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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学者对妇女地位的看法不尽一致，林乐知在文章中均有征引和评论。“希腊有大臣名都西提（修昔底德），亦为著名大史家，专记希腊古事留传于世者。尝论妇德，以一语括之，此可表明当时大众世人之公见矣。其言曰，自吾人论之，女人之大德，无论其貌之美与丑，行之善与恶，才之工与拙，总不外乎一端，即不为人所齿及也。”林乐知指出：“此语较之中华之无才为德，更有进矣。无才为德，只具不求表现之意，若希腊人之以不齿为德，此真幽闭女人之极则矣。”27林乐知通过希腊史学家色诺芬（赛诺芬）记载的夫妇二人絮语家常之事以及他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表明当时希腊社会对妇女严格规定的家庭责任与义务。他指出：“以上所载希腊诸大儒之论说，其视女人皆以为但有治理家务之责，其地位实不过为上等奴仆而已。”28 另外一些希腊学者如普鲁塔克（普罗他克）和柏拉图（伯拉多）等则对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不同看法，林乐知对此也有记载。“希腊大儒普罗他克（生于主降后五十年）以理学训人，天下文闻名。其论女人在家之地位，不以为上等奴仆，而称为同等之伴侣。尝谓男女同等，各宜相敬如宾，相爱如友。”29“伯拉多（生于主降生前四百二十九年）为当世理学儒宗。其论男女，皆言同等，并无贵男贱女之说。”但林乐知指出，当时普遍的价值观和风俗，“则大与其言论相背。”30 林乐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古人之论女人，虽以不出闺门为有德，但皆视如小孩，不以自立之成人待之，有如希腊律法，女子未嫁，以父为其主，既嫁之后，以夫为其主，夫死而有子者，则以其子为主，无子者，则以保护之男亲属为主。终身永无自主之时也。”31 林乐知在对希腊妇女的描绘中，已表达了自己的批判之意。 在“罗马女人之地位”一节中，林乐知分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两个阶段论述了罗马妇女地位的变迁。他指出，从总体上看，共和时代罗马女性的地位较之希腊女性的社会地位略高。32上古罗马社会的风俗是每人“但娶一妻，并无东方多妻之恶俗”。他认为这是罗马强盛的一大因素：“以故罗马盛时势力推及于殊方。”33为了说明罗马女性社会地位之高，林乐知援引了一位罗马学者的话，“罗马有一出名大儒尝喟然叹曰，罗马教化之所以胜于希腊者，亦观其待女人而知之。希腊人之待其妻，幽闭之，不使其越闺门一步，防范之，不使见外客一人。除骨肉至亲之外，终身不见男人之面矣。罗马人之待其妻，则大异矣。赴亲友之宴会，亦携其妻而往，谁则生疑心乎？留亲友茶饭，亦准其妻同席，谁则有畏心乎。即此可验罗马风俗之美矣。”34同时林乐知又列举了一些妇女在罗马重大历史关节发挥作用的事例。35但他同时指出，“照罗马律法，女人之为人妻者，其在家庭之地位，仍属卑微。因罗马以国为重，治国之本在治家，故亦以家为重，一家之中，以夫为主，得掌专权。妻孥皆在家主之手下，休之弃之责之骂之，为所欲为也。”36 到了帝国时代，罗马“国势隆盛，征伐四方，改变政体，立为帝国。至该撒在位时，声势日盛，风俗日衰，于政治上有步步长进之势，即见于道德上有步步落后之象。”究其原因，林乐知认为是由于对外征服使罗马人沾染了东方诸国的陋俗，罗马城成了“天下恶俗荟萃之区”和“天下藏污纳垢之所”。37自此以后，“女俗大坏，而看待女人之律法，亦不得不因时制宜矣。罗马女人亦服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律法，终其身为小孩，无当家自主之时。”38林乐知此文是迄今所知的第一篇用中文发表的论述希腊罗马妇女史的论著。在这篇文章中，他多次引用了希腊罗马学人如亚里士多德（亚利斯多德）、德谟斯提尼（突玛斯底尼）、塞纳-马恩省卡等的有关论述。林乐知以传教士之分身关注于希腊罗马社会的妇女，显然是由于他对中国社会中的妇女地位问题有所观察，有所感悟，不得不发。 林乐知刊于《万国公报》的另一篇文章《论腊丁族人就衰之故》39对罗马衰亡的原因作了探讨。他首先介绍了几种流行的关于罗马衰亡原因的观点：“罗马可忧可惧之端，当日著书立说，业已不一其人。或曰，罗马人心贪而品劣，喜美食而竞鲜衣，诸病环生，致成不起也。或曰，如大树然，极荣而就枯，大国之灭，无异理也。