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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革命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这百余年的悠悠岁月里，农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而它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对象。张守常教授的大作《中国农民与近代革命》（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凝聚了张老50余年心血，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内容丰富。本书涵盖了农民与近代中国的两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的许多重要问题：太平天国北伐、洪仁玕与中国近代化、李秀成“苦肉缓兵计”、从拜上帝会到义和团运动革命斗争轨迹、义和团自立皇帝和“扶清”问题，义和团时期的揭帖、近代农民革命的歌谣等，也涉及“师夷”与“制夷”、林则徐、梁启超、徐景澄、夏燮、历史教学的立场与理论，以及作者对自己几位老师的回忆等，可谓包罗万象，色彩斑斓。 其次，考订精确。由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的太平天国北伐军，于1853年5月中旬从浦口登岸北上，6月中旬进入河南，7月初在汜水巩县间渡过黄河，克温县，进攻怀庆府(今沁阳)，在这里与清军相持近两月，撤围西去。清钦差大臣讷尔经额、钦命帮办军务恩华、托明阿、胜保联名奏折，声称“统计会合进仗歼毙斩获共有二千余名，所剩零星余匪，仓皇逃溃，城围立解。”作者根据掌管北伐军笔墨的陈思伯、游幕河南的龚洤、守在城内的怀庆府学教授叶知几、本地绅士田桂林，被罢官而回乡讲学的李棠阶的记载，以及清军下级军官徐嘉贤的墓志铭，指出进攻怀庆的太平军兵不血刃、悄然离去，数日后清军才发现。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太平天国北伐军数，有4、5、6、10、21、36军诸说，作者根据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祥及其部下张维城、王自发、杨国安、陈思伯等五人的供词，认定太平天国北伐军数应为9军。上述结论的依据是当事人的记载或供词，无疑具有权威性，当为信史。此外，本书还对林凤祥的籍贯、太平天国北伐军人数等问题进行了仔细考证。这些考证，纠正了过去一些讹误，有助于再现当时的历史。 再次，新见迭出。作者通过对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关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目标的变化，本书作出如下概括：“太平天国主要是反抗清朝统治，开始时对也奉上帝的洋兄弟抱有幻想。义和团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也是中国人的清王朝抱有幻想。”从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以反封建为主到以反帝为主的历史性变化，这样的变化是由帝国主义侵略日益深入的历史进程决定的。” “在近代，有一个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国人民也就有一个把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任务相结合的过程。不管你主观上只要反封建而不反帝或只要反帝而不反封建，但在实践中，在反封建的时候不能不也反帝，在反帝的时候不能不也反封建，虽然在具体问题上两者总有主次之分。在这里，中国人民也有一个把两者从不结合到结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才进入科学的认识阶段，而这是在包括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总结出来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本书指出：“太平天国发动了农民，但那时还没有可以领导他们走向胜利的先进阶级；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但他们并没有在纲领上真正反映广大农民的要求和愿望，把农民发动起来而造成大的农村变动，结果是两皆失败，都未能挽回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只有到中国的无产阶级自觉地走上历史舞台，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担负起领导农民的历史重任，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经过20多年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关于近代中国教民的性质，本书认为：“总的来说，全中国的教民成千上万(1900年前中国天主教徒已有七十多万)，而如此作恶的也只能是其中的极少数。这些极少数想依靠帝国主义势力而图谋好处的，顺此路滑下去，就必然要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和中华民族的叛徒!”等等。上述见解，是对农民与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历程等问题的科学分析和总结，体现了作者高超的理论水平和综合能力，真乃经典之论。 总之，本书对农民与近代中国革命等许多问题都作了仔细考证和深入探讨，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见解，颇具功力。它的问世，必将有助于近代中国农民史、革命史和整个近代中国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2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