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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对以往学者关于晚清教案起止时间和划分教案发展阶段标准的观点进行总结与商榷，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本文提出了晚清教案的统计标准，并据此全面统计了这一时期的教案（总数为1998起,重大教案100起），进而采用计量和比较方法，以教案的发展变化和特点为标准，将这一时期的教案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2—1860年；第二阶段，1861—1894年；第三阶段，1895—1900年；第四阶段，1901—1911年。 [关键词] 晚清教案 数量 标准 发展阶段 特点 ------------------------------------------------------------------------------------------------ 晚清教案（或称反洋教斗争）开始于1842年，结束于1911年（1），历时70年之久，几乎贯穿整个晚清时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晚清教案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每个阶段的内涵也有很大差异。在此之前，学术界虽有人对此加以研究，但大都是根据西林教案、贵阳教案、天津教案、周汉反教案、巨野教案、景廷宾起义、南昌教案等重大教案做出的结论。这样做出的结论虽不无道理，但难免以偏概全。只有从整体上研究晚清教案的发展阶段，才能比较明确地看出不同时期教案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的不同影响，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本文拟对以往学者们关于划分晚清教案发展阶段的标准、起止时间的观点进行总结和商榷，并阐述自己的见解。本文还提出了晚清教案的统计原则，并据此全面统计了这一时期的教案（总数为1998起，其中重大教案100起，）（2），进而采用计量和比较方法，对这一时期教案的发展阶段进行新的探讨。 一、关于晚清教案发展阶段研究的几点思考 为了对晚清教案的发展阶段进行研究，必须首先搞清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晚清教案的起止时间。在此之前，学术界有关晚清教案的开始时间有1844年、1846年、1856年、1860年和1861年五种，各不相同。根据1996年推出的大陆第一部多卷本晚清教案史料专辑《清末教案》第一册记载，晚清第一起教案发生在1842年，因此上述观点都应该进行修正，应以1842年作为晚清教案的开始时间。至于结束时间，有1894年、1898年、1899年和1911年四种。以1894年、1898年、1899年作为晚清教案的结束时间，都是把义和团运动排斥在晚清教案的范围之外。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义和团运动可分为反洋教斗争和抗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两部分内容，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反洋教斗争和鸦片战争以来的反洋教斗争的起因都是列强侵略、教会势力横行霸道，欺压平民、以及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误会；指导思想都是“扶清灭洋”，只是前者对这一思想的阐述不够明确而已；义和团运动和反洋教斗争的基本成分都是农民，两者没有什么区别；义和团的主要活动是反洋教，抗击八国联军的主力是清军，只有一小部分义和团参加了京津地区反抗八国联军的斗争。所以，义和团运动与反洋教斗争虽然有所区别，但主要内容（反洋教）是一致的，不应把义和团从反洋教斗争中分割出去。另外，义和团运动后还有几百起教案，仍然是晚清教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把1894年（或1898年、1899年、）后的十几年间数百起教案去掉来探讨晚清教案的发展阶段，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以1911年作为晚清教案的结束时间。 第二，关于晚清教案的统计原则及数量。晚清教案数量极多，情况十分复杂。笔者根据十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晚清教案的统计原则： 其一，同一地区的一起或多起有关联的反洋教案件算作一起教案，如1861—1895年的河南南阳还堂案，虽然历时35年，中外双方反复交涉，民众进行多次反教斗争，但其原因都是因为天主教士借还堂之机企图霸占南阳江浙会馆引起的，所以仍算一起教案。另外，1869—1898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1891—1898年的湖南周汉反教案也都属于这一类型。倘无关联，则分开计算。 其二，在一起教案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份或多份反洋教揭帖，并引起纠纷，不独立计算；如果单纯由一份或多份反洋教揭帖引起的纠纷或交涉算一起教案。 其三，对过去习惯性的说法仍然沿用，如1868年台湾凤山教案包括四起小教案：7月30日凤山埤头民众将重建中的埤头教堂捣毁，9月间，英国传教士在凤山前金庄遭到围攻、凤山沟仔乾教堂被毁，旗后英国教士医生马雅各的门诊部被拆，但习惯上算作一起教案。此外，还有一些类似案例，笔者均加以沿用，算做一起教案。 其四，有200起教士教民控案，经查均无其事，笔者认为这只是教士教民劣迹，不算教案，故未计算在晚清教案之内。 其五，倘若一支反教队伍在几个地方进行反教斗争，仍算作一起教案。 关于晚清教案的数量，有说400多起，有说800多起，笔者根据上述原则，统计出晚清教案的总数为1998起。此外，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笔者对1842—1898年，1903—1911年教案的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但1899—1902年教案的实际数量则远远超过统计数字。1899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在致总理衙门文中指出：“自光绪二十五年夏间官吏倡为义民之说，拳匪因而鸱张，始滥觞于兖沂曹济一带，继窜扰西北各属，蔓延40余州县，凡掠害教民焚拆教堂之案，共计1000起” （3）。1900年，据山西巡抚岑春煊奏报：是年山西义和团活动的40余县，有18处杀过教士，其余杀过教民。全省杀教士150余人，烧毁教堂70余座，仅山西临汾县就发生教案100余起（4）。另据记载，1900年“江西省教案迭出，如饶州 、建昌、德化、高安、临川、鄱阳、安仁、丰城、南丰、庐陵等县皆发生拆毁教堂事件,合计全省拆毁法教堂39所；又拆毁法经堂19处，书馆、育婴堂3处，英经堂一处，教民具控被抢被诈之案，挡册稽核约有八、九百起，教士开单指报700余起，合计共1633起，尚有仅列村户，或约指大数，并无原告姓名者，又约600余起，此皆法天主教民之案。另英、美两教控案58起。”