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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洋教斗争（又称教案）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基督教会的事件。景廷宾（1861—1902年）起义是晚清时期极其重要的反洋教斗争，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因此，建国以来有不少学者对这一事件进行研究，相继出版和发表了多篇（部）有价值的论著。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它放在晚清教案发展的全过程中进行考察，以搞清其历史地位。本文拟作这方面的尝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景廷宾起义是数量较少的、带有反对 封建压迫性质的反洋教斗争之一 晚清教案开始于1842年，从那时起到义和团运动前，反洋教斗争的起因主要是列强侵略和教会势力横行，“它的性质主要是反帝爱国。由于反洋教斗争中广大反教官绅民的反侵略还停留在夷夏之变的传统观念上，带有盲目排外色彩，没有把‘制夷’与‘师夷’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这种反帝爱国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属于初步的、低层次的。由于中西精神文化的冲突与猜疑、社会问题与求生本能也是教案的重要原因，这就使晚清教案带有中西精神文化冲突和传统民变的色彩。”（1）这一时期，反教者的口号基本上都是“扶清灭洋”。早在1862年，《湖南逐异类公呈》就号召“驱除异类，心存君国”。1892年，湖南人周汉在反教揭帖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即“扫邪保护正道，灭鬼保护华邦”。这些口号虽未标明“扶清灭洋”，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1894年，山东大刀会打出“兴华灭洋”的旗号；1898年2月浙江海门应万德以“保清灭洋”相标榜；10月11日，朱红灯部义和团在平原县杠子李庄竖“扶清灭洋” 大旗。与此同时，山东、四川的许多地方还相继出现了“扶清灭洋”、“顺清灭洋”、“兴清灭洋”等口号（2）。上述口号的提法虽然不同，但是含义是一致的。后来，各地义和团较普遍地采用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表明反教者的斗争目标是帝国主义和教会势力，对清政府只是扶持，并不反对。当然，在实际斗争中，由于清军的镇压，反教者出于自卫，偶尔也与清军对抗，但这类事例很少，并不能决定这一时期教案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后的教案除了带有上述性质之外，还有反对封建压迫色彩，这是被学术界所公认的。但是，这类带有反对封建压迫性质的教案是全部，还是部分？如果是部分，究竟有多少起呢？对于这一问题，史学界迄今没人做出明确的回答。因而笔者拟对此进行分析。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政府对义和团先是利用，继之跪倒在帝国主义脚下，把义和团的反帝爱国之举污蔑为肇祸之由，恶狠狠地命令地方官“痛加剿办”，义和团的著名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阎书勤、以及成千上万的义和团优秀儿女或惨死在清军的屠刀之下，或葬身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中。血的教训使一些地方的反教群众开始觉醒，他们在反侵略的同时，也开始把矛头指向反动卖国的清政府。1901年4月，直隶中部义和团首领祁子刚转战雄县、新城、固安一带，打出“反清灭洋”的旗号（3）； 6月，直隶安平、深州的反教群众竖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同年，四川巴县红灯教以“灭清剿洋兴汉”相号召；1902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安徽霍山的反教队伍中也出现了“杀清锄洋”的口号。就在这时，爆发了直隶广宗景廷宾领导的起义。 1901年，广宗知县王宇钧和传教士议定由广宗人民负担教案赔款京钱2万吊（合制钱1万串，或合纹银1万两有奇）。王宇钧要广宗百姓在“正差正粮”之外，按亩加派“杂差”，以支付赔款，遭到百姓反对。众推东召村武举景廷宾为首领，两次聚众抗拒，迫使王宇钧将“洋差”减免至7000吊。1901年10月，新任广宗县令魏祖德到任后，指令每亩摊派京钱40文以支付教案赔款，全县上交23000余吊，浮收2倍以上。