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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社会史研究中三个可能被“误读”的等号》，《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作者本人并不是社会史学工作者，这里只能说点一直埋藏在自己心底里的“私房话”，但却也是从艰苦研究实践中流淌出来的真困惑。以下就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或问题，谈谈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基本问题”不等于“宏大叙事” 在后现代学派对黑格尔本质主义批判的直接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方兴未艾的社会史研究领域，有效地扭转了由于“宏大叙事”（Great Narration）模式所造成的“空壳史学”状况，实在是功勋卓著。大量优秀、严谨的研究作品持续出版，为史学研究的转型和深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无须赘述。但是，矫枉过正的结果，也使人们朦胧地感觉到了一种排斥抽象问题的潜在倾向，就是在做微观研究时不自觉地忽略了对“基本问题”的设问。所谓“基本问题”是指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题研究中不可省略的基础假设。对于家族史研究来说，“家族”这一具体的群体生活形式的社会本质到底是什么？家族的不同存在形式和生活样式究竟会给社会结构之塑型和政治机制之形成造成哪些影响？其中某种生活样式对传统中国社会为什么是适宜的或者相反？等等。在一些研究者心里，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离题太远了。当然，这样的抽象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甚至只有当众多具体研究成熟之后，才能勾勒出基本结论。但是，人们在开始研究前是不是有意识地审视过研究对象的性质，在研究过程中是否仍时时“眷恋”着这些问题，在研究终结时是否检验过这些问题得到了多大程度上的解释，则直接涉及到其研究成果的深度和价值。例如，在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图腾”是个常识问题。但当真正问起“‘图腾’究竟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它？”时，人们往往对之默然。但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对此并未放弃，而是接二连三地持续追问：“图腾首先是一个符号，那么，它象征着什么？”；“为什么社会要通过符号的形式得以再现？”；“什么才能证明以社会兴奋为后果的宗教纯化不仅仅是所谓的精神迷狂？”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些具有抽象性质的核心问题，铸成了其不朽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精神》。当我们弄懂了“图腾”的本意是“我是谁”（Who I am），是一种对于群体身份的界定，那么它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性质就昭然若揭了。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展开对“图腾”的研究，其可能的深入程度可想而知。记得年初在刘泽华先生家上课，无意中在桌上看到从美归乡的台湾清华大学陈启云教授2003年3月5日给他的信。信中称“最近国内一切，包括学术，大有进展；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小考证方面的研究。年前拜读尊著，而即感体大思精，气概宏宽”。这当时给了我一个刺激，所以现在还记得清楚。后来在直接听了陈教授的讲座后，我似乎理解了，陈教授信中所言可能是指刘先生近年来竭力倡导的以“共同体”范畴为核心而把社会史与思想史联结起来的学术理念和研究取向。在这里，“共同体”显然具有异质性特征，不仅中国的“共同体”不同于西方的“共同体”，而且中国各历史阶段和各社会层级的“共同体”也具有差异。如果说，所谓的“宏大叙事”是用一种自以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去一劳永逸地“套”用任何事物。认为只要发现了某个“本质”，就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对事物的具体过程和结构机理进行“化约论”的处理，从而抹煞了事物之间的差异和区别，那么，“基本问题”则是在学科范围内，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性质进行不懈地拷问（third degree），对其可能具有的多方面特征做出多视角的假设，从而使目的指向和问题性质趋向深邃的意含和明确的旨归，是在具体的时空框架内对抽象问题进行设问。