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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鲁班会看清至民国初北京的祭祀组织与行业组织 据现存东岳庙的碑刻资料，明清时期京师民众组成了相当多的善会祭祀组织，这些组织或多或少与东岳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鲁班会，或碑文中所称鲁祖会、鲁班圣会、鲁祖圣会等，就是这些组织中之一。 由于鲁班并非像关羽、观音等神那样具有多重神格，而只是特定行业的祖师神，因此从成员来看，这样的祭祀组织就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但它又不等同于某一个行业组织，它往往容纳了若干个信奉鲁班的行业。可以说，鲁班会既是行业色彩很浓的祭祀组织，又可能是一个超越了具体行业的组织。因此，对这些祭祀组织的研究，必将突破过去在行会研究中将鲁班会等祭祀组织等同于行会、或将祭祀活动视为某个行会的精神文化活动之一而稍稍提及的做法，去正面分析作为祭祀组织出现的鲁班会的祭祀活动，挖掘出它的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当时的行业组织，并引发对清代至民初社会发育程度的思考。 关于明清以来北京行会的问题，中外学者多有论及，但对鲁班会这一相关的个案，却缺乏学术研究，这里仅以初步的探讨，求教于专家学者。 01 东岳庙与清代京师的鲁班信仰 据光绪《顺天府志》引虞集《东岳仁圣宫碑》，京师东岳庙为正一派道士张留孙于元延佑年间始建，但主要工程为其继承者吴全节完成。至明英宗正统十二年重建，据其御制碑文，此时在大殿周围“环以廊庑，分置如官司者八十有一，各有职掌。其间东、西、左、右特起如殿者四，以居其辅神之贵者，皆有像如其生。又前为门者二，旁各有祠，以享其翊庙之神”，从这里还看不出是否有祭祀工匠祖师鲁班的场所。明万历时的《宛署杂记》记载：东岳庙“国朝岁时敕修，编有庙户守之。……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也还不了解其中是否有行业性的祭祀组织。 京师地区何时开始出现祭祀鲁班的庙宇，暂时不得而知。清嘉庆十八年的《新建仙师公输祠碑记》中说：“京师为首善之地，而惟我师公输氏，绝少专祠。即有之，求其殿宇辉煌者，亦不多觏。”在今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的城隍庙中有乾隆二十六年的鲁班碑留存，碑文说“明朝永乐间鼎□北京，龙圣殿役使万匠，莫不震悚。赖师降灵□示，方□洛成。爰建庙祀之，扁曰鲁班门”。说明代京师开始有祭祀鲁班之所，虽并非不可能，但还没有当时的碑文作为证据。昌平有顺治十年刻《鲁祖庙碑》，其中说它“香火久废”，这时才使它“焕然一新”，说明在清以前这个鲁祖庙便已可能存在。其实，鲁班的信仰者主要是建筑行业的工匠，在元明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匠户制度的存在，工匠地位极其低下，行业群体的力量很难得到发展；直到明中期以后，匠户制度逐渐废除，其社会地位有所改善，行业群体的认同日益强化，建庙祭祀鲁班才有更大的可能。所以我们看到，为数不多的京师鲁班庙创建年代都较为晚近，譬如今交道口大街南土儿胡同的鲁班祠，建于清光绪二年；今崇文区金鱼池一带原有鲁班馆街，似后改称鲁班胡同，有公输祠，或称鲁班馆，是在嘉庆十四年以银6200两买地“创立祠宇”的。同样以鲁班为祖师的皮箱行，据称在康熙二十八年成立“阖行公会”，但“欲修祖庙，向无地基”，直到光绪年间才“创修祖庙”，叫做东极宫。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著名的京师东岳庙中也开始有了祭祀鲁班的香火。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以“京师为首善，化百工之巧者，莫不汇而集焉。尤念乎事□技能之末，然所以善其事，而食其祭者，皆制作之祖，有以开其先而施其功也，则被乎教者，何可不俎豆之哉！于是各解其囊，共襄其工，择地于东岳庙之廊宇，盖而塑立之丹□□石涂之”。尽管碑文漫漶残缺，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时，蒙受了鲁班祖师“恩惠”的工匠，共同捐资在东岳庙中创建了这所“公输先师殿”。在碑阴题名的参加者包括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的约480名“弟子”，其中有28人为会首，这便是本文所论的鲁班会。