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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人民反对西方来华基督教会的斗争（又称反洋教斗争或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反教会斗争数量极多（有据可查的就有近2000起）、参加者十分广泛、遍及全国各地。所有这些，都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这一斗争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建国前的几十年间，有关反教会斗争的研究仅有11篇论文和3部专著：（英）宓克撰、严复译：《支那教案论》（1）、吴盛德、陈增辉合编：《教案史料编目》（2）、王文杰著：《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3），很不深入。新中国成立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才出现了转机。本文试图对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脉络加以勾勒，对主要学术争鸣进行评述，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几点建议，供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一、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的研究脉络 建国以后，反教会斗争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从1949年到1965年间，共发表有关论文95篇，年均5.6篇；出版资料专辑和专著3部，即南昌人委办公厅历史沿革组编印：《1906年南昌教案资料专辑》（4）；李时岳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5）；南史著：《天津教案》（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6）。由于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学术界对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基本上限于“反帝”的框架，思想闭塞，研究范围狭小，仅仅对天津教案、余栋臣起义、周汉反教案、景廷宾起义、南昌教案、以及反教会斗争的发展阶段和特点等少数问题展开讨论。 “文革”期间（1966—1976年），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受到严重冲击。在这10年内，只发表了两篇论文，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即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编：《火烧望海楼 ——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天津人民反帝斗争史话）（7），讨论的问题仅仅涉及云南和天津教案。总之，这一时期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几乎被“革”掉。 粉碎“四人帮”后，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自1977年至今，先后召开了五次有关反教会斗争的学术讨论会，即1982年6月在四川省大足县召开的小型“反洋教运动史和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1985年4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87年9月在安徽省绩溪县召开的“19世纪中国教案 —— 义和团学术讨论会”、1989年11月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第三届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92年11月在湖南省怀化市召开的“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还成立了“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由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两岸关系的改善，台湾吕实强、张贵永、陆宝千主编的有关反教会斗争最重要的中文资料：《教务教案档》（7辑21册，1000多万字）、吕实强著：《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 —1874年）以及《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等书在大陆流传，对大陆反教会斗争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期间，共发表论文223篇，每年平均9.3篇；出版资料专辑6套，即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8）、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廋骆良、陈仁华、吴国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10）、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11）、中华续行委办会（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华归主》（12）、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清末教案》第1—3册（13）；出版专著14部：即周健钟编著：《贵州三“教案” 》（14）、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15）、廋裕良著：《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1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与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合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7）、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18）、 程歗著：《晚清乡土意识》（19）、戚其章、王如绘编：《晚清教案纪事》（20）、冯祖贻、范同寿、顾大全主编：《教案与近代中国》（21）、吴金钟、刘泱泱、马昌华、翁飞主编：《近代中国教案新探》（22）、陶飞亚、刘天路著：《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23）、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24）、张鸣著：《乡土心路80年》（25）、张鸣、许蕾合著：《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26）。这一时期，学术界除了对此前讨论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外，还探讨了全国各省区的反教会斗争和许多典型案例，研究的范围远远超过“文革”之前。此外，一些学者还转换视角，借助其他学科研究反教会斗争。如胡维革和郑权的“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27）、路遥的“民众意识与反教斗争”（28）、程歗的《晚清乡土意识》从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探讨了下层民众在反教会斗争中的作用。又如卢仲维的“乡绅与反洋教运动”（29）、蔡少卿、屠雪华的“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30）、蔡少卿的“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31）、戚其章的“民间秘密结社与近代反洋教斗争”（32）、孙江、黄东兰的“论民间秘密结社与晚清教案的关系”等文从社会学角度对乡绅和会党在反教会斗争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33）。再如李志刚的“晚清广东基督教教案之试析”（34）、赵润生、赵树好的“晚清教案起因的量化分析”（35）、赵树好的“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特点的量化分析”等文运用计量历史学的方法（36），对晚清广东基督教教案、教案起因、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特点进行量化分析。尽管这类成果数量不多，但昭示着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已开始向纵深发展。 二、主要学术争鸣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于反教会斗争的许多问题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限于篇幅，只就其中四个主要问题加以概述。 （一）关于反教会斗争的起因和性质 这是晚清反教会斗争研究中历久不衰的热点之一。由于反教会斗争时间跨度大，内容错综复杂，因而学者们对其起因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侵略说。一些学者认为，反教会斗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7），是西方列强及其传教士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结果，是受害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痛苦的抉择（38）。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量化分析，指出“侵略与反侵略决定了晚清教案的存在”、“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是随着列强侵略的扩大而发展的”，在能搞清起因的教案中侵略及列强保护下的教会势力种种不法行径引起的教案占比例最大，因此，侵略是晚清反教会斗争的主要原因（39）。 第二，中西文化冲突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有所分歧。有的认为“教案的起因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清末围绕中西文化冲突所出现的一系列教案，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中西文化的差异和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冲突，是产生教案的根本原因。”有的则认为：反教会斗争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两种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的矛盾。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造成了日益发展的反洋教斗争。”也就是说，民族矛盾和中西文化冲突都是晚清反教会斗争的主要原因（40）。 对于“中西文化冲突”的说法，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所谓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概念，它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督教文化只是西方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能以基督教文化去替换整体的西方文化。中国人在反对西方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中，用中国的传统儒学作为武器去抵抗基督教，只是表现为中西精神文化范畴以内的局部冲突。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概念，中国文化也是一个整体概念，不宜把这种局部冲突，概括为整体的中西文化冲突”（41）。有的学者则将其界定为文化歧异，认为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宗教持怀疑和回避态度，“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冷静地看待宇宙万物”，“这自然成为中国人接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的坚固堡垒”。二是基督教神学（神创说、原罪说、灵魂不灭、末日审判、天堂地狱说）和伦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分歧（42）。 对于“中西文化冲突”在反教会斗争中的作用，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单纯的社会礼俗和宗教信仰不同，是不可能使教案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教案，是因为有了传教特权，有了侵略，才激化了礼俗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由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才导致了侵略，才有了传教特权的出现。”“造成近代教案发生的根源乃在于损害中国主权的传教特权。” “所谓中西礼俗、文化冲突云云，只能是次要的原因。”（43）有的进一步指出，“这种中西精神文化的局部冲突，表面是思想文化斗争，实质是中华民族反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政治、经济斗争，反映了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矛盾。”（44） 第三，三重危机说。有些学者认为政治上的民族危机、经济上的生存危机、文化习俗上的信仰危机是近代反教会斗争的发生原因（45）。 第四，多种因素说。有些学者认为，“在研究反教会斗争起因的时候，不能忘记中国近代史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点，否则就会犯简单化的毛病。产生教案的原因颇为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A、帝国主义侵略和洋教本身具有的侵略性所引起，所以，教案首先应当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B、中西文化冲突所导致。其中最突出的是基督教中很多信仰特征和习俗同中国的很多信仰特征和习俗相牴牾。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延伸和继续。C、洋教直接危害人民群众和封建官绅个人的切身利益。D、国内阶级斗争（如太平天国）和政治斗争的某些因素也是触发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原因是彼此牵连、相互影响和互为作用的”（46）。 由于对晚清反教会斗争的起因存在分歧，导致了对这一斗争性质的不同意见： 其一，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一些学者认为，“反洋教斗争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性质，是单纯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个别地区的个别斗争具有反封建因素，但从总体和主流来说，并不具有反封建性。封建主义，指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反洋教斗争从未提出过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和纲领；反洋教斗争不仅没有触及封建政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且把爱国、保国和忠君、护清混杂一起，扶保清王朝。”（47） 对反教会斗争的爱国主义性质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 “民众的爱国反侵略运动，以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纲常礼教和神教迷信为重要思想武器，又使得这场斗争对西方文化的多重机能缺乏明智的选择，蒙上浓重的封建性和情绪性的色彩”（48），在反侵略中又常常陷入盲目排外和自我禁锢（49），是 “乡村民族主义”（50）。有的进一步指出，“近代民教矛盾，除洋教士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民族矛盾外，还有一部分是入教与未入教的中国农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社会传统内乱匪患在近代的特殊继续，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劣根性大搏斗在近代的特殊表现。在这一矛盾和斗争过程中，作为反教农民有反帝爱国的一面（特别是中后期教案）。作为教民与未入教农民之间的斗争，也有是非、善恶、正邪之分。但双方都有大量的非爱国行为，尤其是恶教民犹甚。正是这种愚昧、无知的非爱国主义行为，加剧了教案，加剧了教案灾难性的后果。”（51） 其二，具有反帝爱国和反封建双重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反教会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斗争，既具有反帝爱国性质，又带有反封建的因素和内容。所谓反封建，就是农民自发地反抗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反抗封建制度的纲领和口号，因此，不应以是否反对封建制度作为反封建的标准。他们认为，传教士不仅全“都拥有治外法权特权，不受中国的管辖”，而且还拥有教堂收税权与主教发卖执照等等权利”。1899年3月15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承认主教具有总督、巡抚的官衔，摄位司铎具有司道的官衔，一般传教士具有府、厅、州、县各级官吏的官衔。这样，外国传教士就成为中国事实上的统治者。