……人之死也，必先有足以致死之道，而后现此不治之证。先有刀刃，而后杀人也。乃二说之外，有史学家，又有理学家，各出一种见解，畅论罗马之所以衰，且较诸上文，似尤关于欧洲近代之事也。实言之，罗马奄然就衰之故，非可以一事括也。故有出于人情者，有出于族规者，有出于本性者，有出于外交者，又有出于四邻之环伺，而改其国法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40然后，他对罗马帝国的衰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一，“教化不力”；其二，“四征不庭……疆域几于日出而不穷”，“罗马人足迹所至，虽非尽革其风俗，亦未尽灭其教法。然立足既定，既不肯稍贬本国之法，以与他族相比周，亦不肯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其意若曰：大皇帝部民，岂可学于夷狄哉？……趾高气扬，目无余子。……本国之外，无教化焉”；其三，“罗马皇朝备受异邦之蹂躏”（指蛮族的多次侵扰）。41 《论希腊罗马古时风俗》42一文也涉及了罗马灭亡的原因：“余读欧洲古史，见希腊罗马之在昔时，亦至雄盛之国也。其后人就衰败者，皆有国民风俗，贪幸福而仇公德，又于一切学问事业，皆不讲求，惟名誉利禄之心日增月长，般乐怠敖，荒僖不节。相与骄矜自是，玩忽优游。”43林乐知得出的结论是：“夫国有兴立，在于教化，教化者，风俗之原也。彼希腊罗马之教化，虽名儒辈出，学派分立，亦惟以幸福为言。而公德则无闻。人人以其私心，合成一国之大私。”44林乐知认为，贪图享乐、私心过重是古希腊罗马文明衰亡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林乐知分成“论人”、“论国”、“论本国人异邦人富贵人之名分”、“论友谊”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希腊罗马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林乐知此为的根本宗旨是为了论证基督教的优越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但显然与满清中国社会的积贫、萎靡的现实对他的触动不无关系。 林乐知译、任廷旭述的《波斯国古史略》45中详述了大流士（大利乌）同共谋举事的六名波斯贵族讨论采取何种政体及大流士采用欺骗手段上台的详细经过。46该文的编者指出，此事“在主降前第五周之间，其时已有乌达尼（欧塔涅斯）者，首倡民主政体之议。惜乎在幼稚时代，人民之程度与之太远，卒为大利乌所排，乃以马嘶定王位……今特表于此，使世之言东方政治者，有所考云－范玮附记”。47从此文内容及描述的细节看，很可能源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如果能进一步证实，这应是中文书刊中第一次出现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节选片断。 （二）韦廉臣、高葆真对希腊史的译介。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是英国苏格兰人，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1855年，被伦敦布道会派来中国，在上海传教，两年后回国。1863年被英国苏格兰圣公会派到烟台传教，1869年回国。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议决成立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书，供全国教会学校使用。他参加会议，并被委为益智书会秘书。1884年，在英国组织苏格兰同文书会，进行募捐活动，所捐钱款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设厂印刷书籍。不久，苏格兰同文书会因故解散，所余钱款、资产、印刷机器均由他管理。1887年11月1日，他联络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人在上海创立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出版机构。除出版宣传基督教义的书刊外，还出版发行《万国公报》和翻译出版西方政治、科学、史地书籍。 