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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义和团百年研究经历了一个同历史并进的发展脉络。研究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史料的大量出版，研究会的建立和学术交流的开展，以及丰富多彩成果的相继推出等三个方面。持续而热烈的学术争鸣，既拓展了研究领域，又更新了研究方法，使义和团的起源、政治口号、思想意识和社会心态、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以及义和团的历史地位等重要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刻化。 [作者简介] 程歗，1938年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赵树好，1958年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山东省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邮政编码：100872 。 一、 百年研究脉络 在中国近代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 。义和团的谜一样的起源，它的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它同清帝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剧烈震动等，都构成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1902年，当这场运动的余波还在晚清政局中回荡时，李希圣就写出了第一本被时人看成是义和团“信史”的《庚子国变记》。这本书和在10年后陆续问世的罗惇曧的《拳变余闻》、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等小册子，渲染了义和团的神秘主义、排外行为以及北京团坛和清帝国政治守旧派之间的关联，塑造出一种所谓源于愚昧的民族心理，并受清廷守旧派的权利追逐所支配的义和团形象。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探索中国出路的奋斗中，开始重新认识国际社会、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反帝的时代要求和对农民这一民族主题的寄望，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了义和团。1924年和1925年，《响导》周报第81期和128期为回顾辛丑国耻出版了特刊，其中有多篇论文肯定了义和团掀起的是一场中国农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也指出它具有守旧、迷信并因此受到清当局欺骗的致命伤，从而总结出以先进的世界观和动员方式指导农民的必要性。在民族危机深重的30年代，学术界出版了一 批进步的史作。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陈捷《义和团运动史》等书，将关于义和团的政治评论转为史学研究。这些著作并不讳言义和团的落后面，但指出了这场运动是清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交织的产物，强调了从民众中诞生的民族主义精神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这一阶段相关论文有50篇。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比较深入系统地构廓了义和团兴起的背景、成因、运动的发展脉络，以及它鲜明的反帝性质和历史局限性，从而为此后相关研究的开展和深入作了理论上和史实分析上的必要准备。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史学界对于长期以来被冷落和曲解了的农民战争的讨论，义和团史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段内上升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中国史学会先后推出的反映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的系列资料丛书中，第一套就是《义和团》。从那时起到1965年的10多年间，史学界出版的相关史料专集还有《义和团档案史料》、《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等11种。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地搜集了大量有关义和团的文物、口说史料、民间故事和歌谣。在此期间，史学工作者发表了相关论文280篇，年均16.5篇；出版了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等8部专著和3本通俗读物。在1960年召开的义和团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充分肯定了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正面意义，义和团的起源、组织、领袖和群体行为等问题，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和肯定性的评论。 令人深思的现象发生在十年动乱中：义和团的历史命运和中国近代史上其他历史事件（特别是当时还是先进的资产阶级所主导的事件）有极大的不同，这个话题不仅没有被“革”掉，而且变成了极“左”思潮借以为“文化革命”升温的历史工具。在1967年春天戚本禹文章的带动下，各种报刊杂志将义和团、红灯照运动解释为同红卫兵风暴非常相似，并足以成为后者楷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对义和团“造反精神”的渲染促进了红卫兵行动的大面积铺展，并将锋芒直接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到了70年代中期时，义和团（特别是红灯照）又被塑造成了和儒家传统决裂的历史前驱。这实在是义和团先烈们的悲剧，并由此逻辑地引起了此后一个时段中史学界对于义和团史的再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史学界冲破了极“左”思潮的束缚，迎来了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在1979年以后的13年间，史学界先后召开了7次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其中两次为国际会议。