因此，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就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52）。有的学者则认为，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性质，是反帝爱国运动，但在中法战争爆发到甲午战争前十年间则具有反帝反封建双重性质（53）。 对于这一观点，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第一，如果教会统治下的教民，特别是租种教会田地的佃农起来反抗教会，那么反教会斗争就可称之为农民革命性质，但这种情况并不存在；第二，外国传教士包揽词讼、欺压良善、鬻卖执照、盘剥勒索等罪恶勾当，“与其说是统治，不如说是侵略”；至于1899年清政府发布上谕承认传教士具有各种官衔是指接待规格而言，不能证明他们就取代了地方官的实职。第三，发动、领导和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社会力量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说是全民的，而封建地主阶级人物往往充当了斗争的发起人和倡导者。后来虽然封建地主阶级人物或退却，或转到后台甚至反面，“但运动始终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所以，不能说反教会运动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54）。 其三，具有正义和保守双重性质。有的学者认为，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决定了反洋教斗争反侵略、反压迫的正义性”；“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的矛盾，又决定了反洋教斗争的保守性和盲目排外性。”（55） 从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学术界一致认为晚清反教会斗争是由侵略引起的，它的性质是爱国主义。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对起因认识上陆续出现了中西文化冲突、三重危机说和多种因素说；在对性质的认识上出现了反帝爱国和反封建双重性质或具有正义和保守双重性质。这种变化反映了学术界思想解放，认识深化。当然，我们应注意在探讨晚清反教会斗争的起因和性质时，不可忽视侵略这个大背景，以及侵略对其他因素的制约作用，不可把各种因素割裂开来看待。 （二）关于反教会斗争的发展阶段 反教会斗争的发展阶段是学术界争论最激烈，分歧最大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学术界提出了10种不同的观点： 1、三阶段说。第一阶段：1861—1870年；第二阶段：1870— 1885年；第三阶段：1885—1894年。本文划分阶段的标准是领导成份的变化（56）。 2、三阶段说：第一阶段，1860（或1856年）—1884年；第二阶段，1884（或1885）—1894年；第三阶段，1895—1900年。 3、四阶段说：第一阶段，1856—1870年；第二阶段，1870—1885年；第三阶段，1885—1894年；第四阶段，1894—1898年（57）。 4、二阶段说：即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幼稚阶段）、19世纪90年代以后（比较成熟阶段）（58）。 5、三阶段说。即第一阶段，1860年（也有主张第一次鸦片战争）—1870年；第二阶段，1871—1894年；第三阶段，1895—1900年（59）。 第二——五种观点划分阶段的标准不明。 6、五阶段说。第一阶段，1844—1860年；第二阶段，1861—1895年；第三阶段，1896—1899年；第四阶段，1900—1901年；第五阶段，1902—1911年。本文划分阶段的标准是教案的发展起伏和特点（60）。 7、三阶段说。第一阶段，1860—1870年；第二阶段，1871—1894年；第三阶段，1895—1900年。本文所依据的标准是教案的特点（61）。 8、四阶段说。第一阶段，1846—1860年；第二阶段，1860—1884年；第三阶段，1884—1894年；第四阶段，1894—1898年。本文所依据的标准是各个阶段教案的特点（62）。 9、二阶段说：第一阶段，19世纪70—90年代；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前10年。本文所依据的标准是教案的发展起伏（63）。 10、五阶段说。第一阶段，1846—1860年；第二阶段，1861—1883年；第三阶段，1884—1894年；第四阶段，1895—1900年；第五阶段，1901—1911年。本文所依据的标准是教案的特点（64）。 上述观点之所以众说纷纭，其根源在于划分晚清教案发展阶段的标准和起止时间不统一。以领导成份的变化作为标准已经被许多学者否定。学术界对以特点作为标准并无疑义。上述一些观点以发展起伏作为标准，这也是颇有道理的，但他们并没有以数量变化做基础，因而难以令人置信。至于起止时间，更是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既然是晚清反教会斗争发展阶段，其阶段就应该贯穿整个晚清时期，以晚清第一起教案（1842年北京教案）和最后一起教案（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作为起止时间。 （三）关于反教会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提出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反洋教斗争只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动初期的主要斗争形式，而并非义和团运动的全部内容。义和团反洋教，也反瓜分”（65）。有的指出，义和团的反教会斗争“同先前士绅领导的反洋教斗争没有什么牵连。与其有密切历史联系的，则是从19世纪7、80年代所兴起的秘密会社发动的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的早期发动，可以说是这一斗争的继续，特别是1891年哥老会、金丹教在南北起事的发展。笼统地说义和团运动是直接继承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反洋教运动，这是不确切的。”（66） 第二种观点认为：“义和团与历次教案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是分散斗争汇集为比较集中，是个别打教发展为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反洋教的高峰，是一次大教案。”（67）有的则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一是“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扶清灭洋和保卫封建的传统文化。”二是“封建士绅和官吏是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同一倡导者和支持者。作为官吏来说，其反教方式虽有公开参加或暗中支持两种，但从没退出反教斗争的队伍。士绅反教则不遗余力，为反教斗争的帅手。义和团运动中，封建士绅和官吏的表现仍是如此。况且从广义上说，公开参加、暗中支持、舆论鼓动都可视为官绅反教的内容。所以说近代教案（包括义和团运动）基本上都是官吏士绅领导下的产物。”三是列强借口义和团运动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法国借口西林教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侵占胶州湾的继续，没有根本的不同（68）。 义和团运动是反洋教的高峰和一次大教案的看法是一种新的观点，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然而，他们的论据还不够充分，比如义和团主动抗击八国联军侵略，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因而这一 观点仍需新的论据加以支持。 （四）关于反教会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对于这一问题，也有两种意见： 第一，全面肯定。有的学者认为，晚清反教会斗争“对于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基督教殖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它的发展的作用，使得它毕竟没有达到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上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的狂妄目的”（69）。甲午战后，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都不能有所作为；只有 “反洋教斗争适时地总汇合为义和团运动，发展成为反洋教战争，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并为1911年的“保路风潮”和辛亥革命积聚了力量和作了某些组织上的准备。因而“反洋教斗争及其高潮——义和团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70） 第二，一分为二。有的学者认为，晚清反教会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动员了千百万人民起来战斗。