1902年，“江西人民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焚烧外国教堂，驱逐外国教士，打恶棍教徒等事件，全省达数千起，‘劫掠’教民财产控诉于官者不下2000余起。”（5）因上述教案仅列数字，并无具体内容，故暂未统计在晚清教案之内。另据张守常教授调查，有一些教案地方官与教会私了，没有上报，这类教案也无法统计。上述情况，有待以后进一步考查。第二，1996年前，笔者对晚清教案的数量做过统计。此后，出版了《清末教案》（第1—3册）等资料，笔者此次统计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又增加了许多教案。因此，以前笔者的统计数据与此次有出入者，以此次为准。 第三，关于划分晚清教案发展阶段的标准。以往的研究者划分晚清教案阶段的标准大体有两种。（一）以教案中领导成份的变化作标准。即前期是由官绅领导，90年代以后官绅逐渐退出斗争舞台，会党取而代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乡绅而言，90年代后基本上未退出运动，有的依然保持很旺盛的斗志。如在籍陕西候补道周汉，就是在90年代书写了大量反洋教宣传品，并到处传播”，“使得全国牧师为之胆寒”。再如河南卫辉、山东滋阳、湖北黄州、麻城等地的绅士仍然和过去一样撰写并散发反洋教宣传品（6）。至于当时不少领导斗争的会党头目就是乡绅。乡绅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也很积极，根时人记载，“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于其中”，“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各团“大师兄”“率由地方豪滑充任，其威力直远出郡县长官之上”（7）。有的乡绅虽未参加义和团运动，但对其表示欢迎。直至1902年，还有武举景廷宾在直隶和贺金声在湖南发动的反洋教武装斗争。至于地方官在前期除了贵州提督田兴恕、巡抚韩超等人外，公开反洋教的并不多，只有一部分官吏放任群众反洋教，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发展。如1895年四川成都教案爆发后，总督刘秉璋不管不问，致使这一斗争迅速蔓延四川的几十个州县。直到义和团运动时期，还有许多官吏仇恨教会，同情或支持义和团的反教会斗争，比如1900年5月9日，英使萨道义照会清廷，指出“本年3月间赣省学政在饶州府属之鄱阳、德兴两县考试，出有策题一道，其题曰外人华服传教，谋殖民于中国，借图私便”，请求查处。清礼部则极力为其开脱，指出“该学政所出题目，系欲维持士心，使人知忠君爱国，务为根祗之学，本无不合。”“唯嗣后所出考试题，勿再牵连外人，致生枝节。”（8）另外，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刚毅以及山西巡抚毓贤都同情或支持义和团的反教会斗争，甚至慈禧太后也一度对外宣战，下令攻打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这就说明，地方官在90年代以后并未退出斗争舞台，因此，以教案中领导成份的变化作为划分阶段标准的观点是不够妥当的。（二）以教案的发展起伏或特点为标志。迄今为止，只有1990年出版的台湾陈银崑的《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一书以教案的发展起伏为标志划分晚清教案发展阶段（9）。但该书时间跨度短，不能涵盖整个晚清时期；另外，大陆有一些资料该书也没有利用，特别是大陆在1996年和1998年出版的《清末教案》（共三册）新增加了许多教案，《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一书更无法利用。因此，《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无论从时间的跨度、教案数量的统计和阶段的划分都需要改进。以教案的特点作为划分晚清教案发展阶段的标志的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因其没有对整个晚清教案进行统计，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晚清教案发展阶段，而是根据若干大案做出的结论，这样做出的结论难免失之偏颇。笔者认为，单纯以教案的发展起伏或特点为标准都是不全面的，合理划分晚清教案发展阶段的标准应该是以数量为基础，把教案的发展起伏和特点结合起来。本文拟在对晚清教案全面统计的前提下，以教案的发展起伏和特点为标志重新探讨晚清教案的发展阶段。 本文依据晚清教案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建议将晚清教案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2—1860年；第二阶段，1861—1894年；第三阶段，1895—1900年；第四阶段，1901—1911年。 二、第一阶段（1842—1860年），教案的兴起 鸦片战前，清政府奉行禁教政策，不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严禁中国人信奉基督教，因此，虽有极少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也有一部分中国人信教，但他们总是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犯而不较，所以，并不存在什么教会欺压平民的事情。那时的所谓教案，大都是因基督教神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引起的清政府打击限制教会的案件。但是，鸦片战后的不平等条约改变了传教士的地位，使其从受压制者一跃而变为特权阶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教民（特别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地区的教民）的地位。此后，一些教士和教民违背条约，无视地方官的权威，横行霸道，引起了中国官绅民的反对；加上清朝君臣对基督教的忌恨，也时而打击教民，因而开始出现教案。晚清教案开始于1842年的北京教案。从这一年起直到1860年为止，共发生68起教案，其中重大教案5起。这些教案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数量少。这一时期共发生68起教案，年均仅有3.6起；重大教案仅有5起，年均0.26起，数量很少。 第二，分布不均。这时的教案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包括直隶（今河北，13起）、福建（13起）江苏（11起）、湖北（6起）、浙江（5起）和江西（4起）六省，六省总共发生教案53起，占总数的77.92%，而内蒙、山东、西藏、四川、山西、云南、广东、广西的教案只有1—3起，黑龙江、吉林、奉天（今辽宁）、河南、新疆、甘肃、贵州等地竟没有一起教案。可见这一时期的教案分布的很不均衡。 第三，多数教案都是由传教士直接引发。这一时期由传教士违约传教、强租房地产、还堂、横行霸道引起的教案竟多达48起，占总数的70.6%，可见，此期教案大都由外国传教士直接引起，传教士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教案属于初级的、低层次的。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这一时期，来华的天主教士和耶稣教士仅有200余人，这对于庞大的清帝国来说，实在少得可怜。