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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哲学》刚问世的时候，“文明”是不是能够成为历史研究的 “单位”是饱受争议的。我新近看到国内两位作者写的谈论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理论文章中，还在争论文明划分的标准呢，还都是各执己见呢！看着他们的区分标准，真是麻烦。。。 索罗金反对汤因比把 “文明”作为研究的单位，是因为汤因比的文明构成诸要素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不是一个整体或系统，他们只是在空间上有关系，因为汤因比把他们放在了一起，就像货物一样被卸倒在大片土地上，就像“裤子，梳子，电子管，玫瑰花，汽车”，把这许多东西堆积在一起，把这许多不同事物的集合当成了体系，并大胆地在它们之间寻觅起源、生长、衰败中的一致性。这样一来，他就犯了一个无可挽救的错误，把他的那座巨大的建筑物建筑在比所谓一片散沙还不如的基础上。。。 斗转星移，沧桑世变，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文明研究的合理性，文明领域内的探索已成为传统。这当然不是因为汤因比，而是因为年鉴学派、因为年鉴学派在“长时段”历史结构研究中取得那些成就。顺便说，“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二十世纪任何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美国史家斯多雅诺维奇语）。 年鉴派和汤因比对于历史研究提出的任务和使用的方法，表面上是很相似的，总体的历史研究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什么的。但是，年鉴派的代表特别强调和汤因比做出区别。第三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对此是这样谈论的—— 关于文明一词，请允许我简要地说明一下年鉴学派创始人对这一名词的用法。。。他们特别注意同阿诺德·汤因比的文明观划清界限：后者的文明概念将人类历史分作21种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按照‘挑战和应战’的规律分别经历着诞生、成熟和衰亡这三个连续的阶段。他用模糊的术语把‘社会’和‘文明’混为一谈，他使用低劣的方法进行胡乱比较，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大量时代混淆的错误之上的，是求助了许多引喻和一种‘业已过时’的‘生机论’思想，把人类武断地划分为‘有限数量’的文明。总之，对他的批评主要有两条；一方面，他像魔术师那样制造虚幻的史学，像演情节剧那样逐一展现各种文明；另一方面，这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学，而是一种历史哲学。吕西安·费弗尔不无讽刺地总结道：托因比心中的历史学可以这样来概括；有个年老的图书馆员在答复一个垂死而又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知晓全部历史的波斯国王时，这个年老的智者说道：‘陛下，历史就是人的出生、相爱和死亡’ 如果我已对这一争论稍稍多费了些笔墨的话，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确定新史学的一些基本立场。我以为所有自认为属于新史学的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同意吕西安费弗尔的这一观点。托因比的历史学尽管有其吸引力，有其开阔的视野和有其把握总体史的愿望，但这种草草拟成而又不可避免地大量使用第三手资料的史学，发表不费力气的空论，并不是我们的史学。 P．盖尔（Geyl, Pieter，1887-1966），汤因比的又一个著名批评者，荷兰的历史学家，乌特勒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听说他的六卷本荷兰史以其史料丰富、分析精到而受到高度尊敬。——这我也是道听途说，我猜，如果荷兰处于十七世纪的国际地位，国人就会争相翻译和阅读他的作品了。 从1947年开始，历整个五十年代，他都在媒体上同汤因比进行激烈论战，这些文章后来结成三个集子——《Debates with Historians》，《Use and Abuse of History》，《Encounters in History》。 盖尔称汤因比的理论是人为的、不以经验为基础的、神学的假定！ 他认为历史过程充满复杂性，塞不进任何公式。在仔细研究了那些所谓的“黄金时代”后，你同样会在其中找到当代这些意味着衰落和灾难的标识。他坚决反对把“挑战与应战”说当成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他看来，文明遇到的 “挑战”或困难决不是进步的唯一原因：“难道安定时期对文明不利么？难道希腊文明不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占有奴隶并因此摆脱了体力劳动的阶级而繁荣昌盛的么？” 同样，汤因比“退隐和复出”说也遭到质疑。例如，汤因比认为英国从伊丽莎白时期起至1914年止处于同欧洲问题“疏远” 的状态，这使得它后来在欧洲国家中赢得了主导地位，对此，盖尔举出大量的英国积极参与欧洲政治的事实来反驳汤因比的观点，如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拿破仑战争中是反法同盟的中坚。盖尔认为汤因比只对那些支持自己之先验论点的史实感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