显然，前者愈“套”愈空，而后者则愈“问”愈实，二者绝不能划等号。所以，那种不管前提如何，也不问内容怎样，反正一听到抽象问题就自动联想到“空话连篇”的僵死模式，其实并不十分恰当。更为要害的是，这种“忽视”和“省略”将会压抑研究者的时代使命和创造灵感，使学术研究难以形成突破性进展。 当然，“基本问题”可以是显露在外的，也可以是隐含在内的，而真正的高手往往采取后一种策略。像费孝通老的名著《乡土中国》，隐藏其背后的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框架，不仅已得到了若干修正，而且也已真正内“化”成了某种灵魂，弥散于他的文脉构思和字里行间了。但这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硬功夫。对于如我辈之入道尚浅者来说，不妨先从“问题”战略的学习入手，而后才谈得上策略的技术性展开。 目前，在仪式、象征、场域等人类学理念的带动下，诸如祭祀、葬礼、节日、服饰、饮食、婚俗、生育等原被压抑到学术边缘的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在主流研究领域得到了强制性复苏。一般来说，读到有启发性的文章，领略了其中的点睛论断，都会使人有一种顿开茅塞和豁然开朗的惊喜，紧接着就是引用。但是，此时“惊喜”和“引用”很可能会掩盖对“基本问题”的深究。当我们看到人类学家在谈论“仪式”（Ritual）的时候，很少进一步拷问“仪式对人类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仪式的社会政治功能到底是什么？”类似这样的“基本问题”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遐想，因为如果研究者对一个分析性概念的性质没有较明确的理解，那么其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会就事论事，浮于现象的“浅描”层次，问题很难得到深入的扩展和推衍。更重要的是，缺乏这样的基本理解，才恰恰遗留下滑向“宏大叙事”的通道，即从一种未经讨论的前提出发，只堆积了若干具体资料，就敢得出相当重大的结论。其实，在“宏大叙事”的缺陷已经充分显露的阶段，这种遗忘“基本问题”的个案研究，危害可能更大。但当“符号何以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霸权”之基础性问题弄清楚了，那么，继续追问“这种霸权是以怎样的机制得以展现并实现其功能”的问题，就会显得顺理成章。再往后就必然产生查索资料，进行调查，拓展深入研究的迫切需求。这时深埋于故纸堆之中，就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折磨”，而变成了某种证明真谛的“欢愉享受”了。所以，问题是一层一层地在思维逻辑上依次展开的，跳过“基础问题”这一前提，以后的思考和分析就难于深入，遇到困惑也不能游刃有余地顺畅解释。 二、个案深描不等于田野调查 由于留洋学子纷纷归国报效，给国内史学研究领域带来了大量新旧信息，特别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更使我辈受益匪浅。其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田野调查”（field work）。像王铭铭先生关于“村落文化与权力”和景军先生关于“宗庙符号资源争夺”的出色研究，就是成功运用这一方法的中国社会人类学之研究典范。学术界之所以推崇他们的著作，与拒绝“宏大叙事”的背景直接相关。摒弃“想当然”式的轻浮联想是太必要了，以至于脚踏实地发现历史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史工作者的方法论准则。 但是，当我们问起“田野调查”为什么是一种“好”方法时，其实就涉及到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他者的世界”有异于“自我的世界”，不能以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去生搬硬套地推论被研究对象，所以才需要和必须去“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其途径就是做田野调查。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倡导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其本意是在有机“背景”下把“话语”与“文本”在空间上联系起来（context+ discourse +text），以便避免凭借某种无根据的文化优越感去简单推理，是试图发现和整理超越研究者原有认知局限的特殊逻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做的一个更为基本的准备条件，是对自身原有的知识之性质、结构、方法以及优点和偏见有一个自觉性的反思。原则上，“深描”意味着“比较”过程的完成，是两种不同认知结构之间冲突与互动的结果。“深描他者”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就是“重估自我”。