方的万圣节与宗教密切关联，而宗教介入中国人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有限，因此，中国中元节的宗教性淡薄。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元节就是源于宗教，若将中西鬼节放在传统层面考察，我们会发现：中元节有着更浓郁的宗教色彩。 不可否认，西方的万圣节与古老的“原始宗教”及后来的“理性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与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广义）的关系紧密；然而，东方的中元节直接关联宗教，其节日活动也在宗教层面进行。 部分学者认为，中元节与道教有着更多关联。牟钟鉴认为：在夏商周三代，随着阶级的分化、国家的形成及其体制的完善，多种多样的原始宗教最后发展为“国家宗教”，而天神崇拜是“国家宗教”的内容之一。道教是影响较大的“国家宗教”。道教认为：神界存在天、地、水三官大帝，三位天神分别掌管天、地、水三界或上中下“三元”，其具体职责或“神力”分别是：上元天官紫微大帝赐福、中元地官清虚大帝赦罪、下元水官洞阴大帝解厄。这“三界天神”的诞辰分别是：上元正月十五（“元宵”）、中元七月十五、下元十月十五。地官清虚大帝在民间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因为此神于七月十五普渡孤魂野鬼，有罪之人也可在该日祈求赦罪。值此“赦罚之辰”，各地道观作斋醮荐福。道家经典《修行记》云：“中元日，地官降下，定人间善恶，道士于是夜诵经，饿节囚徒亦得解脱。”从相关资料看，早在三国时期，“三界天神”就被广泛崇拜。例如，《三国志·张鲁传》记载：张鲁的祖父张陵“造作道书以惑百姓”，“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宋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解描述了“五斗米道”张陵“惑百姓”的方法：“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张陵消灾治病方式是将病患姓名及“悔罪书”写成三份，分别置于山上、地下、水中，向三官告解忏悔，并祈求安康。由此不难看出“三官”或“三界天神”在三国时期的地位、影响以及“地官”赦罪信仰的存在。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促进了中元节的兴盛。马福贞认为：魏晋以来，社会尊崇门阀望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唐代自李渊始，视道家学者老子为李氏家族始祖，以李耳后裔自居，唐高宗、唐玄宗等皇帝多次为老子“加封”，唐玄宗后来又规定七月十四、十五是中元斋日，官民禁屠素食，随后自己身体力行。时至宋代，官、民、僧、道都看重中元节，官府经常组织或参与祭祀鬼神的仪式与游乐活动。作为本土宗教节日，中元节在发展与演变的历程中不断吸收孝文化内涵，时至今日，尊崇地官、求其惩恶扬善、主持正义的节日因素所剩无几，而孝亲祭祖的风气日趋浓重。 中元节的另一重要内涵是来自印度的佛教。佛教融入中元节，似乎始于魏晋。佛教的原始教义漠视世俗人伦关系，主张禁欲、绝亲、不敬王者。正如唐朝韩愈所言:“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然而，本土文化对外来佛教进行了中国化，最终使其成为富含尽忠尽孝内涵的宗教。印度佛教仪式中追荐祖先的“盂兰盆会”、勉励教徒孝顺先辈的《盂兰盆经》，似乎是佛教与中元节结合的切入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佛教的轮回观念竟演化出超度先祖的佛事，衍生出超度、祭奠鬼神的盂兰盆节。——梵语“盂兰盆”（Ullam-bana）意为“救倒悬”，但当时将这一音译词附会为盛物的盆器，梁武帝时依此制造出盂兰盆会。南朝梁代官员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七月十五》记载：“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还描述了各地寺庙的盂兰盆节盛况：“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后来，人们又对梵文《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故事进行本土的孝道阐发，生发出盂兰盆可解已逝先人倒悬之苦的“教义”。时至今日，每逢阴历七月十五，佛教寺庙大多会举行净坛绕经、上兰盆供、众僧受食等仪节，而民间的一般举行烧纸钱衣物、放河灯等祭奠活动——无神论的印度佛教在中国民间衍化出祭祀天神（“菩萨”）、祖宗及“野鬼”的民俗。 除开上述两大源头外，中元节还与中国久远的“秋尝祭祀”祖灵崇拜宗教有着源流关系，限于篇幅及相关文献的驳杂，对此暂不讨论。 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中国的中元节与宗教有着渊源关联。尽管现在人们认为西方的万圣节与基督教有着关联，但这种关联是间接的。例如，从万圣节的相关活动中可见《圣经》故事的投影，与万圣节关联的鬼神敬畏则与后来基督教的天国想象及魔界憧憬密不可分；但这些影响未能直接促成万圣节。此外，某些带有宗教因素的民俗或事件与万圣节有一定关联，但不是促成万圣节的主因。例如，古代和中世纪，生活在英国大不列颠群岛和法国北部的凯尔特人确定10月31日为收获节以感谢“太阳之神”的恩惠，罗马天主教堂于公元835年宣布11月1日为教堂的节日（All Saint’s Day），用以纪念活着的和已亡的圣徒，然而，后来的万圣节并不包含庆丰收或祭奠亡灵的节俗。我们由此认定：古老的民俗或罗马教会的命名与后来的万圣节运作没有直接关联。从总体上看，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已经渗入社会的每一角落、构建了西方的文明史，如人名、地名等就与具体的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至今人们尚未找到宗教促成万圣节的直接证据。正如张彩霞所说：万圣节既不是“独立日”等国家性质的节日，也不是宗教节日。康志杰从宗教文化角度研究西方节日，在其著作《基督教的礼仪节日》中陈述：西方节日多与宗教崇拜神灵的庆典相关联，但万圣节不在他考察的几十种宗教性节日之列。相关典籍表明，进入“理性宗教”时代后，万圣节“节日活动”宗教仪式逐渐消失。由此可见，万圣节虽然关联宗教，但其宗教性较为淡漠，而中元节与宗教有着直接关联，节日活动富含宗教节俗，因而其宗教性远远高于西方的万圣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