尽管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在这个鲁班殿兴建之前就存在具有会首、会众的组织，还是为筹划兴建这个殿而专门成立的这个组织，因此也就不能判断这是建筑工匠的行业组织为了群体认同塑造精神象征，还是由鲁班殿的建立产生了一个同行业的祭祀组织，但是我们从目前碑刻资料判断，虽然这些会碑都是由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所立，但较早期的碑阴题名中所体现的只是祭祀组织和每个个人，比如会首、会众，没有某个行业组织的名称；自乾隆四十八年《鲁班会碑》始，各碑题名中出现木作、石作、棚行、灰厂、木石瓦作等等名称，然后才是人名。由此，可以推测东岳庙鲁班殿建立之初，鲁班会首先是一个同行业的祭祀组织。 尽管没有明确的文献资料记载，但是东岳庙之所以能够容纳工匠们建立一座鲁班殿，恐怕与东岳庙的反复修缮和维护离不开这些建筑行业的工匠有关。而为什么这些工匠要在东岳庙、而不是别的庙里营建一个行业神崇拜的基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岳庙鲁班殿的香火要比其它鲁班祠庙的更旺，则与东岳庙本身的特点有关。一些碑文的作者也曾力图暗示鲁班与东岳的关系，比如说他“妙作流马，曾记西蜀之武侯；巧削木鸢，又闻东鲁之公输”，或说“我祖师裔传自鲁，岳泽于周”，强调某种地缘的一致性，暗示鲁班殿设于东岳庙中的合法性，但这都不是关键的因素，关键的因素在于东岳庙的正祀性质及其在京师民间祭祀场所中的中心位置。 我们前已论述了京师东岳庙的国家正祀性质，论述了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存在一种相互利用或互惠的互动关系。实际上至少从宋代以来，国家对民间信仰以及民间对国家赐额赐匾的态度就是这样。从明清东岳庙的碑刻资料来看，这里有许多民间祭祀组织与东岳庙发生联系，使自己得到国家认可而具有合法性和正统性，从而在诸多民间组织中更具权威性。而建筑业工匠也希望跻身其中，这就必须先使本行业的祖神在东岳庙这所大庙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看到，虽然东岳庙在入清之后有日益民间化的趋向，但立碑的工匠还是尽可能加强一点国家的色彩。在康熙五十八年初建鲁班殿立碑时，请来撰文的人挂着“内廷供奉翰林院待诏大理寺司务”的头衔；乾隆四十八年碑的撰文者是进士，碑文中说“……且自大匠宗工，详于夏令，载在冬官，故凡穷奇巧幻、术业独精者皆谓之神。然粤稽历代，迄我皇定鼎以来，又未有如班圣先师之神明变化，可以法天下而传后世也”，强调了鲁班甚至工匠行业在典章制度和现实政治中的合法性。乾隆五十七年，工匠们还为庆祝皇帝80寿辰，在东岳庙建“万寿天灯”，因为太高，差点倒塌下来，幸“师祖默显神功，潜为庇佑，而工告成无虞”，碑阴题名还有内务府营造司、工部营缮司等机构。 明清时期京师寺庙极多，也多有祭祀游神的活动，但根据现存的会碑资料，东岳庙似乎集中了最多的香会组织。前引明代《宛署杂记》中记载三月二十八东岳神诞时，“鼓乐幡幢，头戴方寸纸，名甲马，群迎以往，妇人会亦如之。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振地”。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等书也记载其盛况。因此，工匠把自己的祭祀对象安置在这里，在这里举行同行业的祭祀活动，也可以借此壮大声势，抬高自己的地位。当然除东岳庙鲁祖殿之外，行业性的鲁班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还有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城隍庙、旧鼓楼大街大觉寺（或称药王庙）等地，但规模和集中的程度似不如东岳庙这里为大。应该指出，虽然鲁班被工匠们奉为祖师和行业保护神，但这并不是清代的新鲜事；他们也完全可以在任何地方营造祭祀鲁班的场所，来表达他们的虔敬之心，这里的特殊之点是他们选择了东岳庙——在东岳庙的鲁祖殿中举行行业性的祭祀活动似乎具有非同其它的意义，这在此后牵扯祭祀活动的一些群体纠纷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02 鲁班信仰与行业组织的契合 鲁班会是基于鲁班信仰而结成的祭祀组织，那么鲁班信仰对于这个祭祀组织以及其中的各种行业组织的影响，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关于鲁班的传说，在我国的许多民族中都流传甚广，且源远流长，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沉淀累积而成的。但是鲁班信仰的普遍性却远远不能和关帝、观音，甚至城隍、药王、土地等信仰相比，如果说妈祖也是渔民的行业神的话，但同时也是东南沿海许多地方的区域神。因此，虽然鲁班信仰超越地域，但却仅仅局限于与建筑行业相关的职业群体中，其信仰空间不大，信众数量不太多。对他的来历，一般说即春秋时鲁人公输般，也有说是唐时肃州敦煌人，至各碑文中也多有异辞，还有将二者事迹混为一谈者。所以《集说诠真》讥笑说：“是所敬之神，尚未知谁氏，遑论其他？”