出版了20种史料专集和14部专著，发表论文524篇，年均37.4篇。义和团史研究进入了空前活跃的状态。 在80年代初期，有些学者鉴于“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对义和团的严重歪曲，进而推及对义和团史和“文革”本身的双重反思。青年研究者王致中发表了《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1）一文，列举出大量与“文革”期间赞扬义和团的论证完全相反的史料，批驳戚本禹，并指出应充分估计“封建蒙昧主义”带给义和团的落后性。这个话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从总体上看，相关研究的学术气息远比“文革”之前浓厚。历史学的戒鉴功能和认识功能在逐渐地互补和统一。诸如义和团起源、义和团和近代社会及封建国家、民众的社会心理与政治---文化意识、八国联军侵华、清末时局及其历史走向、义和团和基督教、义和团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重要命题都得到了相当深入的讨论。在一系列学术突破中，相关研究从政治史向社会史、地方史、文化史（特别是民众意识史）的领域延伸；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日益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方法相互结合起来。这些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1990年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有许多国家的汉学家前来参与。这次讨论会为如上研究作了一个高水平的阶段性总结。 1990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有关义和团的论说明显地减少了。此前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需要消化，美国和日本的学者接连推出好几部讨论义和团的专著也需要研究。但有几个动向值得关注：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推出了大陆第一部多卷本的史料专书《清末教案》。2、林华国出版了《义和团史事考》（以下简称《史事考》），对争论多年的许多话题作了出色的评析，有一批争议基本上平息了。3、有些学者转向与义和团相关但领域更为广阔的社会史、中国基督教史和民众意识史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专著有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程歗《晚清乡土意识》、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等。4、有些学者对义和团发源地的社会结构和民间组织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路遥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黎仁凯等撰的《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两书即将出版。如果这类研究能够继续开展并得到学术界特别是年青学人们的回应，那么我们有理由把这十年看成是一个可能通向义和团史研究新发展的初始时段。 二、 主要成就 1、史料的大量出版 据不完全统计，百年来共出版了有关义和团的档案、日记、笔记、通讯、函电、亲历记、调查资料、翻译资料等158种，最具代表性的有8种： （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4册，辑录52种资料，144万多字。内容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义和团在各地、八国联军侵华、清廷出逃及回銮，以及当时的报刊舆论等史料。该书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性史料。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2册，170多万字。该书辑录760余件重要档案。这批文件反映了义和团的兴起和发展、清廷政策的对应和演变、列强干涉及出兵中国，以及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等多方面的史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2册，近140万字。该书是对前书的补充和拓展，共辑录档案文件1600余件。鉴于史学界研究义和团起源的需要，该书还辑录了近百件清代义和拳等民间会社的档案文件。这两套史料专书的出版，基本上公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反映义和团运动的全部官方文件。它们从广阔的范围和不同的角度，记录了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晚清政局、中外关系等诸多史实。 （3）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2辑，50万字。该书上辑收集北京和直隶地区的史料17种，多为亲历者的日记或书信孤本。下辑将传世很少的林学瑊编的《直东剿匪电存》全部编目重印，另有东北地方史料三种。这些史料相当完整地反映了义和团在直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在京、津、保地区的活动以及在东北若干活动等重要史实。 （4）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台北，精华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4---1981年印行。7辑21册，2000多万字。本书集中了清季总理衙门档中有关教务教案的各种文件，起于1860年，迄于1912年。其中第6---7辑涉及义和团运动。该书和大陆出版的《义和团》、《义和团档案史料》及其续编，以及《清末教案》相互补充，为研究晚清教案史、义和团史、外交史、社会史和民众文化史等都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5）荣孟源、庄建平等编：《山东义和团案卷》，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6月版。2册，67.9万字。该书辑录了山东巡抚衙门的文件，其中多数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该书是研究山东大多数府州县（缺登、莱、青等府州案卷）义和团兴起、发展、组织、成员构成及其和地方当局关系的原始史料。 （6）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6月版。1册，24万字。该书系1960年至198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三次赴山东、河北55个县的调查资料选辑。内容涉及义和团的起源、义和团与民间教派等既有民间组织的关系、各地组织形式、具体活动，以及主要首领的身世、经历等。由于义和团起自民间，这一批来自当年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对于研究者体味当年的实境，以及印证和补充文献的相关记载，都弥足珍贵。 （7）荣孟源、庄建平、孙彩霞编：《义和团史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2册，98万余字。该书分《义和团文献》、《史籍汇录》、《四川红灯教》和《方志辑录》四种。从中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以北方为中心，波及全国许多地方，各种民众抗争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 （8）朱金甫、庄建平等编：《筹笔偶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1册，近60万字，是山东巡抚衙门经办洋务交涉的文牍辑录。它对山东各府州县的拳教冲突、运动的参加者和反对者、洋务交涉、义和拳和山东义和团的起源、直、东两省运动的关系等皆提供了宝贵的原始史料，其中对许多著名案件及事件的记载甚详，为已刊的资料集所少见。 2、研究会的建立及其学术活动 80年代之后的义和团研究得益于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和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的推动。中国义和团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该会编辑的《义和团研究会通讯》已发行了20余期，所刊的中外资料、研究动态、会务情况等，极大地便利了研究者的学术交流。研究会成立后，先后联合其他单位召开了7次学术讨论会，出版过5种反映了当时研究新水平的论文集。即将于2000年10月召开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由该会联合其他单位发起筹办的。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是1986年12月成立的。该会曾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教案研究》、《教案与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教案新探》等书，并先后与有关单位举办了四次以讨论晚清教案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会。这两个学会有准备的每隔一些时间所举办的讨论会，聚积了研究群体，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产生了许多新的成果，也扩大了义和团研究和教案研究的社会影响。 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山东省人民政府及一些市、县政府大力支持义和团研究。60年代以来学术界共召开了10次义和团学术讨论会，其中6次在山东召开。在鲁西北神拳首领朱红灯、李长水等活动的平原县，还建立了义和团运动的标志性建筑。山东省的党政机构和一批热心于乡土史研究的国家公务员，为义和团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3、丰富多彩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百年来各类义和团专著有62部。在我们看来，有代表性的为三种类型九部书： 第一种类型，义和团史。 （1）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版。该书基本上考察了义和团事件的全过程，对东南互保等研究及若干史实考证均有新见，但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首次向劳乃宣提出的并在史学界流行60余年的“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说”发起了全面挑战，并从信仰仪式和文化内涵上作了厘清义和团和白莲教的尝试。戴支持美国人施达格在《中国与西方》一书（1927年版）中关于义和团来自乡团的观点，认为义和拳起于咸、同年间的乡团，1887年后转变为仇教团体，因受官府压制，于1898年5、6月间改名义和团。这项研究使戴成为史学界主张“团练说”的颇有代表性的学者。 （2）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37万多字。该书是大陆第一部比较系统和全面地讨论义和团运动的学术著作。它对义和团的起源、在北方的迸发和发展的原因、口号、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及其演变，帝国主义在侵华问题上的矛盾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二种类型，专题研究。 （1）陈振江、程歗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21万字。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义和团文献辑注，共辑录义和团文献179件。下篇为义和团文献研究。作者以文献为线索，对于其中所反映的团民的阶级和社会构成、义和团抗争的方式和特点，特别是对团民们的信仰和风习做了相当系统的论述，从而开拓了义和团政治---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2）路遥、程歗著：《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3月版。30多万字。该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戴玄之研究的回应，它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义和团在山东的组织起源问题。其基本观点是，义和团这种四处纷起的民众运动，不是任何一个既成组织所能和它的形式相容纳的。当时的各种力量及其组织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上表现自己，形成了一种源多流杂的抗争群。