况且这些教士又只能在五口合法传教，活动范围极其狭小；两教的教民虽然有40余万，数量不能算少，但除五口外，基本上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由于教士教民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合法活动，与全国大多数平民没有接触，也不可能发生冲突，就导致这一时期的教案数量很少，分布不均衡。 如果把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教民相比较，就会发现教民的行为比较检点。这是因为虽然在1846年清政府就发布上谕，允许中国人信教。但上谕属于行政命令，并不具有条约的作用。况且这道上谕还是清廷在法国逼迫下极不情愿地发布的，清朝君臣在内心深处仍然仇恨基督教。由于五口地区的教民有外国传教士和领事的保护，地方官无可奈何；五口以外外国人则鞭长莫及，因而在五口以外的广大地区，从清廷到地方官都不断打击教民。总之，教民的地位较低，行为比较检点。相比之下，外国传教士因有列强炮舰和驻华使领人员保护，享有治外法权，地位较高，部分传教士有恃无恐，态度蛮横，故这一时期的多数教案都是由教士直接引起。 三、第二阶段（1861—1894年），教案的发展 自1861年起，反洋教斗争有很大发展，成为影响社会的重要事件。这一阶段的教案具有四个显著特点： 其一，教案数量增加，范围扩大。这一阶段的教案总数多达759起，每年平均22.3起，是上一阶段的6倍多。重大教案有48起，年均1.41起，是上一阶段的5.42倍。在上一阶段，有7个省区没有一起教案，有8个省区只有1至3起教案。而这一阶段除了新疆没有教案外，其他各省区均有许多教案，可谓遍地开花。 其二，起因更为复杂。上一阶段教案的起因只有侵略、还堂、教士购买和租借房地产、教士和教民横行霸道、文化因素、民教经济纠纷和官反教7种，而在这一阶段除了上述7种外，还有封建剥削、教士教民被盗抢诈、清军军纪败坏、一般民教纠纷、意外和误会6种，更为复杂。 其三，文化因素（基督教与中国儒学和宗教习俗矛盾斗争及国人对基督教的疑惧）对教案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在上一阶段，文化因素引起的教案仅有4起，年均0.21起，占总数的5.9%；而在这一阶段，此类教案竟多达155起，占能搞清起因的教案（这一阶段共发生教案759起，能搞清起因的教案有646起）的24%，是上一阶段的4.1倍；年均4.6起，是上一阶段22倍。这充分说明文化因素在这一阶段对教案的产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 首先，教士教民活动范围扩大，地位提高。在上一阶段，教士教民只能在五口合法活动，范围极其狭小。1856年，英法两国在俄美的协助下，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又一次打败清政府，迫使其订立《天津条约》，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10）这一条款，使外国传教士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内地活动，并彻底改变了中国教民的地位，使其和外国传教士一样成为特权阶层。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政府完全屈服，英法俄等国又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不仅确任《天津条约》有效，而且有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还堂的范围。1846年2月道光皇帝在上谕中规定归还康熙年间被没收的天主教堂，但改为庙宇民居者除外，而《北京条约》则将还堂的范围扩大，即“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教、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没有任何限制；二是新添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11）。根据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也都享有这一特权。教民地位提高后，部分人变得有恃无恐，横行乡里，欺压平民。在晚清时期，满清王朝仍然停留在“人治”的基础上，由官府垄断诉讼，而西方社会早已进入法制时代，故每逢民教相争，教士往往习惯于本国的诉讼程序，总是出面为教民打官司。由于教士偏听教民一面之词，不完全了解问题的真相；加上其享有治外法权，因而带着盛气凌人的姿态，随意贬低地方官的权威，并经常鼓动领事、公使出面干涉，一些地方官迫于压力，大都袒教抑民。平民有理没处讲，有冤没处申，被迫铤而走险，进行反抗斗争。同时，还堂范围的扩大和允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的规定，又触犯了各阶层人士的经济利益，引起新的反抗斗争，这就使教案数量迅速增加，范围扩大，起因更为复杂。 其次，侵略战争的影响。在1856—1860年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拿下广州，攻克北方重镇天津，甚至占领清王朝首都北京，逼签《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乃至“六代之宝玉图书，悉遭劫掠，三山之楼台殿阁，尽化灰烬。以致銮舆北狩，龙驾西升”（12）。此后，阿古柏与沙俄侵略新疆，美日侵略台湾，英国侵略云南和西藏，法国挑起中法战争等。这些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13）。国人对侵略者的仇恨不能不转移到这些来自侵略国家、或多或少带有侵略特质的外国传教士及其保护下的中国教民，因而教案数量迅速增加。 再次，其他因素。由于不平等条约规定教民享有免纳迎神赛会演戏祭租祀孔等特权，增加了平民的经济负担；教士教民地位提高后，不断干涉平民的习俗活动；加上民教双方的种种误会和纠纷，致使文化因素引起的教案数量急增。 四、第三阶段（1895—1900年），教案的高潮 从1895年起，反教斗争的数量急剧增加，1900年时则发展为全国范围的义和团运动，教案达到顶峰（411起）。这一时期的教案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数量极多，规模空前。在这短短的6年时间，竟发生831起教案，超过了前两个阶段53年（1842—1894年）教案的总和（827起）。这还是有案可稽的教案，尚有数千起教案，只是因为记载不明确，暂时未将其列入。这一阶段年均教案138.5起，是上一阶段的6倍多。重大教案多达28起，年均4.66起，是上阶段的3.3倍。可见，本期教案的数量和规模都是空前的。 其二，从分散斗争发展到有组织起义。在此之前，除了1890年余栋臣起义、1891年金丹教起义和长江流域教案之外，其余基本上都是一轰而起，一轰而散，自生自灭。而这一时期的教案则发展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如1895年的福建古田教案，1896年的山东曹州刘士端起义、山东阎书勤和直隶赵三多起义队伍，1899年在山东省长清、茌平、平原、高唐活动的朱红灯、心诚和尚起义队伍等等，都拥有数百、上千、乃至于数千人，其规模和组织程度都很高。 其三，部分反教者主动向侵略者发起进攻。