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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 作者：杨生茂（南开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史学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战后50年代末，美国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思潮。进入60年代，这种思潮对哲学、社会科学发生重大影响，形成一个“新左派”运动。史学“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阿普曼•威廉斯。 威廉斯生于1921年，1944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大战期间曾服役于太平洋两栖部队。战后至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毕业后，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学院任教。威廉斯培养的一批历史研究生形成了史学新左派的基本力量，他们于1959年创办一个新左派史学家的主要论坛——《左派研究》，到60年代著书立说，崭露头角，对于史学界的影响日益显著。[1] 新左派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从50年代中期起，他们从沉默到反抗，从现实秩序的循规蹈矩的遵从者到激烈的抗议者，从书斋走到校园，从校园走上街头，从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到举起武器、以暴抗暴。他们是家庭和学校的反叛者，向社会提出新挑战。史学新左派对于这时学生运动起着明显的影响，例如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就是50年代活跃于美国各大学校的左翼学生团体“争取工业民主学生联盟”（SLID）的领导人之一，戴维•霍罗维茨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学生运动的活动家。60年代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社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的领导人汤姆•海登，是新左派史学著作的细心阅读者。在他主持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于1962年6月在密歇根州休伦港召开的年会上所通过的“休伦港宣言”，包含有新左派史学家的观点。诸如反对金钱特权、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军事工业复合体、要求社会改革、要求改变外交政策、要求裁减军备等主张都可在威廉斯的著作中找到。“休伦港宣言”是新左派和老左派的分界线，[2]对学生运动起着指导的作用。1964年学生运动进入要求改善学校管理和教育制度的直接行动阶段，在斗争规模和激烈程度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展开“自由言论运动”，次年在密歇根大学、拉格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和旧金山学院等校继续举行“演讲示威”运动。群众抗议活动往往演变为与警察的冲突。1970年5月在反征兵、反侵略柬埔寨的运动中，肯特州立大学（俄亥俄）竟有4个学生被枪杀。史学新左派成员活跃在这些激烈斗争的最前沿。如1965年耶鲁大学历史教授斯托顿•林德参加在伯克利举行的演讲示威，拉格斯大学历史教授尤金•吉诺维斯在该校“自由言论”演讲会上反对侵越战争，并与汤姆•海登去河内观察。 史学新左派的产生正是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5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已逐渐增长，侵朝战争的失败激化了这种矛盾。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特别是黑人群众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蓬勃展开。及至60年代后期，侵越战争接连失利，人民群众运动更加发展，以暴抗暴的斗争浪潮席卷全国。60年代美国发生的群众暴力行动的次数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美国青年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中不断提出抗议，不断进行思索，不断探讨过去，不断寻求解答。新左派的史学著作就是这种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产物。 新左派史学著作也反映了美国青年对对于美国在世界所处地位和景况的不满。50年代中叶以后，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金元优势开始削弱。1953年苏联爆炸了氢弹，接着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的核优势也受到挑战。侵朝战争的失败，特别是侵越战争给国内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曾是不可一世的美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在美苏两霸的激烈争夺中，美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左翼青年群众对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深感不满，极力反对他们所实行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这种情绪在史学新左派特别是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明显的反映。 新左派运动也是一种国际现象。在50年代特别是在60年代，德国、法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都有左翼青年学生运动，这些运动在思想上对美国新左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美国新左派所推崇的人物中有古巴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法国人里吉斯•德布、法朗兹•凡农、美国黑人埃尔德里治•克莱佛、乔治•杰克逊和安吉拉•戴维斯、乌拉圭游击队的图帕马罗分子、阿尔利亚的布迈丁、巴勒斯坦的法塔赫，等等。有的人也阅读过毛泽东和胡志明的著作。可见美国史学新左派的思想是十分混杂的，这是他们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60年代的新左派史学也是对50年代一致史学[3]的一个反击，是对美国史学界保守势力的一种挑战。实际上一致史学早在30年代就产生了。当时以冲突论解释美国史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弗农•帕林顿的影响已见削弱。查尔斯•比尔德由经济史观转向相对主义，更是明显的征候。[4]约翰•兰德尔等人已把南北战争说成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及至战后最初十几年，美国在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比较繁荣，资产阶级要保持这种现状，生怕发生动荡，和谐史学正适应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出现一股极端反动的逆流，美国统治阶级在反对共产党、攫取世界霸权的叫嚣中，向人民发动一系列的进攻。忠诚宣誓法、反劳工法案、扩军备战法令，乃至麦卡锡迫害活动猖獗一时。这种对人民群众政治活动所实行的高压政策，又为一致史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到了50年代后期，在国内阶级矛盾逐渐上升的情况下，一致史学才无法立足，新左派史学的出现标志着一致史学的衰落。 新左派运动的发展正在学生运动高涨的年代。进入70年代，当学生运动走向低潮时，新左派思潮日趋沉 寂。虽然一些新左派史学家如威廉斯、科尔科等仍继续写作，但他们的著作成为新左派运动的余音了。 一个卓越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兼评美国外交史的写作 在史学新左派队伍中，威廉斯的著作比较多，影响也比较大。他曾写过有关美国通史的著作如《美国历史的轮廓》（1961年），试以新左派观点改造美国通史，但他的研究重点是美国外交史，所以有人把威廉斯领导的学派称为“外交史的威斯康星学派”。[5]他在美国外交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美俄关系史：1781-1947》（1952年）；《美国外交的形成》（编，1956年）；《美国和中东：是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还是开明的领导？》（1958年）；《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年）；《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论革命的动力和帝国的解体》（1962年）；《从殖民地到帝国——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论文集》（编，1972年）；《美国面向一个革命的世界，1776-1976》（1976年）；《变动世界中的美国人，1776-1976》（1978年）等。此外，还有许多论文，散见《民族》周刊、《美国历史评论》、《太平洋历史评论》、《科学与社会》、《评论》等杂志。50、60年代，《民族》杂志给威廉斯发表文章的机会比较多，当1961年他出版《美国历史的轮廓》时曾对该杂志主编卡利•麦克•威廉斯表示谢意。 