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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乾隆十三年时，因殿宇年久失修，故由驴行的权文彬等“秉意捐资，命工而鸠匠，……非曰重修，聊云葺补”，一年后完成。从“栋宇辉煌”等措辞看，应该是由此而有了马王殿。碑阴开列的50个铺家和100多个会首的捐助者名单，反映了骡马行的实力逐渐壮大的过程。 乾隆二十九年在此立碑的京师羊行元宝老会大约成立于乾隆九年，“旧有会，自乾隆甲子至癸酉，废者几十年。经会首李宦等倡议兴复，于甲戌年集众举行之，遵循弗替，及是又将十年矣”。他们请来著名文人沈德潜撰写碑文，东岳庙住持也列名于后。此后，乾隆五十六年和嘉庆二十五年分别有两通与马王有关的碑刻，前者为重修马祖殿而立，立者不详；后者还是出自东四的马市，据说立碑的原因是“近年以来，蓄牧益蕃，获利倍蓰”。 同样是在东四牌楼猪市的信众来东岳庙举行祭祀活动时，却没有以本行业的名目出现，也没有到西廊行业神集中的殿宇那里立碑，而是以“庆司老会”的名义在七十二司诸神诞日举行庆典。这也许说明猪市从业者的行业群体意识并不明确，并无一致的认同，或者他们以为没有必要凸显他们的行业认同。限于材料的局限，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与马行、驴行、羊行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东岳庙现存的碑刻来看，尽管这里还有一些行业神及其祭祀组织，但无论是从形成的时间来看，还是从组织的延续性及举行活动的频繁来看，都远比不上鲁班会和马王会。在西廊有斗坛延寿殿、火祖殿，不知何时建，道光时已“日渐倾圮”，主持准备重修，同时新建海神、仓神左右配殿，所谓“斗母主于消灾，火神永护平安，海神通于津淀，仓神保于粮储”。碑阴题名者除惠、惇等王府及岫贝勒府中人以外，还有天津、龙江两关的人，并不像某个单一的行业组织供奉的行业神。次年建立海神殿山门和平台，捐款题名者包括木厂、当铺、粮店、米局、砖窑、银楼、酱房、轿铺等，从事的行当应与海或海上运输有一定关系。 根据以上资料，在东岳庙西廊祭祀各行业神的活动中，留下痕迹最多的是建筑行业与骡马行，而之所以如此，从目前所见碑刻来看，主要是他们的店铺就在东岳庙附近，前者多在朝阳门内外，后者则集中在东四牌楼，因清代许多土木工匠多来自京东府县，而许多建筑材料也自运河沿线入京，所以他们多选择居住城东。 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祭祀仓神、海神的人是否生活在这一邻里地区，但明清时期的仓储集中在这一带却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看到顺治五年的一块碑文由一个户部给事中撰文，一个户部管粮厅的官员书写，一个户部主事篆额，是否与此有关，纯属臆测，但在这里为斗母、火神建造祭祀仓神、海神的配殿，完全是由于京城各仓分布于附近，如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兴平仓、海运仓、北新仓等，都分别地处朝阳门内北小街和东直门内南小街。之所以集中分布于此，是因为无论通过运河还是海运入京的各项物资，都在通州一带舍舟登岸，运输入城后距离此处最近。水运最怕风浪，需要乞求海神保佑，斗母消灾；仓储则怕失火，火神、仓神的庇护又是非常必要的。 显然，从东岳庙西廊诸神祭祀来看，与其泛泛说是京城行业群体对其行业神的崇拜，不如更准确地说是这一邻里地区的某些特定行业的群体行为，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是这些行业，而非另外一些行业在这里举行祭祀，显示他们的群体认同，其地域性特征与其行业性特征同样重要。 03 西廊喜神殿、梨园行与街区邻里的祭祀中心 不过，与鲁祖会、马王会一样在东岳庙留下痕迹的行业性祭祀组织，还有一个梨园行。民国间所立《梨园重建喜神殿碑》中说，东岳庙“西廊喜神殿，则南府供奉所修，以奉梨园祖师者也”。所谓“南府”，系乾隆初年设于今南长街南口之南花园，为内务府所辖，负责排戏、演戏，即明代之教坊司。为与设于西华门的内务府相区别，故称为“南府”，道光七年改称升平署。而所谓“南府供奉”，即指在升平署当差的戏曲演员。虽然未见修建喜神殿时留下的资料，但据此可知喜神殿为梨园行所修，时间应不会太早。这时原殿破败，而梨园界地位有所提高，也正值东岳庙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便放弃在原址重修，而转移到正殿后楼的东北角，用上下六间房重作喜神殿。 其实清代北京内城禁止演戏娱乐，戏班均在外城生活，所以梨园行祭祀祖师的地点本也在外城。崇文门外有精忠庙，本是祭祀岳飞的，建自明朝，不知何时梨园行在其侧立祖师庙，后又称天喜宫。供奉喜神祖师。