在此之前，反教者的反侵略活动主要停留在口头宣传上，只有极少数反教者在反教的同时波及外国侵略势力，如1870年天津教案中民众打死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捣毁法国领事馆，1890年湖北武穴教案中英国领事馆职员柯姓被打死；同年湖北宜昌发生教案，建设中的英国领事署被捣毁，砖木等材料被抢等。而这一时期有许多反教群众不仅反对外国教会，而且在京津铁路沿线抗击八国联军，攻打天津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主动向侵略者发起进攻，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其四，以华北为中心。在这六年间共发生831起教案，华北地区的山东、直隶、山西、河南四省竟发生445起教案，占半数以上，成为反洋教斗争最集中的地区。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反洋教斗争的数量最多、组织水平最高，对侵略者的打击最大，斗争区域最集中。这些特点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前三个特点是由民族危机造成的。甲午战后，列强纷纷在华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与此同时，一些外国教士和部分中国教民更加横行，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胡作非为，霸占田产，肆意欺压平民，甚至逞凶杀人，成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横行乡里的邪恶势力。个别传教士甚至以保护洋教不力为借口，要挟清政府罢免督抚大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身受无穷灾难的中国人民，被迫揭竿斩木，铤而走险，从而爆发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灭绝战的性质”（14）。因此，这一时期教案数量更多，并从分散斗争发展到有组织起义，部分反教者主动向侵略者发起进攻。 第四个特点是由三个方面因素形成的： 其一，华北地区所遭受的侵略特别严重。在甲午战争中，直隶、山东等省直接遭受日寇的蹂躏。战后，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侵占威海卫，都直接损害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帝国主义又以贷款等方式获得华北许多铁路的修筑权和矿山的开采权。这一阶段华北地区遭受侵略的严重性，是其他地区所少见的，因而反侵略斗争也比其他地区激烈。 其二，华北的天灾人祸十分严重。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款，除了向帝国主义贷款外，就是加紧搜刮人民，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导致物价普遍上涨，民怨沸腾。加上吏治腐败，河工废弛，水旱灾荒频繁发生。1898年，黄河大溃决，直隶东南、河南中部及山东西部河堤溃决，淹死居民数十万，损失田土房屋不可胜计。1899—1900年，北方各省又连遭旱、虫等灾害，很多地方颗粒无收。在此天灾人祸折磨下，许多农民只得吃树皮草根，甚至吃观音土；有的背井离乡，卖儿鬻女。在北方广大地区，到处饿殍枕籍，暴尸荒野，惨不忍睹。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在求生无路的绝望时刻，看到蓬勃兴起的义和团是他们反对压迫和摆脱饥饿的依靠力量，纷纷加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规模和声势。 其三，华北地方官的态度促进了反教斗争的发展。华北四省的教案主要集中在1899—1900年间，这与同期四省巡抚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四省地方官对教案的态度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对教案的态度比较和缓。这以山东巡抚毓贤（1899年4月至12月任职）为代表。毓贤长期在山东为官，深知民教冲突是由于教民横行乡里，乡民积怨不平所致，因而主张对一般反教会斗争先采取“晓谕解散”、“弹压解散”等比较和缓的手段，只有在事态发展到无法控制时，才实行武力镇压。在镇压时，他主张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除将为首者按“匪”治罪外，对一般参加者解散了事，以免激起更大的反抗。他还曾要求德国公使撤换支持教民欺压平民的传教士布恩溥、德华盛等。毓贤认为，这样做既可避免发生重大的中外纠纷，又可尽量减少官民矛盾，对巩固清政府的统治最为有利。毓贤的这种做法，为山东义和团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促进了反洋教斗争的发展。第二，支持反洋教斗争，这以山西巡抚毓贤（1900年3月至1901年2月任职）为代表。1900年3月，毓贤由于受到美、法公使的攻击，被清廷调任山西巡抚，毓贤对外国人由不满转为仇恨。他亲自策划了太原教案，将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54人，中国教民17人诱杀，焚烧教堂医院420余间（15）。山西各府州县官员纷纷响应，山西各地的义和团也得以合法反教，致使山西各地教案迭起。第三，镇压反教会斗争，这以直隶总督裕禄与其弟河南巡抚裕长代表。在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前，裕禄、裕长兄弟对直隶、河南义和团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他们以为这种镇压可以迅速扑灭反教会斗争，然而适得其反，一些反洋教斗争队伍被清军击败后，其成员既然无法回家，便逃往他乡继续活动；有些地方的拳会本来规模很小，其活动仅限于习拳，但遭到镇压后不得不联络附近拳会，进行较大规模的反抗。裕禄、裕长兄弟的镇压措施迫使直隶、河南人民进行更加频繁和更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总之，义和团运动期间华北地方官的态度在客观上促进了反教斗争的高涨，致使华北成为反洋教斗争最集中的地区。 五、第四阶段（1901—1911年），教案的余波与性质变化 义和团运动后，反洋教斗争大大衰落，已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但与此前相比，仍然具有显著的特点： 其一，教案数量急剧减少。在1901—1911年的11年间才发生334起教案，年均30.4起，仅占上一阶段的21.9%。重大教案只有19起，年均1.72起，仅占上一阶段的36.9%，数量急剧减少。 其二，教案性质发生变化。义和团运动前，反教者的斗争目标是帝国主义和教会势力，对清政府只是扶持，并不反对。当然，在实际斗争中，由于清军的镇压，反教者出于自卫，偶尔也与清军对抗，但这类事例很少，并不能改变这一时期教案的反帝性质。1901年，直隶安平、深州的反教群众首先竖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接着，四川巴县，雄县，直隶广宗和安徽霍山的反教队伍也提出了类似的口号。