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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慧教授关于“神话主义”的建构多历年所，日臻成熟。几年前大概是在刘魁立老师召开的“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年会上，第一次听到杨利慧关于“神话主义”的理论构想，我当时就表示了非常喜欢的意思，并且建议说，论文应该尽快正式发表，方便同行引证。今天看到这本《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以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的考察为中心》，借此机会，我想再展开谈谈自己对于神话主义，以及对于实践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一些想法。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吕微说我是科学主义，我也欣然接受，还有人给我贴上别的一些标签，比如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操作主义，我都不反对。每次面对新概念、新计划，或者新理论，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有用吗？”“可行吗？”“谁来执行？”“会产生什么效果？” 神话主义有用吗？ 神话研究，或者说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都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人文科学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不断完善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以此解决困扰人类的种种问题。那么，神话主义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活动规律呢？我倾向于认为是。 传统的神话研究或者执着于源流考镜，或者执着于土著语境，对于神话在当代社会中，尤其是在文化商品化、民俗旅游化、传播数字化进程中的传承、变异及其意义，鲜有充分的关注和细致的研究。而神话主义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应运而生的。 杨利慧所定义的新“神话主义”，是指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传统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传统语境移入新的开放性语境中，为不同的受众而展示，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 吕微和王娟均认同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神话学的观点，认为“神话是神圣性的信仰叙事”，神话与传统仪式、神圣性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悬置了神圣性的神话主义只能是一种外在于“神话”的文化现象。但是，电子技术、数字传播、全球经济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知识渠道和生活方式，如果继续执着于这样一种传统神话观的理解模式，当代文化生活中的神话传承和发展变化就被“神圣性”的大墙挡在了既有的神话学学术框架之外，神话研究与当代文化生活的距离也将越拉越远。 而杨利慧的神话主义恰恰是为了“探究神话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特别是由于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使学者的目光从以往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扩展到在各种公共社会文化空间中被展示和重述的神话，并把该现象自觉地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之中，从理论上加以具体、深入的研究，从而使神话学这门一直擅长于‘向后看’的学问也能直面身边生动鲜活的社会事实，在‘向后看’的同时也能‘朝当下看’，进而在完整的历史脉络中把握神话的生活力”。 杨利慧在对神话主义理论资源的追溯中说到，神话主义是对民俗主义的借鉴和发展，是国际学术对话的深化。神话主义既指涉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价值视角，它有利于拓宽神话研究的学术视野，将神话研究从原始思维、溯源研究中解放出来，直面当下文化现实，从而打通神话研究的古今隔阂。 从语境与功能的角度来看，神话主义虽然摆脱了旧社区的生活语境，但是，它有助于将我们的研究视野引向更广阔的现代神话传承语境，如网络社交平台、虚拟社区、电影电视、网络游戏、旅游服务、市场开发、民族政治等领域。当我们把视角转向这些新的神话语境，神话的意义和功能也会呈现出新的面貌，这有助于加强神话学与大众文化、数字传播、文化产业等学科领域的对话。 从学术政治的角度看，神话主义恰恰是对于习近平倡导的“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响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