1900年势如暴风骤雨的义和团运动，以数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反洋教斗争为前导；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是在群众反抗风暴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反洋教斗争又是落后的。它的落后性首先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凡是传教士，凡是教民，乃至凡是和外国有关的，一概反对，从而不仅伤害了一些无辜者，而且盲目抵制了西方的一些进步事物，妨碍了进步人士和反洋教斗争结合。其次，单纯的暴力手段也不是恰当的斗争方式。他们对基督教会“单纯用暴力手段予以歼灭，非烧即杀，既不能解决宗教信仰问题，还给人一种不分是非，不讲道理的野蛮的印象。最后，运动始终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它不仅表现为由封建守旧人物倡导和参预，而且其指导思想是保卫圣道、维护伦常、忠君救主等等。参预反洋教斗争的封建守旧分子，极力煽动群众的排外情绪，磨灭斗争的反封建棱角，因而，运动进展缓慢，进一步退二步，始终没有达到近代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水平。从而，也就不可能完成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中国的艰巨任务。”（71）因此，反教会斗争“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都不可能实现赶走侵略者、复兴中国的愿望和目的。”（72）有的认为，晚清反教会斗争“起到了遏止教会和列强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作用，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然而，教案与义和团运动在组织方式、目的方面的落后与盲目排外性则是不可取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它是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反动”，“在近代中国，拯救祖国，振兴中华，如果依靠这种落后的方式，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会愈陷愈深，以至于不能自拔。”（73） 我们认为，反教会斗争的时间跨度极长，起因、类型和反教者的成分都是十分复杂的，它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因而第一种观点显得太绝对化了。 三、反教会斗争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与这一时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研究相比较，仍然显得十分薄弱。这突出地表现在资料缺乏、微观研究不够，很少将反教会斗争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缺乏学术交流等。我们认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推动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大力搜集、整理和出版相关资料 目前，反教会斗争研究的突出问题是资料不足。有关反教会斗争研究的最重要的中文资料是台湾的《教务教案档》，但这套书只有部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存有，况且多数单位还不全（缺第7辑）。所以，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购买或补齐这套书。建国以前出版的《清季教案史料》、吴盛德、陈增辉编著的《教案史料编目》，等有关反教会斗争的重要资料只有少数单位存有，可否考重印；一些有关反教会斗争的资料散见于清方档案、官员书信、私人文集、日记、中外报刊杂志、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书籍、《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1960—1990）中，应该组织人力，将上述书刊中有关反教会斗争的资料集中整理出版。另外，当时向中国派遣教会的法、英、俄、美、德等国政府和教会都留下了大量有关反教会斗争的资料，应设法搜集这些资料，将其翻译出版。只有这样，才能为反教会斗争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大大推动这一研究。 （二），拓宽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 在以往有关反教会斗争的研究中，不乏宏观考察和总论性的成果，但教案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阶段研究还很薄弱。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宏观研究结论，难免偏颇。如有的学者认为沿海地区反教会斗争远远赶不上偏僻闭塞的云南、四川，越是在闭塞、落后的地区，遇到的反抗就越强烈。实际上，沿海地区教案的平均数最高，山东、直隶（今河北）都超过四川，云南的教案则名列倒数第八位，绝对不能算多。而更加偏僻闭塞的新疆、西藏地区的教案则名列倒数第一、二位，所以，这一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此外，还有许多类似情况。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阶段研究，搞清每起教案的起因、经过、结果、主要成员、中外双方对该案的态度等情况，进而进行综合分析，才能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在晚清时期，反教会斗争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与中国社会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必须把反教会斗争放在晚清社会和世界近代史的大范围中加以考察，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 反教会斗争是近代中国政治、外交、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又给这些因素的变迁以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除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外，还要借鉴宗教学、宗教心理学、国际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计量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开阔思路，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三）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协作 建国以来的50年间，仅仅召开了5次专门讨论反教会斗争的学术讨论会，而且这些讨论会全是国内会议。这种状况，根本无法与晚清其他重要历史事件相比拟，也与反教会斗争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众所周知，每个人的认识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学术研究除了需要独立思考之外，更需要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短，而学术讨论会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则是其他形式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建议今后每隔几年召开一次有关反教会斗争的学术讨论会，尤其应该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另外，反教会斗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缺乏联合与协作。所以，应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协作，以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 （作者单位：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 ） ------------------------------------ （1） 南洋公学译书院1891年版。 （2）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41年版。 （3）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7年版。 （4） 1957年印行。 （5）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6）天津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7）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8）齐鲁书社1980年版。 （9）齐鲁书社1984年版。 （10）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中华书局1996、1998年版。 （14）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6）廋裕良著：《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18）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1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0）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21）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2）黄山书社1993年版。 （23）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5）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26）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 （27）《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28）《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29）《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30）《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3期。 （31）《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32）《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 （33）《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34）《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版。 （35）《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 （36）《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37）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38）史岩：《第三届（1989年）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 （39）赵润生、赵树好：《晚清教案起因的量化分析》，载《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 （40）王守中：《略论反洋教斗争的矛盾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41）涂鸣皋：《对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中几种观点的商榷》，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版。 （42）陶飞亚、刘天路著：《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341页。 （43）路遥：《论近代中国甲午战前的教案与反洋教斗争》，载《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44）涂鸣皋：《对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中几种观点的商榷》，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版。 （45）郭汉民、邹小站：《第四次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版。 （46）史岩：《第三届（1989年）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 （47）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48） 程歗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页。 （49）史岩：《第三届（1989年）近代中国教案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 （50）张鸣、吴静研：《近代“乡村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新“十字军”东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51）徐梁伯：《反洋教斗争中的农民爱国主义探微》，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版。 （52）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 （53）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54）李时岳：《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55）王守中：《略论反洋教斗争的矛盾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56）李时岳：《甲午战争前30间反洋教运动》，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57）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58）《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摄要》，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 （59）《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摄要》，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 （60）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4月版。 （61）路遥：《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载《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2）戚其章：《近代教案发展论》，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63）（苏联）A、C、科斯佳耶娃：《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特点》，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7月版。 （64）邱远猷：《近代反教会侵略的斗争分期及其特点》，载《文史杂志》1993年第2期。 （65）邹范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与义和团运动》，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66）路遥：《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载《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7）廖一中、李运华：《论近代教案》，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版。 （68）孙长来：《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关系略论》，载《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3期。 （69）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 （70）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71）李时岳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72）吴金钟：《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综述》，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73）廖一中、李运华：《论近代教案》，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版。 （原载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研究100年》，齐鲁书社200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