作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始人，威廉斯遭到保守的旧学派的围攻。威廉斯在写作《美国面向一个革命的世界》一书时，竟得不到美国学术团体如美国哲学学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经济帮助，而不得不向私人举债。[6]他们对于威廉斯有关冷战著作的攻击，尤其不遗余力。 威廉斯及其学派首先遭到所谓“官方史学家”[7]的反对。国务院专家赫伯特•菲斯曾鼓励罗伯特• 曼德克斯教授写书，抨击新左派关于冷战起源的著作。沃尔特•罗斯托、小阿瑟•施莱辛格、乔治•凯南等人对于曼德克斯的《新左派与冷战起源》（1973年）一书赞誉不迭。被威廉斯称为“官方解说家”[8]的小施莱辛格竟认为曼德克斯作出了一种“很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来自各高等学校保守的外交史教授的攻击也很凶猛，托马斯•贝利说，新左派有关冷战的著作是“无稽之谈”，“学术价值贫乏”、“对我毫无影响”[9]。赫伯特•菲斯说，“新左派著作毫无用处，证据和解释基本上是错误的”[10]。甚至一些比较心平气和、立论比较持平的史学家也不无刻薄讽刺之意。如艾尔文•厄格说，新左派史学家是“在死人身上耍诡计”[11]。即使在1970年，当新左派史学已有很大发展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约翰•加勒蒂在其《解释美国历史——与历史学家的对话录》一书中所邀请的谈话对象，都是一致史学家。可见新左派史学家在美国史学界是受排斥的，虽然加勒蒂所用的措辞是很委婉的。[12] 新左派史学家斯托顿•林德所谈比较公允。他在评论《美国历史的轮廓》中说的话，可以概括新左派史学著作的一般特点。他说，《美国历史的轮廓》是“一本卓越的有胆量的和令人失望的书”，“职业史学家责斥它，激进派却称赞它”。它是“一本好书，又是一本坏书”。“好”是因为自1913年比尔德出版《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以来，这是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坏”是因为不易阅读，且缺少注解。这些缺陷影响了著作的学术价值，妨碍了解他的思想深度。有些立论不知有无权威的根据，是否是即兴之谈[13]。这就是说，思想上是激进的，方法上是粗糙的。这是威廉斯和一些新左派史学家一贯表现的不够严谨的文风。 威廉斯对美国外交史许多传统说法提出挑战。他的观点在美国外交史研究这片平静的池水中投下了一块不小的石头，顿时水花四溅，鳞波皱叠。 美国外交史研究开始得比较晚，到20年代才有根据原始材料写成的具有一定分量的美国外交史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外交史研究以很大的推动[14]。大战前，除去几种有关美国早期外交史如革命时期和1812年战争时期的外交史，以及关于美国和拉美或远东的关系史外，没有任何重要的外交史可言。关于欧洲外交的研究，大都局限于海上权益之争，内容琐碎。对拉美、远东的关系史大都出于外交官之手，内容不纯为历史，介于历史和政治之间，且缺少档案资料，学术价值不大。至20年代始有较深博的著作，如狄克斯特•珀金斯的《门罗主义，1823-1826》使用了多处档案馆的资料，探讨了门罗主义的欧洲背景。到30年代方有综合的美国外交通史出现。1936年塞缪尔•比米斯的《美国外交史》问世。珀金斯扩大了对门罗主义的研究，于1933-1937年分别出版《门罗主义，1826-1867》和《门罗主义，1867-1907》。在泰勒•丹涅特研究的基础上，A.W.格里斯沃尔德写出了《美国远东政策史》（1938年）。朱利叶斯•普拉特出版了《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1936年）。1940年托马斯•贝利出了流行颇广的《美国人民外交史》，接着A.P.惠塔克出了《美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1800-1820》（1941年），珀金斯出了《住手：门罗主义的历史》（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流派：一是正统派或传统派，二是现实主义派，三是修正派[15]。正统派即“官方史学家”，大半服务或曾服务于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国务院。1947年7月主张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以“X”别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苏维埃行动的根源》一文，就是这个流派吹起的第一声号角。现实主义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汉斯•摩根索、罗伯特•奥斯古德，乔治•凯南也是这个学派的台柱。他们主张强权政治，认为人生来就是追逐权力的，反对所谓“道德家-法学家的外交政策”。修正派即史学新左派，他们对于美国史特别是外交政策史的正统说法提出异议。早在50年代初威廉斯就发表了美国外交史专著——《美俄关系史，1781-1947》。1959年他所著的《美国外交的悲剧》，正是这个学派的响亮的开场白[16]。 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中一个主要命题是：美国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他强烈地批判了那些对扩张主义讳莫如深的美国外交史学家。他说，有些美国历史学家不承认美国是一个“帝国”；假如再追问一下，他们又会说，美国曾经是一个“帝国”，但已经“放弃”了，然而他们又口口声声地说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17]。 威廉斯不同于其他美国外交史学家的是，他不仅指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扩张主义因素，而且强调了美国扩张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孤立主义；二是对美国外交政策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要素。 孤立主义这个名词经常出现在美国外交史教科书[18]和外交文献中，而威廉斯认为“美国自从脱离英帝 国以来，一直是积极地卷入世界事务……很可怀疑孤立主义这个名词是否具有任何用场”[19]。他认为，从立国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不断扩张[20]，甚至“美国人作为英帝国的主要殖民地的公民时，就不是孤立主义者”[21]。美国历史上任何试图阻止向外扩张的尝试都没有成功[22]。 关于孤立主义的含义本来就是混杂不清的。D.F.德拉蒙德说：“孤立主义具有如此多的不同的方面，代表如此多的不同的看法，因而无人或团体能够有效地掌握每个方面和看法”。[23]法国的美国外交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勒说：“什么是孤立主义？与其说它是一个概念，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感情的东西，很难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24]格里斯沃尔德说，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这两个词“一向运用得如此不确切，如此充斥党派纠纷，因而失却它的意义”。[25温伯格认为，孤立主义是一种国家主义，即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行动自由”，但又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必须是有来有往的，所以所谓“自由行动”是不存在的，“孤立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26] 实际上孤立主义原是美国历史上一定时期、针对一定地区所采取的一种外交方针，其含义往往与中立主义、不干涉主义、航海自由、不卷入等概念相联系，具有模棱性。孤立主义主要是美国针对欧洲的外交政策，19世纪末以前，“不卷入”为了抵制欧洲卷入美洲；19世纪末以后，美国在“不卷入”的旗号下，尽力保持欧洲均势。只有在欧洲均势遭到破坏，同时自己有利可图时，才放弃“不卷入”。实质上这是“坐山观虎斗”与“渔人攫利”的结合物。这种政策不是针对拉美的，也往往不是针对亚洲的。在拉美是独霸主义，在亚洲是“合伙主义”，交替使用对拉美、对欧洲所使用的手法。温伯格所谓的“行动自由”确是中肯之论，不过威廉斯比温伯格还前进一步。他由美国外交政策的特质——扩张主义这个角度，从根本否定了孤立主义的存在。基于这种看法，威廉斯批判了美国外交史上关于孤立主义的提法，特别是珀金斯、比米斯、贝利等人把20世纪20年代称为孤立主义时期的说法。[27] 威廉斯也否定了比米斯所谓的“大失常”的说法。比米斯认为，1898年向外扩张特别是兼并菲律宾是一个“大的国家的失常”。[28] 威廉斯说，“19世纪末年美国向帝国主义的发展不是大失常”，也“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给美国的”。[29] 威廉斯也反对贝利把威尔逊国际联盟的被否定归结为“大背叛”[30]，许多反对威尔逊参加国联的所谓孤立主义者跟威尔逊一样，都在追求把华盛顿“变为世界的大都会”，他们的目标相同，只不过在策略上有所不同而已。[31] 从50年代开始，美国在海外妄图称霸的野心到处碰壁。威廉斯关于孤立主义的这种执拗之见，正反映了美国中小资产阶级对于垄断集团的无限扩张政策的不满。 威廉斯认为，美国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经济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起着主导作用。 对于扩张主义传统，有些美国史学家也肯承认[32]，但把扩张主义同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却是威廉斯外交史著作中最有价值之处。威廉斯说，在决定外交政策的诸因素中，“经济是很重要的”。在他所写的外交史中可以看到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原因、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的作用，特别是经济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幕后或直接的活动。