韦廉臣的《希利尼原流备考》、《续希利尼原流备考》、《希利尼贤哲纪略》48主要介绍古希腊几位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主要思想，如泰勒斯（达底士）、恩培多里克（恩比多吉立士）、阿纳克萨格拉（阿纳哥拉士）、苏格拉底（所哈达底士）、毕达哥拉斯（八达哥拉士）、柏拉图（百拉多）、亚里士多德（阿里士多得）等，对他们的评价也算公允。如韦廉臣认为，亚里士多德“一生著述甚多，迄今凡讲天道人心格物医药者，皆所取资云。”49这三篇文章组合堪称最早的用中文写就的古希腊哲学简史。 值得注意的是韦廉臣的另一篇文章《希利尼律例备考》50。该文虽不足千字，但却为我们讲述了希腊三名最早的立法家的生平和立法事业，尤其是在克里特文明发现不久，就给中国人介绍了克里特文明最著名的统治者米诺斯（弥诺）的行迹：“弥诺系革哩底（克里特）人，生于商，有谓其为上神名丢士（宙斯）者所生，后为革哩底之王，创造律例，一一如法。……所造律例甚善，惜书阙有，今难考其详矣。他国法家每多宗其说。”51韦廉臣论述的第二位希腊立法家是斯巴达的来库古：“莱古二古（来库古）系多利亚支派拉哥尼蛤（拉哥尼亚）国王之世子也。生耶稣前八百二十五年周宣王三年也。”来库古的立法把全体居民划分为三个等级：“上等者肆武，次等者务农，下等者充奴仆。……上等人律例使其讲战斗，中等人之律例使其力稼穑，下等人之律例使其听驱令而服役。惟上等人自幼即专习阵法，讲明韬略。”斯巴达妇女也“喜于从戎，乐为谈兵。”由于来库古奠定了尚武的传统，所以斯巴达能“所向无敌，与外国角胜无不获捷”，希腊各城邦“无有出其右者”。但他也指出了来库古立法对斯巴达发展的不良影响：“徒知奋武，不思奎文，以至诗书扫地，即技艺亦非精良。……后世谓有勇无智之人即名之曰斯巴尔达（斯巴达），相沿为话柄矣。”52第三位立法家是德拉古：“大阁（德拉古），雅典人。生耶稣前六百八十年，周僖王二年也。……为雅典律例之祖，其所定立法过重，律极残苛，如盗窃虽草芥杀无赦。”53韦廉臣此文是第一次集中论述希腊立法家的中文作品。 高葆真的《雅典法政之起原》54一文，展示了雅典城邦政体和法律发展的简要历史轮廓，对荷马史诗、基伦暴动、德拉古立法、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均有言简意赅的叙述。“雅典之名初见于荷麦（Homer荷麦希腊之诗史也，生于纪元前八九百年）著作中……纪元前七百五十年始有王出治。……纪元前六百三十二年，平民反对贵族，推某公Cylon（基伦）为之魁。某公既拥国权而平民又不附之。故事败出走，从者奔匿于各神庙。……数年又有德纳根Dragon(德拉古)者，以纪元前六百二十四年严订法律。虽犯窃亦处死。民已怒焉不能安。”在这关键时刻，梭伦登上政治舞台，对贫民所欠债务“普免之”；“按田产分人民为四级”；建立“臣公会”（公民大会）和“四百人会”；“改良德纳根之严律”；“治道路”、“修水利”、“建公学”。高葆真认为，梭伦的改革“爰能促进文明”。此后的克利斯提尼（克来夸登伊司）改革使雅典“上下为一体”，凝聚了人心。这次改革使“雅典得为民政之国，而宁静久之。此诚克氏之力，而亦其民文明之程度能及之也”。55在这里，高葆真既指出了个人对民主政治形成所起的作用，又强调了民众素质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三）艾约瑟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艾约瑟曾在墨海书馆工作，在《六合丛谈》发表过数篇介绍西方古典学知识的文章，其中有的被《万国公报》重刊，如《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属于《万国公报》首发原创的则是《希腊性理纪略》56，该文介绍了古希腊几位著名哲学家的观点。包括泰勒斯、阿纳克西米尼（亚那西美尼）、阿纳克萨格拉（亚那萨可拉）、亚里士多德（亚理斯多地理）、伊庇鸠鲁（严彼多几里）等。文中称“希腊国有七大贤，……他理斯（泰勒斯）为其一，先孔子八十九年而生，设教于其国，人皆以彼为创谈性理之祖”，57言明了泰勒斯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对古希腊哲学中的经验论和先验论之争作了介绍。古希腊居勒尼学派和伊庇鸠鲁学派均认为感觉是真理的标准，只有感觉经验才是真实的。而柏拉图认为感性的具体事物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理念才是真实存在的，才是真理。