在这个群体中起主导作用的组织，是山东腹地和直、东交界地区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脉络里产生的带有教门信仰的拳会刀社---主要是大刀会、义和拳和神拳。义和团的行迹和清史上的“拳教”大相径庭，但继承了信仰和拳会相结合的古老的传统。 （3）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22万字。该书是对前书研究的进一步个案化，它相当精细地考察了义和拳起义的故乡---直、东交界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指出当地在农业商品化、社会分层复杂化的历史过程中和基督教的渗透发生撞击，产生了乡团、拳民和教民等社会势力的对峙。该书首次对相关研究中争议很多的梅花拳做了系统的梳理，包括其谱系、组织、仪式和文化意识，构勒了这个拳会从早清发展到1898年改梅花拳为义和拳并发动起义的过程。丰富的史料和详尽的论证，使该书达到了当前义和团起源研究的最新水平。 （4）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著：《八国联军侵华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40万字。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析八国联军侵华史的专著。作者对人们十分熟悉但又说法不一的八国联军侵华，界定为“以解救北京各驻华使馆为借口和以直隶为主战场的联合作战”。它利用127种中外文史料，对八国联军这个对中国进行野蛮征服，但本身又相当松散的国际军事联盟作了全场景的勾画。对此前史书中涉及较少或模糊的问题，如这支国际部队侵占天津和北京的各种部署和行动，它在直隶四出扩大侵略的路线、以及列强在签订《辛丑条约》过程中的矛盾和妥协等问题都作了重点阐述。 （5）林华国著：《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13万字。该书的主要创见是突破了史学界长期以来把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归为一方，义和团为另一方，从而形成的“侵略、出卖---抗争”的研究框架，提出了对这三种势力的交叉互动关系作全局性和变动性把握的新思路。由此，它对多年以来许多流行的包括权威性的论述都提出质疑并形成新论说。作者严密的史料考证和逻辑推演，使他的见解极有说服力。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该书看成是对既往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一个总结。 第三种类型，史事纪年和辞书。 （1）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12月版。36万多字。该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对1896至1901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各派政治力量的重要活动进行了逐件爬梳和顺序。全书逐件分正文和按语两部分，正文系反映历史事件全过程的史事要录，按语系著者根据正文所涉及的重要史实，选择若干可信和生动的原始资料对正文的说明和评论。该书既是编年体专题史作，又是搜集丰富的史料专书。 （2）廖一中主编：《义和团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60万字，本书集中了全国80余位专家学者，历时7年完成。全书选收义和团的专用词汇、组织、事件、人物、史籍文物及学术动态等方面有关词目1477条。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检索便利，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工具书。 三、 学术争鸣 义和团研究是通过长期和热烈的学术争鸣而逐步拓展和深化的。本文限于篇幅，很难对如此绚丽多彩的讨论作全面介绍并一一列出各位研究者的姓名及其发言的出处，而只能就几个主要议题，做出尽可能符合于作者原意的尝试性概述。 1、关于义和团的起源 这是义和团研究中集中了各家见解的讨论中心。它涵盖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论题：地域起源、称谓起源和组织起源。 地域起源：多年以来，“义和团，起山东”曾经是史学界的共识。80年代之后有两点突破：（1）起源于直、东交界。戚其章指出赵三多领导的“梨园屯起义实是义和团运动的起点”（《赵三多与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3、1、26）。冯士钵等支持此说。前揭戴玄之书及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对义和拳组织起源的看法不同，但都认为义和团始于梨园屯教案。路遥的观点更明确，他指出，义和团中最主要的一支---义和拳运动发端于山东冠县十八村和直隶威县沙柳寨一带（《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5页）。（2）起源于直隶、山东两省。林华国支持上述观点并进一步论证了直、东两省的义和拳在赵三多起义后处于平行发展状态，因此在运动的初起阶段，“直隶省所处地位与山东省大体相当”（《史事考》第21---22页）。 称谓起源：称谓是团体行动和理想的符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义和团兴起的逻辑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种流行的说法是，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金家瑞著《义和团运动》、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廖一中等的《义和团运动史》及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下卷均持此说。80年代之后的讨论修正了以上认识。冯士钵、陈贵宗等根据档案史料指出义和团的称谓在毓贤出任东抚之前的1898年已经出现（冯：《义和拳 .义和团 . 扶清灭洋》，《历史教学》1980、7；陈：《义和拳 .民团 .义和团》，《史学集刊》1982、1）。林华国在《史事考》中经过详细考证，排除了毓贤“改名说”的可能性。他指出这是由朱红灯的义和拳自己改的，改名的时间是在1899年10月11日拳民与官兵发生杠子李庄战斗之后和同月18日森罗殿战斗之前的几天内。“改名”反映了拳会自身力量的发展。 众说杂错的组织起源讨论延续了一个世纪，大体上有几种观点： （1）起源于民间教门或教门化的拳会。1899年，拳民运动的严禁派劳乃宣作《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考证”出义和团是近一百年前八卦教的一个支派。