上述口号表明这些地方的反教群众已经抛弃了对清王朝的幻想，把反对清王朝封建压迫，推翻其统治，消灭外国侵略者和教会势力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还有一些地方的反教群众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扫清灭洋”口号，但在反教的同时也把斗争目标指向封建官府。这表明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的性质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即由过去的反帝变为反帝与反对封建压迫双重性质。当然，这仅是一种新的倾向，因为提出类似口号的只有上述5起教案的反洋教群众，仅占总数的1.18%；带有反对封建压迫性质的教案共70起，占总数的21%，而其他教案的斗争目标则完全指向教会。所以，这一阶段教案的性质主要是反帝，但也带反对封建压迫色彩。这种带有反对封建压迫色彩的教案有力地配合了蓬勃开展的辛亥革命。 其三，文化因素类教案的影响减弱。在1861—1900年间，这类教案多达189起，每年平均5.53起。其中影响巨大的教案有16起，每年平均0.41起。此外，尚有数不清的反映这些矛盾斗争的书文揭帖。可见，此类教案对这两个阶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01—1911年间，此类教案只有27起，年均2.5起，不及前两个阶段的1/2。此类教案中影响较大的教案只有3起教案，年均0.27起，大大少于前两个阶段；此类揭帖只有一份。这就说明，义和团运动后文化因素引起的教案的影响大大减弱。 这一阶段教案数量减少是由中外双方政策的改变和国人认识水平提高决定的。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加强了对反洋教斗争的镇压。义和团运动前，清廷虽然镇压反洋教斗争，但这种镇压基本上是屠杀或惩罚反教群众，而对幕后操纵的官绅则极力开脱，并多方限制教会，对其无理要求也一再进行抗争。1901年2月23日。清廷发布上谕：“责成各直省文武大吏通饬所属，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须切实照料保护。倘有不逞之徒凌虐戕害各国人民，立即驰往弹压，拘犯惩办，不得稍涉玩延，如或漫无觉察，甚至有意纵容酿成巨案，或另有违约之衅，不即弹压犯事之人，不立行惩办者，该管督抚文武大吏及地方有司一概革职，永不续用。”（16）这一上谕说明，清廷不仅镇压反洋教反侵略的民众，而且严厉惩罚镇压不力的官吏。各级地方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更加残酷地镇压反洋教斗争，这样，反洋教斗争就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难以发展。 与此同时，列强对教会也加以限制。义和团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广大义和团战士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也给外国侵略者和教会势力以沉重打击，使它们感到仅靠武力并不能征服中国人。它们不可能在每座教堂旁边都停泊一艘军舰，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军舰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当外国军舰接到报案赶到出事地点时，传教士早以身手异处。为了减少中国人民的对立情绪，列强对教案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并开始限制教会。在义和团运动前，法国极力维护它对各国来华天主教士的保护权，其驻华使领人员频繁干涉民教纠纷，屈意袒护教士教民，态度最为蛮横。义和团运动后，法国主动放弃了保教权，只处理中法之间的民教冲突，不再像以前那样动辄对中国进行威胁和勒索。除法国外，美国也采取相应措施。比如，1903年8月签订的《中美通商条约》第14款规定：“耶稣天主等基督教宗旨原为劝人行善，凡欲施诸己者，亦必如是施于人，所有安分习教传教人等均不得因奉教致受欺凌，凡有遵照教规无论华美人民安分守教传教者毋得因此稍被骚扰。华民自愿奉基督教毫无阻止，惟入教与未入教之华民均系中国子民，自应一体遵守中国律例，敬重官长和翕相处，凡入教者于未入教前或入教后如有犯法不得因身已入教遂免追究，凡华民应纳例定捐税，入教者亦不得免纳，惟抽捐为酬神赛会等举起见与基督教相违背者不得向入教之民抽收。教士应不得干预中国官员治理华民之权，中国官员亦不得歧视入教不入教者，须照律秉公办理，使两等人民相安度日，美国教会准在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俟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后该教士方能自行建造合宜房屋，以行善事。”（17）此外，中国与英国、葡萄牙、瑞典和德国也订立了类似条约。上述传教条款虽然继续强调保护教士教民，教民免纳酬神赛会等费用，以及允许教会在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等袒教护教规定，但是，也增加了教士不得干预词讼，应该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礼俗教化，圣贤先哲，公平处理教案，教民应遵守中国律例，敬重官长，与平民和睦相处，教民不得因入教免罪，不得免纳例定捐税等限教措施。早在1871年，清政府为了消弥教案，制定了《传教条款》，其中一些规定和上述限教措施完全一致，然而却遭到了法、英、美、德等列强的蛮横拒绝。但在30多年后，美、英、葡、瑞、德等国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这种变化充分体现了义和团运动的作用。列强的上述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士教民的不法行径，使一些传教士多少改变了过去那种带有侵略特质的传教方法，不再像以前那样横行霸道，肆无忌惮。这些情况在义和团运动前是没有的，不管传教士动机如何，在客观上都缓和了民教矛盾，减轻了国人的反教情绪，教案数量自然减少。 此外，在这一时期，国人认识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多数官绅和新式知识分子认识到“仅凭激励民气，以人多取胜之方式，已不能达到反教与抗拒外力侵略之目的；只有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去发奋图强，方足以雪耻图存”，即“中国欲与西人敌，不当仇教在自去强”（18）。在他们看来，只要国家强大，国民文化素质提高，即使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国人也不会理睬。这种认识与以前反教者那种不求自强，盲目排外，以血肉之躯与西方列强及其保护下的基督教会相抗衡的做法相比，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官绅和新式知识分子认识水平提高后，积极投身于兴办新式教育、实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等自强活动，以及推翻阻碍社会发展的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不再支持反教斗争，使此类斗争基本局限于下层民众，力量大大减弱，反教斗争逐渐滑入低谷。 