我们甚至可以说，愈是对研究者自身的认知状况具有清晰的考量，就愈会对相异者的特殊思维产生刺激性敏感。像对“巫术”之观念结构、行为机理和社会功能的研究，舍掉“个案深描”的详细观察，我们就很可能会凭借自我的想象，简单冠之以“愚昧”或“迷信”了事。可是，由于自我基于“唯科学主义”的知识假设本身就值得商榷，所以无论是否做过“田野调查”，都不会使其研究成果更加接近于真实。狭义的方法是指一种技术，技术永远是在理论框架之下发挥作用的。所以，研究对象是别人，而真正受审查的则是自己。如此看来，当还没有反思自己究竟具有怎样的认知格局，甚至根本就没有过审查自我知识之合理性的意识冲动时，就急急忙忙地下乡、“蹲坑”、参与过程和体验生活，其结论将不会由于下乡走访过而增加实证根据，反而很可能由此而南辕北辙，其结论的相对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 即使在上述思想前提已得确立的情况下，在如何调查和怎样分析的方法上也还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Edward Friedman先生为了完成其研究项目，以近70岁的年龄，连续7年往来于美国中部与河北农村之间。现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官员的Sarah Cook（沙琳）博士，曾为弄清中国北方农民的经济逻辑，在山东沂蒙地区“坑蹲”，一呆就是4年。当他/她们分别无意中对笔者谈及此事时，作为一名讲授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国教师，我真是感慨万千，自愧轻薄。道德自省当然替代不了学术理路，从国外学者严谨的学术行为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连续性跟踪调查的方法，实际上已把历史思维的时间向度融会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空间框架之中了，它要反映的是行为的整体逻辑及其可能变迁的信息。显然，蜻蜓点水和走马观花式的“田野调查”，则达不到这样的目的。 另外，“田野调查”方法也并非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唯一方法。从历史学角度讲，甚至可以说不是最重要的方法。孔飞力教授的《叫魂》并没有直接的田野调查资料，但仅凭第一手的历史档案，也可以做出有关“政治谣言”传播机制和制度意义这样一流的社会史作品。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从未去过日本，但她通过档案资料的详细梳理，加之自己对文化理论的透彻理解，所写出的名著《菊花与刀》，则被日本学术界公认为深刻体现“大和精神”的经典力作，被誉为“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美国人”。再有，由刘北成教授主持翻译的当代西方社会史系列著作的作者们，大部分都使用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文献史料的分析，而成就其事业的。 依笔者陋见，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前提，首先是明晰自己究竟想干什么（目的）和为什么要干这个（理由），在哪些基本问题上自己仍处于无意识状态，又如何去加以弥补；然后才是根据这个目标去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方法再好，如不适合特定的研究对象，那么应用的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研究实践表明，人们对基本问题愈是模糊不清，就愈可能产生对新方法的依赖，实际上是试图用后者的优势弥补前者的不足。但当某种新方法并不完全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就削足适履，阉割资料，以便在论述形式上构成一致性。如上所述，这种本末倒置，缘木求鱼的恶性循环，表面上是一种“方法万能论”的迷信，其根源则在于“基本问题”的遗忘与缺失。值得研究者讨论和三思。 三、社会史学不等于乡野杂谈 研究工作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预设和蕴含着某个主题，是期望通过对于这一主题的清理，阐述若干有待认识或重新认识的重要问题。在这个角度上说，社会史学绝不能等同于搜寻奇闻和聚集轶事。 记得上本科时，饱经沧桑的全慰天先生在课堂上举例，说有个历史系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洪秀全胡须考辨”。洋洋数万言，旁征博引，反复论证，最终的结论是“洪秀全没有胡子”。应当说，在当年“宏大叙事”满天飞的具体语境中，这位学生的工作是出类拔萃的，最起码他的结论可以重塑各大博物馆中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建构形象”，比睁着眼睛说瞎话要有意义的多。但是，任何一位怀有抱负的社会史工作者，都不会满足于把自己限制在如此狭小的研究视域内。作为学养深厚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家，全慰天先生“讲故事”的意思是说，历史视角下的经济学选题应浸含、渗透和覆盖相当程度的社会意义。