这在美国外交史中是罕见的。一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通病是割裂史实，不能综合地全面地看待历史。写经济的不谈政治，写政治的不过问经济。写外交史的只交待外交关系，诸如外交口号、人物来往、条约制订、交涉经过等，也不肯联系社会经济问题。如阿林•拉波尔特写的《美国外交史》（1975年）只是加强了对国际环境的叙述；托马斯•贝利的《美国人民外交史》也只是强调了“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际环境尽管风云多变，但往往只能决定外交的方式和方法，而不能决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方针。所谓“舆论”更难于捉摸，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舆论”有几分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33]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威廉斯能从国内政治经济角度探讨美国对外关系，其著作实属资产阶级外交史学的上乘。威廉斯不失为一个卓越的资产阶级史学家。 威廉斯认为，他的经济史观的来源有二：一是卡尔•马克思[34]，二是查尔斯•比尔德。[35]实际上比尔德本人也曾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在1935年《美国宪法的经济观》重版序言中，他写道：“我同所有初攻现代史的学生一样，早已熟悉了马克思的学说和著作。……知道马克思在建立自己的历史学说之前也曾熟悉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和其他进步作者的著作之后，我对于马克思的兴趣更加浓厚了。”[36]殊途同归，威廉斯所谓的两个来源实际出自一家。 威廉斯的经济命题同占据美国外交史学论坛的权威史学家的传统说法大相径庭。他们所谓美国制订外交政策的依据之多可说是五花八门，车载斗量。有的说美国外交政策有六大基石[37]，有的说有十一个基础[38]，有的说有五个目的[39]，有的说有九个“力量和因素[40]”。至于美国扩张政策的目的更是天南地北，光怪陆离。有的说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意旨[41]，这是神圣的使命[42]、显明的天命[43]。有的根据地理概念，认为扩张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全[44]，为了容纳不断增殖的人口。[45]有的根据种族优秀论[46]，认为扩张是一种责任[47]，是一种“白人负担”[48]，为了传播基督文明[49]，为了自由[50]。为了民主[51]，因此扩张是出于利他主义，合乎道德正义[53]和合法主义[54]的原则。有的吹捧帝国主义，[55]认为美国外交原则出于利已主义，[56]是以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依据的，[57]有的甚至认为扩张是“美国人民”的心理[58]和习惯，[59]是出于地理环境的作用。[60] 威廉斯认为，美国实行扩张的目的在于夺取市场和原料。他说，美国人所追求的是“取得更多的财产，取得更多的土地”，美国是从重商主义胎胞中产生的。[61]到19世纪末美国从“商业和领土的扩张”转为“海外帝国主义”。[62]威廉斯的学生瓦尔特•拉菲勃在《新帝国》一书中为这种转变作为了很好的说明。他说，“这种转变既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也不是新的“失常”，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出于“工业家对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同西班牙作战，兼并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不是出于“下意识”，而是由于“商人的需要”。[63] 威廉斯进一步认为，海外扩张不仅是为了原料和市场，而往往是为了转移国内经济危机，防止国内发生革命运动。[64]《信使——日志》报的编辑曾说：“我们已经从一个店员的国家变成一个战士的国家。同英国一样，我们用殖民和征服的政策，来逃脱社会主义和平均地权的威胁和危险。”[65]威廉斯更具体地说：“当1893年危机中民主和繁荣呈现衰落，当美国帝国进一步扩张受到日、俄两国的对抗时，布鲁克斯•亚当斯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就出来重述和辩护历史上的扩张哲学了。”[66]19世纪90年代是这样，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威尔逊和30年代的罗斯福也是这样。[67] 1898年缅因州参议员威廉•弗烈伊说：“我们必须获取市场，不然我们就要发生革命。”[68]弗烈伊的话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真实思想，但威廉斯认为这种想法无法实现。他宣称，美国向海外扩张太多了，应当回头“想想自己”。[69]美国应与“过去”决裂，[70]不要再向外“转嫁祸端”。[71]扩张是危险的，因为它不易实现内政改革，[72]不能不损害自己的福利和安全，[73]代价太高。[74]例如，他认为战后冷战后似乎给美国带来经济的高涨，但在精神上可能毁坏美国社会道德和理智的完善，在物质上还可能引起毁灭性的原子战争。[75]威廉斯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在于战后美国看不到在国内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却仍然相信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可继续增长国内的自由和繁荣，扩充经济的和思想的体系。[76]他认为威廉•富布赖特悟出了这个道理。[77]因为后者曾说：“年轻的这一代人抵制在一个贫穷和遥远的国家（指越南）进行不人道的战争，抵制他们自己国家的贫穷和虚伪。……帝国主义代价是美国的灵魂，而这个代价是太高了。”[78] 向外扩张既然是危险的、失算的和可悲的，那么，如何改正美国对外政策呢？威廉斯的回答是转向国内的，即所谓“开放国内门户”。 威廉斯开放国内门户这个设想也是师承查尔斯•比尔德的。[79]在30年代，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比尔德就提出了这种主张。1934年，当美国国内发生经济恐慌，在国际上又受到法西斯战争势力的威胁时，比尔德写了两本书：《国家利益观》和《开放国内门户》。这两本书标志着比尔德转向大陆主义。在1917年比尔德是一个干涉主义者，支持威尔逊对德宣战；到30年代后期却变成了一个孤立主义者。 在《国家利益观》一书的结束语中比尔德指出，美国不可能为不断增长的“剩余的”农业品、工业品和资本找到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外销路，“国家利益”不是扩张领土和海外贸易，而是需要一个新的概念，其“中心思想”是正如罗斯福新政所显示的那样，[80]对国内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保持一个不依赖国外销路并有高速度发展的内部市场，以处理“剩余的”货物和资本。[81] 在《开放国内门户》一书中，比尔德重申计划经济，[82]重申海外殖民地不能解决国内工农业生产“过剩”的问题。[83]他希望罗斯福像建立“健康的国内经济体系”一样，把内政原则实施于对外政策。比尔德认为扩张可能导致战争的专制，民主会被忽视，所以依靠国外市场是不明智的。[84]威廉斯的“开放国内门户”的设想虽然建立在比尔德的构思之上，但他的设想范围却远远超过比尔德。 威廉斯抱怨美国人缺乏自知之明，不肯总结历史经验。[85]他举例说：“［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许多人意识到门户开放政策不再符合世界的现实，但是杜鲁门和艾奇逊却自恃手中有原子弹和飞机而表现为冥顽不化。”[86]他认为，美国人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来到了。 威廉斯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制订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其目的在于国内工商业保证“开放”的市场，取得对其他国家竞争的优势，同时又可少用兵力，少付代价，反而攫取较多较大的利益。而今美国人应当及时了解到，扩张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既不能使美国得到经济利益，也不能得到军事上的安全，因此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看，现在也应当是抛弃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了。 抛弃海外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在国内开放门户，为了建立一个“均衡”的国内体系，即建立一个在发挥“民主”和导致“繁荣”方面具有活力的社会。威廉斯首先主张根据“自决”的原则，改革国内政治形式。联邦应由联系疏松的地区性的共和国组成，以保证民主，改善国内政治弊端。社会经济机会的减少，引起犯罪和社会“暴乱事件”不断增加，政治压迫和民族迫害层出不穷。这显示出改革内政弊端的必要性。国民收入的分配既不平等，又不平衡，即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弊端之一。政府在对外扩张政策上投入很多智力和资源，但在改进国内生活所需及其质量方面，则计划不周，所投的人力和物力也远远不够，结果造成极大的浪费，导致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环境间的平衡遭到破环的危险。这是国内政治的另一重大弊端。“大公司”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更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政治弊端。