此后，这个观点连同“义和团源流”的语汇一直在史学界流传。50年代，范文澜、翦伯赞、金家瑞等著述都将义和团看成是从白莲教、八卦教发展出来的。陈湛若《义和团的前史》进一步勾画了白莲教---八卦教---义和拳、神拳、红砖会---义和团的历史脉络（《文史哲》1954、3）。70年代以来，李世瑜的《义和团源流试探》利用故宫档案检验并发展了前说。他认为构成义和团的义和拳、梅花拳在清史上有一个由民间拳种发展为秘密结社，并在嘉庆年间进而和秘密宗教结合的过程（《历史教学》1979、2）。同一年周海青指出义和拳、大刀会同八卦教发生联系的关节点在于它们在历史上是八卦教外围组织的“武场”（《山东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及其发展》，《破与立》1979、6）。前揭路遥和程歗的著作对拳会刀社的考察比较广泛，他们认为这些组织在历史上同民间教门发生过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联系，并时隐时现地存在了下来。就义和团起源而言，他们更关注梅花拳---义和拳以及离卦信仰、金钟罩和神拳相互融合的这两条脉络。马西沙支持路、程的看法，同时强调不宜夸大教门对义和团的影响力，因为后者是在一种新的历史脉络点展开的民众运动，并非近代史上的教军（《五圣传道书 . 清水教 .义和团》，《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版）。 （2）起源于一般性的秘密结社或民间武术团体。1964年邵循正在《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中对于劳乃宣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义和拳继承了白莲教的传统，但两者是分清畛域的，它不是一个教门。80年代之后有一批学者如丁名楠、徐绪典、金冲及、朱金甫、庄建平等发挥了邵的观点。他们将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界定在与教门发生交叉但不应混同的社会位置。这种观点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关注“拳”、“教”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的论说收进了1982年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以下简称《讨论文集》）。陈振江的《简明中国近代史》认为，直、东交界的义和团是以村落为基地的习武团体，当他们掀起运动时，这一带盛行的许多民间教派也纷纷加入。和以上学者既厘清拳教区别，又认为两者交叉的思路不同，方诗铭根据1813年山东金乡县当局起用义和拳扑灭了当地教门造反的原始史料，论证义和拳与八卦教不仅属于两个系统，而且“相互敌对”（《义和拳（团）与白莲教是两个“势同仇火”的组织》，《社会科学辑刊》1980、4）。方的观点和前揭戴书相似，但他认为义和拳是没有起义传统的民间组织的结论和戴的“乡团说”有别。 （3）起源于乡团，或民间组织和乡团的结合。“乡团说”的代表者是戴玄之。但当今学术界没有什么人从整体上同意此说。学者们一般倾向于把某些乡团看成是义和团联合体中的一个部分。陈贵宗认为，义和团很可能是“义和拳等农民结社与地主民团的部分组织的短暂结合”，由此他明确地提出了义和团组织的“多源说”（《义和拳 .民团 .义和团》，《史学集刊》1982、1）。还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直、东各地民众“自为团练”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类处于正式体制外的“私团”和“私会”是义和团的来源之一。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各种论说虽然有很大的分歧，但其中某一种论说大多又同其周边的论说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交叉和衔接。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复杂性，使学者们对同一类历史客体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释。不过，正是出于对这种复杂性的逐步承认，许多研究者已经超越了上世纪50至60年代时那种将义和团同历史上某一现成组织作整体性对应的研究方法。从“源流”研究到“起源”研究的学术语汇转换，反映了史学界越来越关注于义和团自身逻辑的研究势头，在此基础上，义和团组织的“多源论”已经或正在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 2、关于义和团的口号、思想意识和社会心态 50至60年代的许多研究者已经论及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毛健予、李绍中、陆景琪、李时岳和李俊虎等还有专文论及。毛健予等多数学者肯定了这一口号的策略性质和对于政治动员的积极意义，而李时岳则指出这一口号起了欺骗团民的负面作用（毛健予：《义和团“扶清灭洋”的策略意义》，《新史学通讯》1953、2；李时岳：《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扶清灭洋”口号》，《光明日报》1960、10、27）。80年代初，史学界对于既往过高评价义和团直至“文革”神化义和团的反思，正是从讨论口号开始的。这次讨论和几乎是同时开展的关于义和团指导意识是否为“封建蒙昧主义”的讨论，几乎牵动了当时史学界的几代人。口号讨论的焦点是对于“扶清”评估。一些学者支持李时岳，指出这个观点反映了小生产者在时代和阶级上的局限性。另一些学者则坚持口号的策略意义。陈振江的《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1）对于“策略”的观念的出色论述及其他新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文海则进一步指出，上述的否定和肯定，其立论出发点都认为“扶清”的“清”是指清王朝，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义和团的意向是扶持大清国（即中国）。在民族国家观念尚未确立的辛亥革命之前，义和团这一将国家和朝廷相互混杂的认识，包含爱国主义的一层内容（《义和团“扶清”口号的两重含义》，《人民日报》1982、2、8）。 部分出于口号讨论的推动，部分也是对于戴玄之研究的回应（大陆学者在“文革”之后才读到这本书，该书讨论了义和团的仪式和信仰），关于义和团政治——文化意识的研究成了一个热点。这项被美国学者柯文称为80年代中国大陆“最有成效”的研究得益于众多学者的努力。在前揭《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和一批论文出现之后，李文海和刘仰东又把对义和团意识本身的讨论推向了更广阔的心态领域。