综上所述，义和团运动后教案数量的减少是由列强、清政府、教会和国人多种因素决定的，这种变化既是中外反动派刀和火的产物，也是国人抗争和社会进步的结果。 教案性质的变化和文化因素类教案的影响减弱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是国人观念的转变。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政府对义和团先是欺骗利用，继之镇压，血的教训使一些地方的群众开始觉醒，因而在反教的同时也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和封建官府，使这一阶段教案的性质除了反帝以外，也带有反对封建压迫的色彩。同时，到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已经成为人们所熟悉的宗教。国人多见不怪，因而文化因素类教案数量减少，影响减弱。 二是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转变。义和团运动前，多数传教士服膺“孔子或耶稣”的信条，即把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企图取代儒学，对中国的宗教习俗也采取排斥和反对的态度。可是，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支配中国两千余年，根深蒂固；中国的宗教习俗也是长期形成的，早已浸润于国人的言行举止之中，牢固地控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经过长期的较量，外国传教士不但没有能够取代他们，反而遭到一次次打击，损失惨重。义和团运动后多数外国传教士为了能在中国站稳脚根，将“孔子或耶稣”的信条改为“孔子加耶稣”，即尊重儒家思想，以基督教义附会、解释儒家思想，力图使二者结合起来，并开始尊重中国的宗教习俗，这就大大减缓了国人与基督教的对立情绪，使这类冲突迅速减少，影响减弱。 （ 作者单位：山东省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 -------------------------------- （1）《清末教案》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页、《旧民族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 （2）（台湾）吕实强、张贵永、陆宝千主编：《教务教案档》第1—7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74—1981年印行；《清季教案史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48年3月版；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山东义和团案卷》，齐鲁书社1980年版；《义和团档案史料》及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1990年版；《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吴盛德、陈增辉编著：《教案史料编目》，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41年版；《近代史资料》1987年总66号；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东方杂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961年版，《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979年版；王文杰著：《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7年版；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法）卫清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路遥、程歗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李永璞主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1960—1990），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1—3册，中华书局1996年、1998年版；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ume 29；Cohen Paul A，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8-187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以及有关论文等等。 （3）《教务教案档》第7辑第346页。 （4）李喜所等译：《义和团时期的山西传教士》，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5）《近代史资料》1987年总66号。 （6）《湖南历史资料》1985年第4期，第48页、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46、163、168—170页。 （7）《义和团》第2册，第452页、第1册第91页、第3册，第373页。 （8）《清末教案》第3册，第754—755、758—759页。 （9）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0）（1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8、147页。 （12）《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155页。 （13）冯桂芬撰：《校邠庐抗议》，光绪24年北京荣华书局重排印本，卷下，第70页。 （14）恩格斯：《波斯与中国》，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20页。 （15）《增补拳匪祸国记》，1909年铅印本，下册第266页。 （16）清·李刚已辑录：《教务纪略》，上海书店1986年版，卷首·谕旨第15页。 （17）《清季外交史料》，第2826页。 （18）（台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4编，教案与反西教，第314页，《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81页。