但是，如果与商人相比，尽管鲁班信仰的地位似乎不比前者崇拜的赵公明、关羽更高，但商人的对它们的信仰方式往往是个体的或者按地域的，甚至许多非商人也可对其崇祀，并不像土木工匠的鲁班信仰这样带有鲜明的行业性和群体性，因此影响并不如后者。 在一个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主流价值观的农业社会，工贾地位一直很低。在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兴起，社会地位日渐上升。但手工业者却一直处于下层社会。清朝统治者继承了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观念，雍正帝就说过：“朕观四业之民，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商，皆赖食于农，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但与此同时，下层民众对于行业的观念则是比较务实的，正如俚曲里唱道：“大姐开言把话提，‘七十二行属哪行好？哪行高贵哪行低？’太太说，‘我今说句不偏话，哪行挣钱都不离。’”崇拜鲁班的工匠在谈及自己行业时，态度也是如此。“维我匠役，业为途茨，虽属曲艺之末技，实为居家所日需”；“维我匠役，业为途茨，虽属四艺之末技，实为养家之常道”。尽管有所不满，而且也承认自己的职业居“四艺之末”，但恰恰因为如此，他们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加强群体的认同和竞争力。比如宣称“自古四民之中，工居其一，是故王朝动作兴役，惟工为先。工也者，考之古，有无穷之巧；验之今，有不尽之妙”，这是把自己的工作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塑造和强化本群体的信仰象征，并且使这个象征无可争辩地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 工匠们在神化鲁班，抬高其祖师的地位时，显然是不遗余力的，因为鲁班作为远古的先人，在传说中又是神话般的人物，神化、抬高这样一个人，是可能被社会尤其是社会上层所接受的。在大多数鲁班碑中都提到了鲁班创制规矩绳墨良法，削木为鸢，初造云梯，造木人指地使吴地大旱三年等事迹，然后颂扬“先师鲁班灵巧性成，泄天地之化机，奥妙独蕴，树人世之奇功”，并认为“凡穷奇巧幻，术业独精者，皆谓之神”。以表彰鲁班、论证鲁班的神圣地位，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工匠们除了颂扬鲁班作为工匠始祖神的功绩外，还努力地将鲁班抬升到儒学原则上的圣人地位。乾隆二十六年在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城隍庙所立的《鲁班碑》中详细记载了鲁班的生平，或者说是在工匠中流传并被广泛相信的鲁班生平，其中说他“迨十五岁，忽幡然从游于子夏之门人端木起，不数月，遂妙理融通，度越时流，愤诸侯僭称王号，因游说列国，志在尊周，而计不行，西归而隐于泰山之南小和山焉，晦迹几一十三年。偶出而遇鲍老□，促膝宴谈，竟受业其门，注意雕镂刻画，欲令中华文物，焕尔一新……”。在这里鲁班已不仅是个巧匠，还是个从学于子夏门人且妙理融通的士人，是游说列国的有政见的儒士，是政治抱负失败而归遁山林的隐士。此外，工匠们还屡屡将鲁班先师与古圣先贤相提并论，“夫世有四民，士农工商，各有其业，精其业于当时，遗其制于后世者，遂称师表焉。故儒者之宗，推重尼山；而稼□之传，始自后稷。……自伏羲虑生人之处木而颠，处土而病也，营造之法立焉，垂于后世。爰稽书载列国之时，公输子名班，鲁之巧人，……名重当时，规矩方圆之妙，法遗后世，□□至今，□我百工奠为师祖”。同为乾隆五十七年所立的《鲁班殿碑》则更为直接地表述为：“盖闻太上变化，按五行而施长；人间机巧，托一心之虚灵，德教固推孔圣，规矩实赖尊神。”这种将鲁班比附为儒家先贤或将之与儒家先贤并论的作法，反映出工匠的一种复杂心态，一方面，可以说是儒学原则的胜利，工匠们的行业观仍受到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作为手工业者的工匠，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对“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充满了一种渴求；而另一方面，工匠将自己的行业祖师抬高到儒家先贤的地位，也表达了他们抬高本行业的努力。民国时的俚曲《十女夸夫》集中体现了各手工业者认为祖师地位高，则自己地位也高的普遍心态。如“木匠石匠是一个祖，我们祖师不累坠”，圈箩匠“潘椹本是我的祖，我的祖师也高贵”，厨业“易牙本是我的祖，我们祖师也高贵”，打铁匠“敬德也曾打过铁，老君的门徒不累坠”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