他们合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成都，四川省社会科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对于运动期间种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作了透彻的分析。何若钧、乔还田、郭墨兰、史若民、戚立煌等都参加了相关的讨论。90年代末，张鸣和许蕾合著的《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又从中国北方农村的文化传播和教育渠道入手，进入了拳民仪式和行为模式的表达的民众文化内涵研究，并首次将教民意识研究置入了与拳民对比的论析框架。 在义和团的口号、意识和心态研究逐步深入时，学术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义和团不过是落后的中国封建文化反对西方进步文化的产物。有的文章批评义和团意识落后，“维护传统社会，畏惧外来文化”，行为愚昧，反对文明。如此看来，是不是值得花那么多的功夫勾画和剖析义和团意识及其文化内涵，似乎都有疑问。不过，上述论说的本身已经将有关义和团的个案讨论纳入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更深刻的命题：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的出路。义和团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切进并挑起了这一命题。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排外和迎外、儒学伦理和基督精神的冲突等等为学术界所关注的文化现象，都集中到了义和团所活动的那个历史横断面上。因此，无论人们持何看法，在有关近代中国文化的讨论中，恐怕很难绕开义和团。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的历史和意识，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还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 3、关于义和团和清政府 这个议题，涉及民众与国家、地方与中枢，乃至中国和国际等多层领域中的复杂关系，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热烈的讨论。讨论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1）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初期政策，或者底层民众是顺应还是违背了国家的意向而动员起来的。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清政府较早就倾向于“招抚”义和团，并对其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戴玄之的《义和团研究》进而认为义和团的大发展是“慈禧鼓励”的结果。李文海和林敦奎考察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及其所导致的统治集团内部政策应对的含糊和混乱，指出这一时期清廷的基本政策是“防范查禁”，即“一种有限度的镇压”，但没有成功（《讨论文集》第301---303页）。林华国则认为清王朝的中央和地方政权的镇压政策相当鲜明，但是因为帝国主义和清当局之间的矛盾的扩展，以及直、东两省在举措上的歧异，才使这项政策实施时松紧无定，不可能将四处迸发的抗争扼杀于初始时期（《史事考》第23---49页）。后两种观点，都归纳了义和团是在政治---社会格局复杂化所造成的权利空隙中壮大起来的。 （2）义和团为什么能够大举进入北京？或者说，是清中枢的权利吸引了义和团，还是当时极其复杂和多变的社会矛盾推出了历代农民战争中这一绝无仅有的场景？有的学者认为西太后及其党羽为了废帝立储，要利用人民的反帝意愿，所以准许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有的学者进而指出这一举措使进京的团众成为“党祸之战”，“努力王家，同仇敌忾”的工具。也有的学者（特别是50至60年代的研究）强调了这是由于京津附近团民势力迅速壮大，清王朝无力或不敢拒绝其进入京师。近年来林华国提出了一种新见解：义和团四出蜂起，但又自发分散，他们的攻坚能力远不如清军，但帝国主义的压力加大特别是驻京公使调动国际部队进京的举措，进一步引起了清廷内部的混乱和对外政策的反弹，从而为大批团民在几天之内涌进帝都提供了时机（《史事考》第67---73页）。 （3）清中枢为什么戏剧性地对外“宣战”？在早期研究中，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根据《崇陵传信录》，认为慈禧太后决心“宣战”是被一伪造的列强勒令她“归政”的假照会惊昏了。更多的论者则强调这是来自义和团的压力，并促使她想借列强的刀来消灭义和团。80年代以后，孔祥吉利用档案史料否定了“假照会”说，指出慈禧做出最后决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洋人强索大沽炮台和她接到了裕禄“接仗获胜”的“假捷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50---656页）。林华国则进一步指出，“宣战”取决于洋兵已大举进攻津沽，并公开宣布要向北京挺进的严峻形势。由此他认为此后一个时段中清廷的政策并非不少论者所说的“真投降，假备战”，而是相当错乱地“一面抵抗，一面求和”，并同义和团形成过短暂而松散的军事合作（《史事考》第80---102页）。 学者们的论说虽存在分歧，但几乎是一致地肯定了清末政治全面衰败和无力应对变局的事实。他们从各个角度，描绘了一幅中枢权威下降、政策的渗透力削弱，内部离心现象极端严重和底层民众违背国家意愿，自发地动员起来打洋人的生动画面。这些描述，也许能给读者一个启示：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把清王朝这个“形式”逼上“救亡”的道路---涌到紫禁城下的愤怒的民众做不到，此后具有进步倾向但力量还很弱小的立宪派也未必能做到。 4、关于义和团的历史地位 “文革”之前史学界对于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正面定位是一致的，但在“史学革命”观念的支配下，出现过不少描述上的美化和评判上的简单化现象。第一次对这个论题提出质疑的是前揭王致中文。作者对义和团的意识行为及其同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作了相当全面的批评，其中最尖锐的一个话题是指责团民们“奉旨造反”，用暴力横扫西方文明。