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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获得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根据长期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经验，笔者提出“社会底蕴”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根据从生活的智慧、家本位文化、道德伦理、人缘口碑等方面对“社会底蕴”及其与现代性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初步探讨发现，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而对这一“底蕴”的认识，与我们今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与反思不无相关。 问题的源起 在过去150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在西方文化与全球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何自处，即自我认识与定位及其延续性的问题。可以说，自清代以来，这始终是中国学术界一个核心焦虑的问题。不过，从世界范围来说，这并非独特的问题。在社会学史中，欧洲经典社会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核心问题也是在现代化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如何面对传统与道德秩序再造的问题。当时的经典社会学家，无论是涂尔干，还是韦伯，都以社会学之名提出了与其他现代性学科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取向：直面社会自身的运行机制及其变迁的可能性（也包括两者互动的可能），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道德秩序的可能性等问题。不过，无论学界以何种方式来形容和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与现代性特征都会展现出与西方社会学中的现代化与现代性截然不同的特征。 例如，与上述问题相关，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来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在20世纪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民族国家在建立过程中与民间社会及由其维系的传统发生了何种碰撞？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是否得以维系？其表现如何？传统社会与国家力量之间的互动机制为何？这些不仅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问题，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如费孝通、瞿同祖等人那里，也是一个核心议题。这同样也是我们在长期田野调查中讨论的重要问题。在调研中，我们首先发现，对国家力量向民间社会的进入和渗透这一问题的讨论不能一概而论。在某些领域，国家力量的进入基本是成功的，但在以家庭或家族为依托的私人领域往往会遇到困难。我们在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案例中发现，存在着某种不为“国家”、“制度”等现代性视角所认可，却以极为具体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力量。如何理解这一力量及其运行机制？倘若我们承认国家在基层社会的进入是有限度的，也即存在一种用“国家—社会”视角难以完全概括和理解的空间，那么或许需要重新反思社会学重建以来的核心问题所预设的种种前提。这一问题还关涉今天究竟应该如何建设社会学的方法论这一层面的问题。通行的方法论预设了哪些前提？这些前提又是基于何种“土壤”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这样的研究取向和视角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又遮蔽了哪些理解“社会”的可能性？秉持着这一态度和反思性视角，在长期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尝试以对“社会底蕴”这一概念的初步探讨为例，反思社会学在学科化视角下的问题，以及在这一反思中，以一种“面对事实本身”的态度来理解乡村社会得以运行的内在机制。所谓“社会底蕴”，主要是指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国家力量进入民间社会时，那些在“难变”的层面上体现为“恒常”，却往往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被习惯性忽视的东西。它可以表现为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也可以表现为一些非正式的制度（风俗习惯），或者是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构成了中国社会底蕴，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起点。 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国家与社会问题在国内社会学界同样受到重视。例如，郭于华和孙立平（2002）曾讨论在诉苦行为中农民的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在该研究的最后，作者认为这一问题尚需详细探讨。与这一研究相关，姚映然（2003）通过记录和分析普通农村妇女对“土改”的回忆，对该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如提到“土改”留下的关于民兵连长老刘的记忆：土改时期，他曾强娶某地主的女儿，并因此得到村民的负面评价。 姚文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土地改革这场席卷中国的斗争在普通群众的记忆中到底留下了什么？从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看，在正式制度和行为规范层面以及村庄公共生活领域，国家力量成功进入了农村。因为不管从行政建制、乡村干部的选拔，还是村庄社会分层的改变来看，国家政策都得到了贯彻。一大批出身贫苦和对阶级斗争持坚决态度的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并被提拔为乡村领导干部，成为国家在乡村基层的代理人。赵力涛（2003）认为，一个村庄从空间上可以划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部分，由国家（现代性）力量支持的话语进入公共空间相对容易，但要进入以家庭或家族为依托的、有一大堆“婆婆妈妈”的家务事和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的私人空间，乃至老百姓的观念和意识层面，则要困难得多。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当年的社会背景及生活形势如何，在村落意义层面，还有另一种支撑体系。 老刘是民兵连长，从公共领域看，他是值得信任的，但从私人领域看，他并没有得到村民承认。村民评价他时运用的是乡土社会的道德标准。 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另一种支撑体系”？在一般意义上，从社会学当前的传统来说，只有那些能够进入“国家”或“社会科学”的视野，并有能力与其进行对话、合作或是对抗的元素，才有资格成为“历史”或“事件”，甚至连“社会”这一概念也已经预设了某种框架体系和思维定势。但“另一种支撑体系”的力量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形成之前就已存在，并且在上述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形成之后，在与国家力量的对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对张的具体形态，连同本文讨论的社会底蕴的种种内涵，都已被许多研究关照到。在反思学科的种种“无意识”的视角下，它们又会呈现出何种面貌？会以何种方式参与到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之中？这是我们希望与“社会底蕴”概念一起加以讨论的问题。 我们在调查中运用的是深度访谈法。本文试图在深度访谈中“悬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视角与“国家—社会”视角，从被访者本人的生活世界角度理解其行动的意义，并在这一基础上理解构成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某些“恒常”。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一种生活在群体中的丰富而具体的人，而非仅仅是国家治理的对象或者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去考察社会得以成为社会的基本可能性、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历史”背景，以及这一背景在新时代中的新形式。 从这一研究目标出发，本文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此，我们关注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人口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居民群体。他们既非政治精英，也非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却是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日常生活可以折射现代中国，尤其是1949年后的社会变迁的深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无法达到的部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这一群体虽然普通，却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有清晰和理性的认知。他们知道如何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也知道如何将自己个人的利益融入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利益，以在“家本位”或“集体本位”的体制下获得“自主性”。在他们的意识观念和日常行动中，积淀着用“国家—社会”的视角或者纯粹的社会科学视角无法进入的部分。纯粹的学科性视角的凝视往往会使“底蕴”从这一目光下漏掉，无法实现聚焦。社会学越“科学”，量表和统计数据使用得越纯熟，这一习惯性的无视就会越明显，也就会使社会学越发成为“外部性”的学科。对那些在中国社会中占大多数的社会主体部分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生命过程、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琐碎和最普通的行动，以某种看起来肤浅却深刻的各种形式在事实上体现出了社会的底蕴。我们要考察在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过程中有哪些可以被视为“恒常”，乡村社会正是我们讨论的起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