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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主义可行吗？ 为了回应神话主义建构的可行性问题，杨利慧带领她的学生们做出了六个案例分析。这六个案例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版块，每个版块各三例。一个版块是通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神话类型的个案，描述遗产旅游语境中神话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其变异性特点，对旅游文化给神话传统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另一个版块则聚焦于神话主义在影视和网络传播中的表现、在新媒体视界中所呈现的新形态，以及神话主义与传统神话形态的关联、神话主义在网络群体中的互动形式等。 传统的神话研究会关注文献中的神话、图像中的神话、文物中的神话、仪式中的神话、日常生活中的神话，但很少关注遗产旅游语境下官方主导、企业策划、导游讲述的神话。事实上通过导游的讲述和传播，遗产旅游语境下的神话讲述与神话景观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它们与旧语境中的神话传统之间有着怎样的继承关系，它们的存在是否会对原有的神话传统形成冲击，各自有什么特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杨利慧和她的学生分别在河北省涉县娲皇宫景区、云南省元阳县箐口村、湖南省泸溪县辛女村进行了田野调查，细致地探讨了神话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其前期成果发表之后，引起了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中的部分论文还被《文化研究》等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数字传播通道繁复，数量巨大，对于我们这些中老年民间文化工作者来说，可谓“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于是许多学者干脆选择放弃、无视，甚至以“没有学术价值”作为逃遁、回避的理由。但是不可否认，电子传媒和数字传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文化大势，刻意回避只会让我们的民间文化研究更加脱离社会现实，坐失与时俱进的学术良机。 令人欣慰的是，网络文化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中的部分活跃分子，学有余力尚能浸淫其中、乐在其中，问题在于如何引导他们将那些日常生活和娱乐中貌似无用的知识积累转化为有用的学术资源。在这一点上，据我所知，杨利慧、田兆元、孙正国是做得最好的老师，比如田兆元指导张海岚撰写的《制造节日：“双十一”如何成功收编“光棍节”》就曾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杨利慧以神话主义的前沿学术理念，指导学生大胆探索，祝鹏程的《“神话段子”：互联网中的传统重构》、包媛媛的《中国神话在电子游戏中的运用与表现——以国产单机游戏<古剑奇谭：琴心剑魄今何在>为例》、陈汝静的《影视媒介中的神话主义——以〈远古的传说〉〈天地传奇〉〈哪吒传奇〉等为个案》就是其中的试验成果。 杨利慧的引领和示范无疑是卓有成效的，许多年轻学者受此启发，发挥各自的阐释想象，生产出了更多的学术成果。比如吴新锋“以神话主义的理念为基本视角，以西王母神话的当代呈现为中心，讨论神话主义与当代西王母神话研究的可能性路向，以此讨论神话主义的理论贡献，并通过引入心灵、秩序、记忆等概念丰富神话主义的讨论。”高健则进一步将神话主义拓展到现代出版业中的“书面神话”领域，认为：“书面神话彰显了神话的民族性，神话由原来的内部传承关系转变为外部的传播关系，通过汇编等文本制作手段，神话的叙事性也被进一步增强。在现当代社会语境中，神话主义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神话到神话主义应当被看作是神话生命的延续，而神话学研究也应适当地聚焦在认同、调适、修辞、权力等问题上。” 谁来执行神话主义？ 既然神话主义可行，那么谁来执行呢？也就是说，谁会借用神话主义的眼光看待问题、使用神话主义的工具分析问题？学生！或者比我们年轻一辈的青年学者。 我们永远不要指望上一辈的学者会认真阅读你的著作，接受你的理论，更不要指望他们会应用你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们中间如果有谁像乌丙安先生那样，间或向更年轻的一辈推介你的理论，或者在某些场合表示对你的欣赏，那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我在许多场合说过，乌先生有一颗年轻的心，他常常笑称自己是“80后”，我想，乐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新理论，或许是乌先生保持年轻的最高秘诀。