因为通过感觉得到的只能是混乱的、杂乱无章甚至矛盾的现象，不能使人得到不变的、必然的本质和真理。对此，艾约瑟指出：“五官所见者非实也，因五官所见非实，故五官所见非真，独心之所察是真。”因五官之知“惟知色、知味以为物之质，而不能非乎物之质。”58 除《六合丛谈》和《万国公报》以外，艾约瑟也曾在其它教会杂志上发表过介绍古典学知识的文章。如《中西闻见录》59就刊载过艾约瑟的两篇文章，分别是1873年第8号上的《希腊数学考》和1875年第32号上的《亚里斯多得里传》。《希腊数学考》实际上介绍的是古希腊人的占卜术。希腊人以字母代替数字占卜，“所卜者较力、赛走、跃马诸事居多”。艾约瑟认为，希腊的占卜术“与中国汉代相传术数之学相类，中国此等术数，昔人多不知其所何本，然究其根源，大约皆得之于巴比伦、印度等国”。这篇介绍希腊占卜术的文章无意中还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希腊神话人名的希腊文读法：“有人名亚加米扪嫩（阿加米农）者，所用字母为AGAMENMON.……又有人名艾各多耳（赫克托耳），所用字母为EKTOR又有人名巴得罗各路斯（帕特洛克罗斯），其所用字母为PATROKLUS。”艾约瑟在文章最后附列了希腊字母的写法，并指出“今时俄罗斯国所用字母即以希腊古字母为宗。”60可以说，艾约瑟是最早把完整的希腊字母表介绍给中国人的传教士。 与其它传教士着重介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学说不同，艾约瑟在《亚里斯多得里传》一文中比较详细准确地评述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和著述。他首先说明了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当中国成周安烈之世，为泰西希腊国文学弥盛之时，耶稣降生前三百八十四年，亚里斯多得里生于希腊国之斯大该拉。”亚氏自幼聪敏，被老师“目为诸生之巨擘焉。”艾约瑟介绍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的哲学观点：“盖亚氏与伯之论道本不相同。伯拉多之论道也，谓万事万物未成之先，必有其像，皆以模范而后成。亚常以为非，故于末次所著书详辨而重驳之。”由于亚里士多德“精考济世诸学，穷搜博采”，所以被腓力聘为“王子傅，斯王子者，即后灭巴西（波斯）国、名闻最着之亚力散大王也。”艾约瑟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影响颇深：“亚力散大嗜文学、重诗人，喜习医道之术，兼务格致之功，皆亚之所教也。”而此后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为亚里士多德提供科研标本和数据等事迹，艾约瑟也有叙述。对亚里士多德的著述，艾约瑟认为可分为三大类，“一人心，二格物，三国政纲常”，“其所作之书分为十种：一论详审之理，二论无形之理，三辩驳之理，四诗学，五纲常，六国政，七赋税，八格致，九造作，十歧黄。此外复有算学，暨希腊内外各地百五十八国律例汇考，及希腊国历代帝王考，诗家历代考诸书”，其中“所谓详审之理者，在昔无人论及，斯学亚为首创之也”。艾约瑟对亚里士多德作了高度评价，“亚之察审既精，著述亦博。……希腊国经济学问之中，亚称巨擘”，其“所传之书，系希腊文字计四十四万伍千二百七十行，流行甚广。于亚后千有余年，欧罗巴、亚细亚各洲甚为珍重。回教人尤喜读之，译以亚喇伯各方言。而欧罗巴各洲国之士无不重亚之书，皆以为除圣书两约之外，无能出其右者。”61 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教会杂志在引介西方古典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杂志介绍的古典学知识中也掺杂着许多与史实相去甚远的内容。如在《泰西名人之年寿》一文中，将诸多希腊罗马学者的寿命都延长了，“希腊大医学家希波拉底，生于公历纪元前四百六十年，寿一百零九岁，着有医学箴言。其子亦医学名家，寿一百零四岁。希腊三贤，若梭伦，若推利斯……皆享寿百岁。提摩克利多（德谟克里特）享寿一百零二岁。宾诺享寿九十八岁。伯拉多（柏拉图）享寿九十四岁。赛诺芬（色诺芬）为大将，亦为大史家，享寿九十岁。黎坎哥（来库古）享寿八十五岁。扫福克利斯（索福克利斯）享寿百有余岁。”62上述所列诸人的年龄均不准确，大大夸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