其始建年代不知何时，乾隆三十二年重修，由各戏班、戏园及个人捐钱修葺。此后于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又多次重修，当时的著名戏班如春台、四喜、三庆、和春等班都在维修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伶人在北京亡故的，也葬在附近的墓地。如崇文门外四眼井自明代始就有安庆义园，应是安徽安庆来京者死后的葬身之所，徽班进京后当然也加入了这一群体。后从行业的角度考虑，安徽戏班单独设置梨园义园。至道光间，春台班在左安门内南极庙街南极庙旁单独置地，设春台班义园。再后则分别出现潜山义园（潜山为安庆府属县）、安苏义园等，地点都在外城。 此外，根据光绪十三年的碑记，“梨园供奉内廷者，率法惟谨，亦无敢以新声巧伎进，又恐无以束修其俦侣也，也立庙于崇文门西偏，有事则聚议之。岁时伏腊，以相休息。举年资深者一人统司之”。说明这里是清代梨园行业具有权威的聚集之所，与东岳庙本无关系。为何后在东岳庙西廊建立喜神殿呢？现尚无直接材料说明。有意思的是，民国初夏仁虎说：“梨园所供之神，群呼曰老爷，庙曰精忠。”又记载京师瓦木工人“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总会曰九皇”。但在“梨园新馆”中光绪十五年铸造的一具铁磬上，上铸“九皇圣会”四字，下铸“四喜班”三字，右边又有“会末弟子众等诚献”八字。如夏仁虎的记载不误，而前节引日本学者关于清末民初行会的资料，精忠庙也是土木行的祭祀场所，是否说明梨园行与土木建造行业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呢？梨园行的喜神信仰出现于东岳庙是否与这里的棚行等营造行业有关呢？ 无论如何，除了我们看到的东岳庙西廊行业祭祀的碑刻资料外，也看到许多一般民众的善会组织是按邻里地区组织起来的，这又尤以东岳庙附近街区的组织为多。明代的善会多带官府、甚至宫廷的色彩，但也有少数比较民间化的善会，其中历史比较久、规模比较大的白纸老会就是由明时坊的一位姓牛的发起的，而明时坊即以东单为中心。清初的金灯老会会首、会众既有东直门、朝阳门、隆福寺一带民众，也有东直门太监。其他如新桥敬司会在东直门里、修善圣会在东华门内小南城，还有在朝阳关内外各巷居住的精忠圣会、朝阳门内外旗民的净炉老会等等。由于这样的区域特点，有的善会组织约请朝阳门守御所千总来撰写碑文就不是偶然的。 最后，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首先，在东岳庙的西廊，的确建立了诸多行业神殿宇，围绕它们也进行了行业组织的祭祀活动，但这是否表明东岳庙对京城的行业组织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无论是北京还是其它城市的行业会馆，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寺庙的性质，东岳庙对于这些行业组织来说是否具有会馆的性质？韩书瑞虽然提及东岳庙中的行业组织，并在提到行会时涉及梨园行的问题等，但并未对相关问题详加讨论。在我看来，这里与外城的行业会馆有这样一些区别：一是他们没有强调某省、府或州县的地方性，二是他们没有表明这里也是各自行业内部的议事之所，三是这里没有发现具有行规等内容的碑刻，四是这里完全没有同行暂居、存放货物等条件。所以，虽然这里具有凝聚和展示行业力量的功能，但基本是只是一个祭祀行业祖师的所在，与福建人的天后宫、江西人的铁柱宫、山西人的关帝庙不同。也许这正是本地行业组织（尽管可能成员多是某些外地人，但他们已经本地化了）不同于外地行业组织的特点之一。 其次，由于东岳庙的国家正祀性质，我们通常都认为它是一个跨地域的祭祀中心，它也的确吸引了来自京城不同地区、甚至是外地的信众，但仔细分析之后，它的街区性特点还是十分明显。我们既不能发现它对整个京城民众的绝对号召力（其它如城隍庙等也不能），即使是行业组织也局限于邻里地区，也不能发现聚集于此的邻里性善会组织起到杨庆堃所谓“街坊会社”的作用，它也不是施舟人根据台湾和华南经验所概括的，城市的街坊是以宗教社团或祭祀群体的形式表现的。它与地方上的这类庙宇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又明显具有街区的特点，向邻里街区提供了一个满足其精神或信仰需求的场所，颇为类似今天的所谓社区文化中心或社区公园。从东岳庙的角度看，如果说元、明两代它还可以从宫廷或官府获得较大的支持，到清代，这种支持则更多地来自京城东部地区的街区民众及其组织，因此，在东岳庙里展示其活力达200多年的土木行和骡马行，便成为东岳庙邻里地区的两个颇有特色的大主顾。在这个意义上说，进入清代，北京城市的街区意识和角色日益凸显，并且通过东岳庙这个神圣空间展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