因为大公司政治经济体系使财富分配愈益不均，使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更深地沦入无权的地位。 威廉斯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主张“在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87]因此他极力推崇尤金•德布斯和诺曼•托马斯。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竟然大力宣扬赫伯特•胡佛。威廉斯认为胡佛主张社会应从“极端个人主义的行动”向“联合行动”过渡，应教育人民从一种“不变的人性”——自私向另一种“不变的性格”——利他主义过渡。威廉斯指出，胡佛认为美国的问题在如何控制大企业体系的问题。他一方面认为把一切经济活动国有化，就会出现“专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假如大企业享受在自由放任制度下个人所享受的那种自由，就会出现一个庞大的辛迪加国家，那就是法西斯主义。胡佛一方面反对公司企业的领导人控制政治系统；另一方面又反对联邦政府成为一切经济生活的控制者。威廉斯说，胡佛所设想的政府是“社会体系中的一个仲裁人”，而不是大企业（法西斯主义）、劳工（社会主义）或利益集团（辛迪加主义）的“工具”。[88] 威廉斯对于胡佛的对外政策也极尽吹捧之能事。他说，胡佛一方面认为向海外扩张是必要的，但又认为扩张会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而胡佛出于“理想和实用主义的原因”，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89] 这就是威廉斯所渲染的胡佛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实际上这就是威廉斯开放国内门户的蓝图。胡佛不赞成比尔德主张的那种庞大的辛迪加国家，显然威廉斯也有同感。威廉斯所想象的“开放国内门户”的美国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合作”和“社会均衡”的国家。 威廉斯从研究外交政策转向探讨内政改革，起点是国际问题，落脚于国内政治。这也许就是他着重研究外交史的目的。 结语：总评价 在60年代，新左派史学可说是异军突起、生机勃勃，吸引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及至70年代，随着新左派运动的沉寂，史学新左派也失去了赖以前进的社会推动力量。 作为史学新左派的代表和先驱，威廉斯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试图以新的观点解释美国的历史。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高涨又开阔了他的视野，到70年代，新左派运动出现消沉后，虽然威廉斯及其学派成员仍然继续写作，但当时不无“孤舟侧畔千帆过”之感，而今也可说是独傲霜天了。 从新左派运动失去强劲势头的原因，也可窥察到新左派史学的弱点。 新左派运动衰落的原因有： （一）新左派成员的思想是含混不清的，他们的要求和目的不尽相同，这就影响了内部团结。新左派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弊端和社会失调现象表示厌恶，倾向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并未给他们提供什么可资利用的有效的方案，美国共产党于５０年代中期后也失去了革命气质。新左派不能形成一支有力的队伍。艾尔文•厄格说，美国历史没有给新左派一种“可有的过去，”他们只知道拒绝什么，但不知道应当接受什么。[90]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不知道应当接受什么，正说明他们不知道要拒绝什么。至于没有“可用的过去”的说法，也不尽然。美国人民具有革命传统，问题是具不肯总结，要总结什么，为什么总结。对这些问题新左派却不甚了了。 （二）新左派运动的主力军是青年学生，特别是在大专院校读书的年轻的男女学生，[91] 其中不少人来自富裕的中等资产阶级。这批青年是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出生的，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从未经历过像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没有他们父辈那样安于现状的保守思想，对当时社会秩序和权力制度具有敏感，并深怀不满，但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分散的，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流动性很大。他们在校期间最多４年左右，即在30岁前离开了学校，携家带口，营取生计，脱离了学生运动。《时代》周刊上有文章说：“‘60年代的小伙子’是在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他们在谋求职业上所遇到的竞争很激烈”，“当他们担负起养家活口的责任时，他们感到还是进公司可以在金钱上和心理上得到较多的报酬。”[92]但新左派成员不都是幸运儿，不都能找到职业。有的人颓废潦倒，用自弃方法来表示对社会的反抗；有的成为愤世嫉俗的嬉皮士，易比士；有的铤而走险，转入恐怖主义组织如气象员或癫狂汉；有的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抗暴自卫如黑豹党人。 （三）新左派的活动基地主要在高等院校。虽然他们也走上街头，深入乡间，但激动人心的斗争如群众集会、罢课演说，甚至与军警格斗的场合主要在校园。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旧金山学院等都是著名的新左派学生运动中心。学生运动同校外群众运动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结合得很不够。[93]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运动不会持久，也不会找出正确的方向。学生运动的社会基础单薄了，这就给统治阶级造成进行破坏活动以可乘之机。一如惯例，统治阶级对新左派运动所施行的手段也是软硬并行的。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税务署、便衣特务、警察打手都是压在新左派头上的凶残的暴力。有许多人被枪杀，有许多革命组织被破坏。成千上万的人被关入监狱，更多的人被送法院受讯，无辜被告者浪费掉许多金钱。同时统治阶级被迫作出一些改革，以缓和群众不满，例如允许学生在校务上有较多的发言权，制订一些民权法案，培养一些黑人小资本家和黑人官吏，等等。这些“釜底抽薪”的办法，在瓦解和腐蚀新左派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险恶的。 新左派运动的衰落也反映出威廉斯思想体系的弱点。作为一个“强硬的修正主义者”，[94]威廉斯运用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见解，揭露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弊端，对于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作了一些中肯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这对霸权主义者是一起当头棒喝。在战后美国史坛上无疑吹过一阵发人清醒的煦风，但其本身的弱点是极其明显的。在称赞他的[95]和反对他的[96]读者面前，威廉斯倒像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的主张非但不是振兴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且给人以力不从心、进退维谷的印象，原因是他钻在资本主义的躯壳里批判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以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去批判垄断资本主义。威廉斯在分析了20世纪整个美国外交政策之后，抱怨说：“直到1977年美国仍继续围绕一个死气沉沉的中心碰撞和碾磨：曾经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可是不能挣脱这种现状。”[97]这种无能为力的抱怨心情正是他陷入“不能挣脱这种现状”的写照。要害问题是作者只谈扩张，不谈帝国主义侵略实质；只谈资本主义改革，不谈资本主义剥削实质。威廉斯居然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主导思想是乐于帮助别人的人道主义、民族自决原则和坚持别国人民依照美国方式进行生活或解决他们的问题。[98]第一、第二个思想表明威廉斯接受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虚伪的表面价值，第三个也只叙述了表面现象，并未接触问题实质。威廉斯的学生沃尔特•拉菲勃的思想也反映了威廉斯的观点。拉菲勃虽然不赞成扩张政策，但认为帝国主义商人和政府制订者都是“好心人”[99]。威廉斯本人看不到美国在口头上高谈道德原则，而实际摆弄的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新殖民主义的罗网”。[100]他甚至不清楚两霸争夺的性质，还幻想把古巴芬兰化[101]。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上，威廉斯似乎还抵不过一个具有20世纪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之称的英国史学家D.W.布罗根。布罗根曾说：“对美国人说来，战争是一种买卖，……他们对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兴趣，只是对战争的胜利感兴趣。……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司，股东们都希望它不亏本。”[102]威廉斯对重商主义的论述，显示出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缺乏认识。