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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圣性 与西方的万圣节相较，中国的中元节具有庄重、圣洁等特征。有两大因素决定了中元节的神圣性。 一是尊天意识。 尊天意识（狭义），在此是指尊崇、敬畏天神的心理。广大“俗众”的尊天意识决定了中元节的神圣性。在道教层面，人们敬拜主宰天地的大神玉帝、执管天地水的三官、神灵化的道教始祖老子等神众，在佛教层面，人们敬拜天神化的释迦牟尼（Sakyamuni）等天神及“观音”等中国化的“菩萨”，这两大敬拜使中元节显得庄重、圣洁。元明之后，随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等神灵走出话本和杂剧而进入民间，中元节又增添了新的敬拜对象，同时也为中元节增添了几分神圣。在现代文明之光没有普照中国大地之前，中国人在中元节拜祭天神之际肯定是满怀虔诚与敬畏；在当代许多地方，或局限于祭祀礼节氛围的规范，或受制于“有神论”遗绪的控制，中国人在中元节的相关祭祀活动中仍然循规蹈矩，包括受过无神论淘洗的知识分子。 与此相对，进入“理性宗教”时代之后，欧洲的万圣节日趋“世俗化”、游戏化。因为耶和华、圣母玛利亚、耶稣等“上帝”级别的天神未能进入万圣节的视阈，所以万圣节毫无神圣可言。古希腊奥林匹亚山上的天神及朱庇特、阿波罗等罗马诸神向来未曾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因而他们即使走进万圣节，也不会增添节日的神圣因素。至于死神萨曼、寻找替身的恶灵和骑着扫帚的巫婆，他们是人们在万圣节特别提防的对象，而不是敬拜的对象。 因此，尊崇天神的尊天意识赋予中元节神圣性。 二是孝道意识。 从儒教伦理的角度看，祭奠先人是孝道孝行的具体表达，也是对孝道的张扬，因此古人看重祭奠先人。《礼记·祭统》曰:“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孝经·孝纪行》云：“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祭则致其严”，就是祭奠的庄严肃敬。古人认为：“祭者，教之本也。”（《礼记·祭统》）。因为，在古人看来，祭礼遵循祖先崇拜的礼制，蕴涵丰富的人伦内涵，而祭奠行为是实行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是感谢列祖列宗的养育之恩的具体行为，即所谓“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祭奠先人或先祖，是诸多中国节日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元节的主要节俗或核心仪式，因而孝道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祭奠活动的庄严肃敬，决定了中元节的神圣性。 在孝道层面，西方万圣节与中国中元节不存在关联点，因而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因为，以欧洲为主体的“西方”没有倡导孝道，万圣节一直没有祭奠先祖等与孝道相关的节俗。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构成、强调人格独立及个体尊严的基本价值理念、由“契约”决定的人伦关系，决定了西方社会与孝道的距离。——《圣经》的“十戒律”和天主教及路德宗的“十诫”中皆有孝敬父母的条款，但孝道伦理并未出现在西方。因此，从孝道意识角度看，神圣性是中元节独有的禀赋。 从总体上看，中国中元节敬拜神灵的虔诚敬畏、祭奠先祖的庄严肃穆，与西方万圣节狂欢的放纵恣肆、浪漫张扬形成鲜明对比，但我们必须说明：中元节也有其欢愉游乐的一面。例如，从古至今，无论是寺庙道观敬拜神灵，还是民间祭奠先祖、膜拜天神，往往都有与之相伴的娱乐活动，“神人同乐”的场景经常出现。冯尔康、阎爱民等学者认为，庄重肃穆的敬拜与演戏、杂耍、乐舞等活动的欢愉并不矛盾，因为神仙与先祖也喜爱戏乐，而祭奠之后的娱乐活动具有“娱神娱祖”的作用。当然，中元节的游乐“指数”肯定远离恣肆放纵，在“中和”范围之内。如今的万圣节，尤其是美国的万圣节，已经成为成人参与的狂欢节，而中国中元节游戏化、娱乐化的可能性极小，因为祖宗崇拜的神圣与庄重等因素制约了戏谑化倾向。 总而言之，比照西方的万圣节，中国中元节具有宗教性、宗法性、神圣性等文化特色，而农耕经济、文化底蕴、民族心理等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元节的文化特色。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05期。注释从略，详请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