推而论之，这对更为宽广的社会史研究也具有直接的启示。史料愈细愈好是为了更好地证明主题，事件愈小愈好是由于试图复原具体的行为过程和逻辑。这里，“细”和“小”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谁不想省劲而通途呢？但是上帝即限定了我们的基本寿数，又偏偏喜欢踏实苦干的人。所以，作为一条法则，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在历史学领域内显得尤为突出；但另一条定律对历史学领域也同样适用，那就是在“细”和“小”之中必须包含“深”与“大”的社会意义。历史学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就是它可以超越个体的生理极限，把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各段经历，甚至人类生存的几十万年时间联为一体，使后人可以看到某些只有经过长时段生活过程才能展现出来的趋向、规则和问题。正是历史学的这个特点，才可能使从“具体事件”迈向“社会意义”的过渡得以完成。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以小见大”、“用琐求全”是历史学的传家宝和真本事。去年拜读社会史名家冯尔康先生大作《清人生活漫步》时，就涌起过一种继续解释的冲动。冯先生以“讲故事”的形式详细考察了清代帝王的生育嗣后问题，在娓娓道来的平实叙述中，他把目光成功地锁定到被人忽略的清代宫廷的生活史实上。笔者根据冯先生大作又补充了少许常识数据，整理成以下表格。 清代帝王生育嗣后及相关资料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整理。 通过数据排列，我们起码可以清晰地看出如下的几项重要的信息： 第一、虽然清帝的“总体生育力”的绝对值间或有所波动，但如以“皇帝享年”与“生育子女总数”的比值计算，那么，清帝的“总体生育力”则呈下降趋势。最后三朝嗣后能力急剧下降，其幅度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第二、清帝嗣后的储备人数（以男性嫡系为轴心），显然在道光朝形成分水岭。前期共有男性嗣子48人，嗣后储备每朝平均6人；而后期则仅有男性嗣子1人，嗣后储备数则每朝平均为0.33人。二者相差18倍。 第三、最后三代帝王平均年龄不足30岁，这与其生育力急剧下降的情况直接相关。其结果，最后两代帝王的嗣后竟呈0显现。 我们不能不说，这些琐碎的史实和生动的故事，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毋庸赘言，这里史料愈细，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就愈多。但“细”的真正意义则在于，它让我们感觉到清代帝王嗣后与该朝统治兴衰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潜在联系的可能性。当然，有关王朝更迭原因的研究，不是在“笔谈”栏目中所应面对的复杂问题，其具体历史情境的变量因素如此之多，以至于对它的研究可能将耗费几代人的一生。但至少冯先生的研究能使我们又多长出一个观察视角或一种分析要素。从非历史的其它学科角度看来，真正成熟的历史研究著述，与其说是考定了某些事实，不如说是在此基础上显示出了更多、更深入的问题。在细腻且平实的“故事”背后，其实真正使后人受益的是看到了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可能性线索。仅就上述数据，我们即可用SPSS整理出了十几张可供分析的统计图表，还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并刺激后人继续搜集相关史料，从而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欲望。显然，“细腻的史实”在这里明确地导引着我们在追寻“深厚的意义”。“史料自身的话语”（古人说过些什么）和“后人解读的话语”（研究者的分析）不可能完全一致，否则历史学将失去意义。严格说来，在大家章法中，史实的巨细不是问题的要害，关键要看你的“细”中是否蕴含着有意义的“大”问题。更明确地说，“细”与“大”之间的辨证支撑，是史学所以可能获得“意义”的闪光之点。所以，事越描越细，话越说越多，书也越写越厚，但如果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却越来越少，直到让人不知其所云，那么，我们就说你的“目的”已经被你的“手段”逐渐地吃掉了。这样的“学问”如何做得？ 乡野杂谈和奇闻轶事，永远只是历史的痕迹而不是研究的目的；今天，以往的痕迹之所以仍对我们还有意义，只是由于它可以超渡我们去接近于隐蔽着的真问题。这样，黑格尔本质主义的历史叙事虽然已丧失了生命力，但他《逻辑学》中那句名言却仍然值得铭记：不要闹出用“奇闻轶事”解释历史运动的“常见的笑话”！ 正如任何收益都同时意味着付出代价一样，如日中天的社会史学研究是否也需要有意识地规避某些可能增长的潜在风险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