他说：“重商主义不是利己主义，……重商主义是一种慈善的父道主义，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一集团。尽管重商主义是依赖向外扩张以解决国内问题，但它是美国传统的宽厚的一面。”[103] 侵略扩张是帝国主义内政政策的延续。帝国主义既要剥削本国人民，也要进行战争，剥削外国人民。不侵略扩张，帝国主义就不能存在；同时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最大利润，就要进行资本输出，这势必引起国内经济发展的相对迟滞。这也是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表现。“开放国内门户”只不过是扬汤止沸的措施，并不能逆转帝国主义发展规律。我们不禁要问，威廉斯主张“开放国内门户”的目的何在。不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制度的侵略和剥削实质，那么，即使有朝一日他的改革内政的设想得以实现，扩张主义这个美国史上的怪物还会“堂堂正正”地走了出来。对威廉斯这个资产阶级史学家来说，这也许是不实际的要求了。 威廉斯既然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和资本主义剥削实质认识不清，因而在实现他的“开放国内门户”方面，就不知道应当依靠什么社会力量了。艾尔文•厄格说，新左派拒绝“责斥”企业主，也拒绝“崇拜”工资工人[104]。他们甚而敌视工人和工会。他们误认为，青年是一个阶级。这个大部分由激进学生组成的运动疏远了社会，削弱了它的社会基础。威廉斯的著作也具有这个弱点[105]。这正因为威廉斯所追求的只是资本主义内政事务的改革，而不接触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作为改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策士，威廉斯既不满意资本主义现状，又担心第三世界革命的增长以及原子战争的威胁，[106]所以他急切希望假借社会主义的某些方法去为资本主义图谋自救之道，但又找不到依据的社会力量，这就决定他去宣扬赫伯特•胡佛、罗伯特•塔夫脱之流了。结果在内政政策上，威廉斯是胡佛的门徒；在外交政策上，又是比尔德的追随者。他的思想是胡佛、比尔德等人思想的复合体，在外面又多多少少地抹上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关于涂抹马克思主义色彩，威廉斯和比尔德有其相似之处。在19、20世纪之交，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广泛传播时，在欧洲留学的比尔德采纳了一些马克思的想法。正如二次大战后，当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时，在大学读书的威廉斯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及至30年代经济恐慌发生，比尔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方面失去信心，在对外政策的看法上转向孤立主义，在历史研究上转向相对主义（虽然他本人并不承认这点）[107]。同样，在50、60年代，美国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状况困难重重。特别是在60年代，侵越战争接连失利，水门事件丑闻毒化了政治气氛，这就使威廉斯转向一条同比尔德所走的大致相仿的道路。 整个问题的症结是：威廉斯不了解或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痼疾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尽管通过国家干预，美国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可以得到 一定的调整，在某些时期生产也会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威廉斯的想法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他提出的问题。显然，若要为美国社会找到一条出路，还须另辟蹊径。 注释： [1]如1971年10月9日《华尔街日报》载文称，左派史学家的影响日渐增长。在中西部和东北部的著名大学里，至少有一个“激进派”史学家在授课，在西部和南部也有少数在任教。该文并认为在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中，“正确”与“错误 ”解释之比为一比二（见《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第178卷第77期，第1页、30页）。 [2]斯蒂芬斯•古德：《富裕的革命者——新左派的画像》（Stephen Goode, Affluent Revolutionaries: A Portrait of the New Left）,纽约，1974年，第37页。老左派的含义也极混杂，泛指50年代中期以前的各色社会主义活动家，在史学方面如赫伯特•阿普特克、菲利普•方纳等。 [3]“一致史学”一词首先是由约翰•海厄姆提出的（见理查德•艾拉姆斯和劳伦斯•莱文编：《20世纪美国的形成》（Richard Abrams and Lawrence Levin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纽约1971年版，第710页）。1970年海厄姆虽然改正了他的看法，认为对于50年代美国史学的和谐方面估计过高（见艾布拉姆斯和莱文：《20世纪美国的形成》，第699页；约翰•海厄姆：《美国历史的写作：关于近代学术的论文集》（John Hingham, Writing American History: Essays on Modern Scholarship）,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70年版，第138页），但一致史学流派确实在美国高等学府特别是在东部几个著名的大学中形成一种保守势力。他们强调美国生活中持久的一致性、各种制度的稳定性和民族性格的持续和亲和性，认为美国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甚而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即使存在斗争，也会以和平妥协办法取得解决。例如他们主张独立战争不是社会革命，而只是民族解放运动；南北战争的起因只是当时领导人的错误言行和民主制度的失误。他们厌恶剧烈的变革，极力维持现状，不愿涉及当代争论的问题，摒弃诸如弗雷德里克•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等前辈史学家所主张的冲突论。他们否认美国存在贫富不均的现象，至少是贫穷部分太小，不足过虑。他们对人民群众疑惧参半，不愿给被压迫的人以支持和同情。总之，他们不相信物质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以唯心主义解释历史。 [4]1933年比尔德在美国历史协会发表主席演说，题为“书写历史是一种信仰的行动”。 [5]约瑟夫•西拉库萨：《新左派历史和史学家》（Joseph Siracusa ,New Left Diplomatic History and Historians），纽约华盛顿港，1973年，第23页。 [6]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美国面向一个革命的世界，1776—1976》(William A． William，America Confronts a Revolutionary World)，纽约，1976年，第13页。 [7] “court historian”一词首先是由亨，艾尔摩•巴恩斯提出的，见哈威，威什：《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历史著作的社会-思想史)(Harvey Wish ，The American Historian: A Social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Past)，纽约1960年版，第286页。 [8]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费解的合唱：冷战修正派”(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Greek Chorus：The Cold-War Revisionist”)，载《民族》周刊，第205卷第6期(1967年13月13日)，第494页。小施莱辛格认为，美国政府有权利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侵越战争“没有错误”(同上，第493页)。 [9]西拉库萨：《新左派历史和史学家》，第109页。 [10]西拉库萨：《新左派历史和史学家》，第111页。 [11]艾尔文•厄格：“新左派与美国历史——美国历史编纂学中一些新趋势”，见艾布拉姆斯和莱文编：《20世纪美国的形成》，第736页。 [12]约翰•加勒蒂编：《解释美国历史——与历史学家的谈话录》(John Garraty， Interpreting American History：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ians)，纽约，1970年，第IX页。 [13] 斯托顿•林德：“评《美国历史的轮廓》”，载《科学与社会》，第27卷，第2期(1963年春季号)，第227页。 [14] 休•贝洛特：《美国历史和美国历史学家：评美国历史在解释上的最新成就》(Hugh H． BeLLot，American History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A Review of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U.S.) ，俄克拉荷马州诺曼，1952年，第255页。 [15]杰拉尔德•格罗布和乔治•比利亚斯：《美国历史的解释：模式与视角》(Gerald Grob and George Billia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 Pattern and Prospective ),纽约，1972年，第2卷，第472-529页。 [16]美国外交史学家罗伯特•弗雷尔在评论《美国外交的悲剧》时说，这本书使许多历史家回想起1890年以来的美国对外关系的进程。他认为，威廉斯的立论，吸引了大批史学家。正如一个多世代以前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追随者一样，他们开始运用威廉斯的“学说”。见罗伯特•弗雷尔：《美国外交史》(Robert Furrell，American Diplomacy :A History)，纽约，1959年，第647页。 [17]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边疆命题与美国外交政策”(William Apple man Williams， “The Frontier 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载《太平洋历史评论》(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24卷第4期(1955年11月)，第379页。又见塞缪尔•比米斯：“美国防备与外交的转移战略”(Samuel Flags Bemis，“The Shifting Strategy of American Decease and Diplomacy”)，载德怀特•李和乔治•麦克雷诺兹编：《为纪念G.H.布兰克斯里而写作的有关历史和国际关系的论文》(Dwight E.Lee & George McRevnold，eds.，Essays i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onor of George H．Blakeslee)，马萨诸塞州伍斯特，1949年，第3页。并见塞缪尔•比米斯：《美国外交史》(Samuel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42年，第2版，第877-878页。 [18] 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835-848页；托马斯•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Thomas Bailey，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纽约，1940年，第4-6页、106页、682页、750页、803页、805页；汉斯•摩根索：《新的美国外交政策》(Hans J．Morgenthau，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71年，第15-16页、82页、83页、158—159页。如同比米斯、贝利和摩根索一样，珀金斯和阿瑟•施莱辛格都称20年代为孤立主义时期。比米斯认为19世纪一百年是孤立主义的一百年，是与世隔绝、高枕无忧的“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快乐岁月”。(见塞缪尔，比米斯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自由之幸福”，载《历史译丛》，北京，1963年第4期，第70-71页)。托马斯•贝利也说：“从欧洲纠纷中孤立出来，或许是美国的最基本的外交政策。”见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第4页。 [19]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论革命的动力和帝国的解体》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United States，Cuba and Castro：An Essay on the Dynamics of evolutio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Empire)，纽约，1962年，第166页。 [20]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帝国主义的逻辑”，载《民族》周刊，第185卷，第1期(1957年7月6日)，第14-15页。 [21]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编：《美国外交的形成》(William Apple man Williams，e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Diplomacy)，芝加哥，1969年，第1卷，第XV页。 [22]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从殖民地到帝国》(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From Colony to Empire)，纽约1972年版，第476-487页。 [23]D.F.德拉蒙德：《美国中立的消失，1937—1941》（Donald Francis Drummond，Passing of American Neutrality，1937—1941），安阿伯，1953年，第1页。 [24]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勒：《从威尔逊到罗斯福：1913-1945年的美国外交的政策》 (Jean-Baptiste Duroselle，From Wilson to Roosevelt：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伦敦，1964年，第134页。 [25]格里斯沃尔德：“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见艾伦•内文斯和哈克•路易斯编：《美国和它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Allan Nevis & Hacker Louis，eds.，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laces in World Affairs)，波士顿，1943年，第585页： [26]艾伯特•温伯格：“美国孤立原则的历史含义”(Albert W．Weinberg，“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Isolation”)，见威廉斯编：《美国外交的形成》，第1卷，第26页。汉斯•摩根索认为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具有表里关系，全球主义是孤立主义之表。其意近似温伯格的“自由行动”(见摩根索：《新的美国外交政策》，第16页)。 [27] 威廉斯的批判论文有：“孤立主义的传奇”(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Legend of Isolationism”)，见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编：《美国外交的形成》第2卷，第103-107页；“关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欧洲的外交政策”(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Europe in the Twenties )，载《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第22卷第1期(1958年冬季号)，第l-20页；“关于威廉•E．博拉参议员的孤立主义”(William Apple man Williams，“A Note on the Isolationism of Senator William E．Borah")，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22卷第4期(1953年11月)，第391-392页。 [28]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463页、475页。 [29]威廉•阿普曼•威廉斯：《变动世界中的美国人》(William Apple man Williams，Americans in A Changing World)，纽约，1978年，第35页。 [30]托马斯•贝利：《伍德罗•威尔逊与大背叛》(Thomas Bailey，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纽约，1945年。 [31] 威廉斯：《从殖民地到帝国》，第5页。威廉斯在“孤立主义的传奇”一文中持同样的看法。 [32]如理查德•凡•阿尔斯泰因说，扩张是同美国外交必然联系的三个概念之一（见理查德•凡•阿尔斯泰因：《行动中的美国外交》（Richard Van Alstyne, American Diplomacy in Action）,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47年，第50页）；1896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大西洋》杂志上写道：“3个世纪来，美国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事实是扩张。”（见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21年版，第291页）；R.J.卡里狄在《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安全和自我利益》一书中说：“争取领土的和经济的扩张，一向是美国理想中占支配地位的主题。”（见R.J.卡里狄：《20世纪的美国外交的政策：安全和自我利益》（Ronald J .Caridi,20th Century Amerioan Foreign Policy : Security and Selfinterest）,新泽西，1974年，第1页）。英国人也有同样的说法，如H.C.艾伦说，“从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到1890年普查局公开宣布‘定居边疆’不再存在的期间，‘移动’边疆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占支配的事实”。