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Late Qing Anti-Christianity Cases AnewContent Abstract Zhao Shuhao （赵树好） The Deveopment of Late Qing Anti-Christianty Cases(is abbreviated Late Qing Cases or Cases) present stage obviously. Before this, though, academic circle has person, study for this, but is the conclusion that reached according to some significant cases mostly. This paper will hold from whole, explore this period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Cases Anew. One , Some thought about the researches of development stage of Late Qing Cases First , About partition standard of development of Late Qing Case stage. The author pass through as before the analysis of viewpoint and discuss , make , rise and fal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uantity of Late Qing Cases and characteristic is standard. Second , About Late Qing Cases rise to stop time. The author think that Yihetuan Movement can divide into two parts,one is to turn over foreign religion struggle and the other is to resist 8 countries allied forces invade China, but major content is to turn over foreign religion, should not cut apart Yihetuan Movement from turning over foreign religion struggle. Therefore the author settles the first Late Qing Cases ( Beijing Case of 1842 ) and the final cases (Shanxisheng Changwu Case of 1911) rise to stop time. Third, Settles the statistical standard of Late Qing Cases. The author settles Late Qing Cases with following standard to carry out statistics: (1) One or many relative Cases in the same area make a Case. (2) Rise a against foreign foreign religion copy(Jietie) or many i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o turn over foreign religion, do not calculate independently; if arouses or negotiate merely from a against foreign religion copy of or many to make a Case. (3) The explanation for past habit is still continued to use. For example, Taiwan Fengshan Case include four cases, but is accustomed to one , the author also calculates according to one. (4)There are 200 accused cases by priest and Christian, after checking without its matter,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is is the priest and Christian misdeed, not Case so, do not calculate in Late Qing Cases. (5) If one turns over religion troops in some places, turns over religion struggle , still calculates to make a Case. The author according to above mentioned principle and tens kinds of China and foreign information to count Late Qing Cases total of for 1996, significant Cases 150. Still have besides, at two points need explanation: Is first , the actual quantity of the Cases of 1899 to 1902 years exceed statistical figure , since record is not settled , temporarily no count. Second, this time statistical the author besides using the information of past publication, have still used the new information that published in last few years , have increased a lot of Cases. Therefore, before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author have discrepancy this time, is subject to this. This paper on settl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overall statistics of Late Qing Cases, rise and fal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uantity of cases and characteristic settle as the standard of partition stage, the partition of Late Qing Cases is 4 stages. Two, First stage( 1842 to 1860 year), Cases upraise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Cases in this stage: Is first , Second differentiate are number to measure is few , spread not equal. Because the priest of having come to China is too few , legal campaign area is too little , Christian do