同时，魏祖德还以景廷宾聚众抗官为由，责令他一人缴纳全县捐款，并拘禁东召村地保。景廷宾走投无路，策动全县15000多人抗“洋差”，遭到清军镇压，700多人被杀，大量财物被抢走。次年4月23日，景廷宾联合威县义和团首领赵三多在巨鹿县夏头寺村举行起义，竖“官逼民反”，“扫清灭洋”大旗，直鲁豫交界地区农民纷纷响应，计划攻占威县、广宗，然后进一步扩展，同全国各路起义军一起推翻清政府。景廷宾起义后，将武卫右军后营管带鲍贵卿在威县招募的新兵打死50余人，鲍贵卿负伤逃跑（4）。接着，起义军杀死法国天主教神甫罗泽溥和两个随从，攻打威县张家庄教堂和赵庄教堂，不克，但攻下威县军寨教堂，杀传教士1人，教民3人。景廷宾部还在成安县城东南柏寺营一带展开吃大户运动，一连打击了好几家豪绅地主和教民（5）。景廷宾起义后，清政府派重兵镇压，景廷宾在临漳县之郭家小屯被清军捕获，1902年7月28日在威县被清政府“照谍逆例凌迟处死”（6）。景廷宾牺牲后，其余部刘永清、郑治安等从成安突围，又在山西赵县汇聚数百起义军，联合当地的义和团旧部和靳五盆的地方势力，继续打着景廷宾的旗号，发动了3次“扫清灭洋”起义。1904年刘永清又率部转战河南陕县、灵宝县和山西赵城县，参加了革命党人策动的起义，对辛亥革命做出了贡献。 上述“反清灭洋”、“扫清灭洋”、“灭清剿洋兴汉”和“杀清锄洋”口号的出现，表明这些地方的反教群众已经抛弃了对清王朝的幻想，把反对清王朝封建压迫，推翻其统治，消灭外国侵略者和教会势力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还有一些地方的反教群众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扫清灭洋”口号，但在反教的同时也把斗争目标指向封建官府。这表明义和团运动后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即除了过去的反帝爱国、中西精神文化冲突和传统民变性质之外，增加了反对封建压迫的色彩。当然，这仅是一种新的倾向，因为根据笔者研究，提出类似口号的只有上述5起反洋教斗争的反洋教群众，仅占义和团运动后反洋教斗争总数的1.18%；带有反对封建压迫性质的反洋教斗争共70起，占21%，而其他反洋教斗争的斗争目标则完全指向教会。所以，从主要方面来说，义和团运动后反洋教斗争的性质仍与此前一致，但也带反对封建压迫色彩。这种带有反对封建压迫色彩的反洋教斗争有力地配合了蓬勃开展的辛亥革命。这就是说，景廷宾起义是晚清时期数量较少的、带有反对封建压迫性质的反洋教斗争之一。 二、景廷宾起义是对清王朝打击最大的反洋教斗争 关于景廷宾起义是对清王朝的打击程度，过去只是说“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7），这种说法，显然失之笼统。如前所述，义和团运动以前教案的矛头都是指向教会及其后台西方列强，对清政府只是扶持，并没有进行主动直接的打击。义和团运动后带有反对封建压迫性质的教案共70起，其中重大教案7起。它们分别是： （一）1901年直隶安平、深州教案。是年，县令朱贞保为偿付教民赔款，“按亩派捐，颇滋民怨”（8）。6月，安平、深州等地群众在田洛献率领下组织联庄会，抗缴教案赔款，反对摊派。朱贞保和巡防哨官王锡采带勇前往镇压，遭到联庄会的袭击，王锡采被打死，朱贞保逃跑。田洛献乘机发展势力，不久，这支队伍发展到百余村，20余万人，后被清军镇压，朱贞保也被革职。 （二）1902年河南泌阳教案。1902年3月，河南泌阳县大刀会和百姓在张云卿、席小发、罗振杰等人领导下，为抗摊教案赔款起事，捣毁教堂，攻打县城，声称杀尽教士、教民和知县。唐县、桐柏等地纷纷响应。清廷被迫免除了3县分摊的赔款，风波平息（9）。 （三）1902年景廷宾起义（略）。 （四）1904年安徽霍山教案。1904年初，霍山张氏宗族续修家谱，天主教民张正建因入教被排除族外，怀恨在心。张正建企图霸占族长张正金的田产，未能得逞。张正建私伐祖坟大树，遭到张正金和其他族人反对，张正建遂伙同法国传教士石资训将张正金私押于教堂，张正金趁机逃跑，率数百人攻入县城，与官军激战，毁教民、教士房屋。起义被清军镇压，张正金于1907年被诱杀（10）。 （五）1905年四川巴塘教案。1905年间，四川巴塘藏民杀死清政府的驻藏大臣凤全和两名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焚毁巴塘等3处教堂，并挖毁已故两司铎坟墓。为什么引起这次教案呢？据巴塘藏民声称：“自上年设有法教堂三处，冒犯神灵，污辱天地，以致灾异迭降，疾病丛生，天时荒旱，收成歉薄，民不聊生”。而凤全被杀是由于他进藏路过巴塘，见土地肥沃，“即募夫开垦，以备移民，乃土人迷信风鉴，遂群起反抗，且凤氏随带之卫兵百名，服装器械皆系新式，土人误以为外兵，避不应差，凤全闻之甚怒，即命土司罗进保拿办以治其罪，以致惹起土人聚众数千，劫垦杀夫之剧变”。结果，清政府派兵镇压，屠杀反教藏民数百名，对教会赔款228500两白银结案（11）。 （六）1907年江西南安、崇义教案。