（H.C.艾伦和C.R.希尔：《英国人论美国史》(H. C. Allen and C. R.Hill, British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伦敦，1957年，第145页；哈罗德•拉斯基说，“美国的心理根源是建立在扩张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哈罗德•拉斯基：《美国的民主：评论与解释》(Harold J. Laski, The American Democracy: A Commentary and an Interpretation),纽约1948年版，第5页）。 [33]如欧内斯特•梅认为，“舆论”的创造者是人数很少的“实行操纵的势力”，其中包括政府官员、政客、企业主和与政府有关的专业人员等。 [34]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美国历史的轮廓》（William A. Williams,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克利夫兰，1961年，第3页。 [35]威廉斯：《美国历史的轮廓》，第490页。 [36]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北京，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7页。 [37]即政治孤立、不干涉、中立、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和仲裁，见约翰•戴维斯：“美国外交政策的永久的基石”，载《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第10卷第1期（1931年10月），第9页。 [38]即独立、大陆扩张、不卷入欧洲、欧洲国家不得在美洲大陆建立殖民地、美洲大陆上的领土不容在欧洲列强间转让、国际贸易自由、民族自决、战时航海自由、引渡权、不干涉、反帝国主义，见塞缪尔•比米斯：“美国防务和外交的转移战略”，载李和麦克雷诺兹编：《为纪念G.H.布拉克里斯而写作的有关历史和国际关系的论文》，第2—3页。 [39]即谋取安全的边疆、扩展边疆、保护美国公民的权益、保持中立与和平、阻止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见朱利叶斯•普拉特：《美国外交政策史》（Julius W.Pratt,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纽约，1955年，第3-4页。 [40]即地理位置、供扩张的空间、邻国的弱小、多民族、民主、舆论的作用、国内事务的首要地位、经营商业和工业的人民、利用欧洲的困难，见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第803—805页。 [41]见朱利叶斯•普拉特：“美国扩张观念”（Julius W. Pratt,”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Expansion”）,载A.E.坎贝尔编：《扩张与帝国主义》（A. E. Campbell.ed., Expansion and Imperialism）,纽约1970年版，第23—24页。 [42]见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艾伦•海摩特：《这样设想一个国家》（Reinhold Niebuhr and Alan Heimert, A Nation So Conceived）,伦敦1963年版，第127页、139页。资产阶级史学家特别宣扬威尔逊的使命说，见A.S.林克：《伍德罗•威尔逊与进步时代》（Arthur S. Link,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10-1917）,纽约，1954年，第81页。 [43]见普拉特：“美国扩张主义观念”，载坎贝尔编：《扩张与帝国主义》，第24-25页。 [44]见约翰•戴维斯：“美国外交政策的永久的基石”，载《外交季刊》，第10卷第1期（1931年10月），第9-10页。 [45]见普拉特：“美国扩张主义观念”，载贝尔编：《扩张与帝国主义》，第25页、27页、29页。美国政府领导人有这种说法，如1786年托马斯•杰斐逊说，联邦好比一个巢，从这里美国人将垦殖南北美洲。1846年威廉•西沃德说，不可抗拒的美国人的洪流，将冲向北冰洋和太平洋。 [46]如约翰•菲斯克说：“美国和英国是进化的先导，是世界的命定的主宰者。”见米尔顿•伯曼：《约翰•菲斯克——一个普及者的成长》（Milton Berman, John Fiske：The Evolutian of A Popularizer）,马萨诸塞州剑桥，1961年，第252页。 [47]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说，美国“成长得特别快，……因而被强加给一种同它的显期待巨大的国力相称的责任”（见尼布尔和海摩特：《这样设想的一个国家》，第10页）。 [48]如狄克斯特•珀金斯说：“美国对其他民族的统治经常不是安然自在的统治。”（见迪罗塞勒：《从威尔逊到罗斯福，第21页；阿林•拉波尔特说，使命观念“使美国人为了从西班牙桎梏下解放古巴人而战斗，担当起帝国的负担”（见阿林•拉波尔特：《美国外交史》，纽约，1975年，第175页）。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基普林推崇备至，更乐于运用他的辞句来渲染“西进运动”（见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262页、270页）。 [49]如A.J.贝弗里奇说，“我们的制度将乘贸易之翼，紧随我们国旗之后。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国旗将在过去是血腥黑暗的海岸上树立起来，这些地方从此以上帝的启迪变成美丽而光明”。见C.G.鲍尔斯：《贝弗里奇和进步时代》（Claude Gernade Bowers, Beveridge and the Progressive Era），纽约1932年版，第67页。 [50]如塞缪尔•比米斯在1961年12月以“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自由之幸福”为题，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 [51]如特纳认为，美国的民主是边疆扩展的产物（见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30页、190页、306页）。 [52]如道格拉斯•多德指出，美国制定它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经常是依据一种假设，即美国具有一种使它享有特殊的权利的特质。美国认为它的国家政策，无论是说的或做的，都是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的（道格拉斯•多德：《被扭曲的梦想——1776年以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萨诸塞剑桥1974年版，第210页）。 [53]菲利克斯•吉尔伯特说，美国对外政策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道德特质”（见菲利克斯•吉尔伯特：“二百周年思考录”，载《外交季刊》，第54卷第4期，1976年7月，第644页）。迪罗塞勒说，美国外交政策“基本上是道德的”（迪罗塞勒：《从威尔逊到罗斯福》，第20页）。 [54]如莱温海因说，美国外交政策是道德主义-合法主义的（见莱温海因编：《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历史和史学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纽约，1967年，第22页）。乔治•凯南也持此说。 [55]如迪克斯特•珀金斯说，“帝国主义现在已成为一个带有谴责意味的名词，但帝国主义曾经奠定了秩序和安定的基础，……为普遍的繁荣奠定基础”（见迪克斯特•珀金斯：“我们需要高高兴兴地做老师”，载《1949-1960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4页）。 [56]如托马斯•贝利说，“自身利益是一切外交的基石”（见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第88页）；A•B•哈特说，“美国外交的诀窍在任何治国公式或格言中是找不到的，但它深深存在于人的利益的原则之中，……这个国家的外交史证明，在世界各地只要看来能得到充分的利益，政府就毫不犹豫地攫取它”（见哈特：《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Albert Bushnell Hart,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areign Pdicy ）,纽约，1901年，第4页。 [57]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1932年写的《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中指出，理想主义者为“伪善”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见罗伯特•奥斯古德：《美国外交关系中的理想与自利：20世纪的大转变》（Robert Osgood, Ideals and Self-Interest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the Tiventieth Century,芝加哥，1953年，第382页。）汉斯•摩根索认为，人是“具有追求权力的私欲的”（西拉库萨：《新左派历史和史学家》，第160页）。 [58]如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把19世纪末产生的向外扩张的浪潮称为“心理上的危机”（见坎贝尔：《扩张与帝国主义》，第153-161页）。 [59]如H.U.福克纳说，扩大领土的“习惯”是美国立国以来的“特点”（见哈罗德•U.