我乐于借助这篇文章，顺带表达我对乌先生的由衷敬意。那么，同辈学人会接受你的理论吗？也许会，但很难。学者的思维定势在40岁以前已经形成，其理论框架已经基本固定，要想让他接受一种新的理论，尤其是学术地位跟自己半斤八两的同行的新理论，那是非常困难的。就算他接受了，愿意向更多的学者推介，也不等于他会应用你的理论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因为做学术史，加上经常写写年度学术综述，常常翻阅同行的论文，印象比较深的，最常引证同辈学者论文的民俗学者主要有吕微、户晓辉、张士闪三位。借助这篇笔谈，顺便再表达一下我对三位学者的敬意。 之所以要表达敬意，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做不到这一点。我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指名批评过某些学者的古怪学术心态，同样的学术观点，国内学者早就说过，他们却视而不见，非要去引证一些别人不便查证的国外某出版物上的某些非著名西方学者的佶屈聱牙的平庸的片言只语，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证明他学贯中西、旁征博引。甚至我还从不同渠道听说，有个别知名学者居然要求自己的学生，除了钟敬文先生的著作和自己的著作，其他国内同行的著作都不用读、不许引。这真是天方夜谭，我甚至宁愿相信这只是一种学术传说，或者学术玩笑。 我始终认为，关注和引用同行，尤其是同辈或晚辈同行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不仅是学术上的精进和深入，也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学术美德。当然，关注既包括推介和引证，也包括批评。最令人遗憾的其实是对同行成果的漠视乃至无视，彼此漠视的结果，一定是共同湮没。我们每个人都在写论文，每个人都在读“经典”，却不关注同辈同行的学术成果，于是，大量的重复劳动和“同义创新”就变得不可避免。 民俗学界在译介国外同行的学术成果时，往往也偏向于译介“过去的经典”。我们从译者手中接过的，总是慢了半拍的“海外学术”。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陆薇薇教授曾经和我讨论学术成果的译介问题，我建议说：“希望你能密切跟进、消化日本中青年民俗学者最前沿、最优秀的学术成果，将它介绍给中国民俗学界，推动中国民俗学的国际交流与发展。不要像有些学者，老盯着别人的旧货市场，译介一些过时的东西。”那些过时的经典有用吗？当然有用，世上没有没用的知识。可是，这些经典在国外本已过时，我们好不容易学了来，你有兴趣向前追，人家没兴趣回头看，跟不上别人的步伐，国际对话就建立不起来。所以说，无论是面对国际同行还是国内同行，我们最该关注的，都应该是学界同行的当代成果、前沿学术。只有彼此关注对方的兴奋点和前沿思考，才能有效地点燃学术对话。 习近平同志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段话说得非常精当，学术话语的生产，不仅要“说得出”，还要“传得开”。打造概念当然是第一位的，引导讨论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大家都只顾着各自低头“创新”，不讨论、不呼应学界同人的学术话语，新概念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充其量只是鱼目混珠的杂货堆，所谓“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就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试想，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尊重、不重视学界同人的学术创造，不相互支持、引用，有可能让国际同行认识你、理解你、重视你吗？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赞赏吕微、户晓辉、高丙中、王杰文等几位同行互相呼应、反复讨论、不断精进的学术精神，他们的学术对话和互动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共鸣场”，产生了巨大的学术能量，在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户晓辉生产的“未来民俗学”概念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这个“标识性概念”连带着概念背后的学理和主张，已经为许多民俗学者所理解。所谓“学派”的形成，不就是一个个“共鸣场”所发出的同声共气的学术声音吗？ 在神话主义的学术领域，目前跟进讨论的全都是比我们年轻一辈的民俗学者，这种站在前人肩膀上继续攀登的学术风气是我们所乐于看到的。无论跟进、补充、修正还是批评，参与讨论本身就是扩大学术影响的有效途径。仅仅“说得出”并不能自然构成一个学派，只有通过充分的对话和讨论，让那些有意义的学术话语“传得开”，使之成为共同知识，才能在这些共同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