是年，三点会及义和团余众千余人在李世櫆、陈禹踞、沈本标的率领下，焚烧教堂，与清军对抗。结果，起义军被镇压，首领被地方官处死（12）。 （七）1910年湖南长沙教案。1909年，湖南许多地方歉收，粮价昂贵，民不聊生，巡抚岑春蓂等官僚地主又勾结外国洋行在长沙抢购粮食，哄抬粮价，转运邻省牟取暴利。致使全省粮食更加紧张，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公愤。4月12—13日，长沙民众将各米店抢光，并殴打巡警，岑春蓂下令开枪，民众死伤20余人。清军的暴行无疑火上加油，长沙百姓遂焚毁巡抚衙门、大清银行、内地会教堂、韦尔斯阳教堂、伦敦会及礼拜堂、天主教堂及礼拜堂、学堂。18日，英、美、法、日、德等国军舰配合清军镇压，民众被捕数百人，伤者无算。后以罢免岑春蓂，出示平粜平息风波（13）。 在上述7起教案中，1902年河南泌阳教案人数不明，仅限于泌阳、唐县、桐柏3县；1904年霍山教案人数只有数百人，局限于霍山1县；1905四川巴塘教案人数只有数千，限于巴塘1地；1907年江西南安、崇义教案人数只有千余。景廷宾起义军最初的人数不多，1902年3月官军进攻东召村时，起义军发展到几千人。东召之战后，官军洗劫东召、板召、西召3村，村民死伤极惨，并劫走东召村年轻妇女转卖他乡，因而激起当地人民的更大愤怒，纷纷加入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4、5月间，起义军转战到巨鹿县夏头寺村和广宗县件只村时，已经是3、4万人的大军了。如果把巨鹿县的4万人，威县3万人的联庄会和响应景廷宾起义的平乡、南和、任县、曲周、唐山、永年、南宫等地的农民及河南、山东的义和团统统计算在一起，这支队伍则有16万人之多，形成了1支地跨直鲁豫3省，包括24州县的大军（14）。另外，景廷宾起义的地点又靠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因而它对清王朝的打击程度远远超过上述反洋教斗争。1901年直隶年安平、深州教案人数有20万，虽然比景廷宾起义人数多点，但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安平、深州两县，所以，它的影响仍赶不上景廷宾起义。1910年湖南长沙教案虽然给湖南地方当局和长沙教会势力沉重打击，这种打击程度超过景廷宾起义，但是，长沙和北京相距遥远，并没有对清王朝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从总体上说，景廷宾起义是对清王朝的打击是同类案例所无法比拟的，是对清王朝打击最大的反洋教斗争。 注释： （1）赵树好著：《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197页。 （2）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 （3）刘汝霖：《辛丑条约后冀中义和团继续斗争的史实》，载《进步日报》1951年8月31日。 （4）牛韫 王常、韩敏修编：《广宗县志》，卷一，《大事记》，第10—11页，民国二十二年版。 （5）贾逸君编写：《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页。 （6）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折，载《军机处档·农民运动》。 （7）贾逸君编写：《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页。 （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30页。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清末教案》第3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8、310、317—318、481页。 （10）《霍山教案》，载《时报》1906年7月4日。 （1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7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74—1981年印行，第903——911页、《清末教案》第3册，第748—758页。 （12）《教务教案档》第7辑第813—817页。 （13）《清末教案》第3册，第10—1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6页、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98页。 （14）《汇报》，光绪二十八年第379页。 （原载黎仁凯、李云豪主编：《景廷宾起义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