福克纳：《对社会正义的探索，1898-1914》（Harold U. Faulkner, The Quest For Social Justice, 1898-1914）,纽约1931年版，第516页）。 [60]如朱利叶斯•普拉特说，“一些毗邻地区命中注定是要被合并的，因为它们的位置使它们自然地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见朱利叶斯•普拉特：“美国扩张的观念”，载于坎贝尔：《扩张与帝国主义》，第23页）。 [61]威廉斯：《美国历史的轮廓》，第719页。 [62]威廉斯：《从殖民地到帝国》，第480页。 [63]转引自厄格：“新左派与美国历史——美国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些新趋势”见艾布拉姆斯和菜文编：《20世纪美国的形成》，第722页。 [64]威谦斯：霍夫斯塔特：“帝国主义的逻辑”，载《民族》周刊，第185卷第1期（1957年7月6日），第14页。 [65]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显明天命和菲律宾”（Richard Hofstadter, “Manifest Destiny and the Philippines”,载丹尼尔•阿伦编：《危机中的美国》（Daniel Arend, ed., America in Crisis: Fourteen Crucial Episodes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71年，第196页。] [66]威廉斯：“帝国主义的逻辑”，载《民族》周刊，第185卷第1期（1957年7月6日），第14页。 [67]威廉斯：“《从殖民地到帝国》，第483页；《美国历史的轮廓》，第416页；《变动世界中的美国人》，第297页、301页。 [68]乔治•安德森：《争端和冲突——20世纪美国外交研究》（George L. Anderson, Issues and Conflicts: Studie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Diplomacy）, 堪萨斯州劳伦斯，1959年，第9页；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纽约，1959年，第30页。 [69]威廉斯：《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论革命的动力和帝国和解体》，第168页。 [70]威廉斯：《美国历史的轮廓》，第482页。 [71]威廉•阿普曼•威廉斯：“外交政策与美国人的思想”，载《评论》杂志，第33卷第2期（1962年2月），第157页。 [72]威廉斯：《美国面向一个革命的世界，1776-1976》，第42页。 [73]威廉斯：《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论革命的动力和帝国的解体》，第167页；《变动世界中的美国人》，第301页。 [74]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美国的世纪”，载《民族》周刊，第135卷第4期（1956年11月2日），第6页。 [75]威廉•阿普曼•威廉斯：“马璧德的新寓言：经济神话”（Willam A. WILLIAMS, “Babbitt’s New Fables: Economic Myths”），载《民族》周刊，第182卷第1期（1956年1月7日），第6页。 [76]见查尔斯•诺伊：“美国外交政策在解释结构方面的变化”（Charles E. Neu, “The Changing Interpretive Struc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载约翰•布雷曼《20世纪美国的对外政策》（Johmn Braeman, R.H. Bramner, and David Brody, eds., 20th Centu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俄亥俄州哥伦布，1971年，第53页。 [77]威廉•阿普曼•威廉斯：“外交政策与美国人的思想”，载《评论》杂志，第33卷第2期（1962年2月），第158页。 [78]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69页。 [79]见威廉斯：《美国历史的轮廓》，第490页。 [80]比尔德赞成罗斯福的大部分 内政政策，但从孤立主义观点出发，从30年代后期起，表示不赞成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直到去世时（1948年）还出版《罗斯福总统和大战的发生，1941年》一书，指责罗斯福为太平洋战争的预谋者。 [81]查尔斯•比尔德：《国家利益观》（Charles Beard,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纽约，1943年，第582页。 [82]比尔德关于计划经济的设想，早在1931年7月《论坛》杂志上就有所论述。他主张实行一个“五年计划”。这显然是受到苏联的影响。他主张在大企业的基础上，政府直接指导经济（见威廉斯：《变动世界中的美国人》，第235-236页）。 [83]查尔斯•比尔德《开放国内门户》（Charles Beard, The Open Door at Home），纽约，1934年，第47、53页。 [84]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边疆命题和美国外交政策”（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Frontier 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载于《太平洋历史评论》，第24卷，第4期，第390页。 [85]见威廉斯：《美国面向一个革命的世界》，第9页。加布里埃尔•科尔科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美国从开始就是一个对它自己缺乏了解的国家”（见加布里埃尔•科尔科《近代美国历史的主流》［Gabriel Koko, Main Currents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76年，第7页）。 [86]威廉斯：《变动世界中的美国人》，第36页。 [87]威廉斯：《美国历史的轮廓》，第488页。 [88]威廉斯：《变动世界的美国人》，第228页。 [89]威廉斯：《变动世界的美国人》，第228页。 [90]厄格：“新左派与美国历史——美国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些新趋势”，见阿布拉姆斯和菜文编：《20世纪美国的形成》，第717-718页。 [91]克里斯托弗•拉希：《美国左派的痛苦》（Christopher Lasch, The Agony of the Amercan Left），伦敦，1970年，第180页。 [92]1978年3月6日《时代》周刊，第3卷第2期，第63页。 [93] 詹姆斯：温斯坦：《意义不清的遗产：美国政治中的左派》（James Weinstein, Ambiguous Legacy: The Left in American Politics），纽约，1975年，第170页。 [94]罗伯特•马多克斯在《新左派和冷战的起源》(Robert J Maddox，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新泽西，1973年）一书中(第4页)，把战后修正派史学家分为“温和的修正派”与“强硬的修正派”，前者把冷战的发生归由个人如杜鲁门负责，后者则从美国制度去寻求冷战发生的原因。 [95]见斯托顿•林德：“评《美国历史的轮廓》”(Staughton Lynda，“Book Review”， William Apple man Williams,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载《科学与社会》 (Science and Society)，第27卷第2期(1963年春季)，第231页。 [96]曼德克斯：《新左派和冷战的起源》，第14页。 [97]威廉斯：《变动世界中的美国人》，第471页。 [98]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第13—14页。 [99]厄格：“新左派与美国历史——美国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些新趋势”，见艾布拉姆斯和莱文编：《20世纪美国的形成》，第722页。 [100]多德：《被扭曲的梦想》，第50页。 [101]威廉斯：《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论革命的动力和帝国的解体》，第172页。 [102]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分册，第415页。 [103]厄格：“新左派与美国历史——美国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些新趋势”，见艾布拉姆斯和莱文编：《20世纪美国的形成》，第719页。 [104] 厄格：“新左派与美国历史——美国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些新趋势”，见艾布拉姆斯和莱文编：《20世纪美国的形成》，第731页。 [105]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第71届年会上（1978年12月）克里斯托弗•拉希和小N.G.莱文批评威廉斯在内政中忽视工人和农民的斗争，见《美国历史杂志》，第65卷第3期（1978年12月），第876页。 [106] 威廉斯曾说，约翰•海所谓的一个“小而辉煌的战争”也许会成为一个“可怖的巨大的冲突”。见威廉斯：《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论革命的动力和帝国的解体》，第178页。 [107]威什：《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历史著作的社会—思想史》，第289页。 [本文原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2期。选自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