作者写道：“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他们要打翻“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对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也是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义和团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保住腐朽的爱新觉罗王朝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人不同程度地赞成，更多的人则表示异议。在规模较大的讨论中，孙祚民从历史认识论和研究方法上同王文进行争鸣，论证“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虽然属于一种蒙昧落后的表现，但却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关于义和团的“奉旨造反”及其他》，《历史研究》1981、1）。从理论和史实的结合上，对排外主义作了详尽分析的是前揭陈振江论文和朱东安、张海鹏、刘建一合作的论文。后者指出，“排外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毁坏了一些机器、商品等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工业产品；但它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的要求和行动是革命的、正义的，而被这种排外主义所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是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2）。 这场讨论对于史学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地评价义和团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当前学术界所关心的怎样评估清末政局以及怎样分析中国走进20世纪历史特点等问题都提供了帮助。王致中是在谴责帝国主义野蛮征服的前提下展开论述的。他用以说明观点的材料很细致。他在另一篇论说里还指出义和团的反帝作用为举世公认（《论义和团的反帝作用》，《社会科学》1983、3）。而同王文争鸣的论说一般也指出了义和团有反帝爱国和笼统排外的双重性，后者则是蒙昧落后的表现。“文革”之前夸大和拔高义和团的倾向消退了。 不过，讨论并没有到此为止。80年代末以来，当又一个世纪之交向我们走近，学术界在回顾前一百年的历史过程时，义和团的地位被置于一种更深刻的近代历史主题的讨论中再次提起。王致中文引过的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在印度所起作用的论断，被更多的论者提起并做出不同的解释。同80年代初相比，有些学者从材料和史实的辨析转向了似乎是宏观性的讨论。比如有的学者可能是沿着“奉旨造反”的思路，认为封建顽固派为了挽救败亡的专制制度，对农民进行煽动并把他们引进了政治纷争的中心。另一些论者没有太多涉及近代的历史事件，而是从理论上正面肯定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拓展的价值，认为这样才能使东方民族获得西方式的整个社会、整个体制和结构。学术界在回顾义和团的历史时显然出现了两条不同的思路：如果认为我们的前人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殖民主义的拓展，那么至少义和团由于被放到维护保守政治势力的位置而应受到谴责。如果认为根据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华民族必须首先争得独立和民主，才有可能同先进的西方国家平等交往，并吸收他们的优秀文明，那么不论义和团有多少局限，它毕竟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一些特定的社会阶级和和阶层为民族自救而进行的大规模联合和行动。一位研究义和团的美国学者这样向他的同胞介绍义和团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群众性的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英文版序言第1页，）。 义和团的历史早已逝去，但后人对这段历史的体味和认识都不会穷尽。一切经得起史实和时间检验的成果，都会帮助我们从这个旧课题中摄取新营养。现在，有100多位中国学者和30多位国际同行正在为纪念庚子百年而思索和写作。我们相信，会有一个丰收的金秋。一百年前中国民众付出的巨大历史代价，已经也必将继续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补偿。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版、北京：中华书局，1961 2、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1版、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 3、齐鲁书社编辑部编、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版、济南：齐鲁书社，1982 4、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4 5、路遥编、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义和团运动、1版、成都：巴蜀书社，1985 6、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1版、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7、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1版、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8、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版、济南：齐鲁书社，1992 9、林华国著、义和团史事考、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0、黎仁凯等编、义和团 .华北社会 .直隶总督、1版、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原载《教学与研究》（核心期刊，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200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