not get legal position basically, behavior behave well relatively to cause. Third is caused by missonary for the most cases. This is since priest position is higher , partial person attitude rude cause. Three, Second stage( 1861 to1894 year), the development of Cases This stage Cases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Is first , Cases quantity increase urgently, scope enlarges. Because of the position of priest and Christian large raising in this stage, priest can do missionary work in nation-wide every place, some priests and Christians oppress and plunder Shen as well as the people, arouse the people of every place, resist. This stage big powers start repeatedly invade China war, have brought grave disaster to Chinese people, compatriots also affects church while invading on the contrary, more drama the development of cases. Is second , cause is more complex .Because of returning temples scope enlarge , allow missonary in each province rent or buy the stipulation of field , have again offended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each stratum personage, arouse new resist , add dispute and the variou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religion both sides of the people , make the cause is more complex.Third, Cultural factor for Cases have produced important role Since Christian enjoys to exempt, receives to go to meet supernatural, Saihui,etc. privilege , have destroied traditional faith , have increased the economic burden of common people , arouse a series of conflict. Four, the stage of 3th( 1895 to1900 years), the climax of Cases This stage Cases have 4 characteristics: First to Third are quantity is very much , scale is unprecedented ,from scattering , struggle develops organized revolt, partially Anti-Christianty men attack initiatively to aggressor. This major cause because of national crisis.Forth is to be central with Northern China. This in three, factor forms: First, the aggression suffered by Northern China area is especially serious , thus on the contrary, against invade struggle, also is more intense than other areas; It jumps into , one after another for seeking way out to turn over religion struggle that secondly, Northern China area suffers water drought harmful, many famine refugees in successive years. Is of 3th , the attitude of Northern China local official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that turns over religion struggle. Five , the stage of 4th( 1901to1911 year) ,the repercussions and nature change of the Cases There are 3 characteristics of Cases in this stage : Firstly the quantity rapid decreasing of Case. Secondly, the nature of case occurs change. Thirdly ,Christianity with China Confucianists and religious custom contradictory struggle the influence of kind of Cases weaken. This is since Qing Court have strengthened suppressing struggle for turning over foreign religion , the restriction of big powers for church ,the change of partial priest attitude as well as compatriots knowledge level raised. [Author introduction] Zhao Shuhao, associate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Liaocheng Teachers’ College. Cutural Road No.34 in Liaoche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Postcode:252000; Telephone: ( 0635) 8,238,903 （原载《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被《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