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姚文俊，1948年出生，男，汉族，四川省资中县人。内江日报社主任编辑；四川师范大学法学学士，老子盘破门武术现代传人。研究方向：老子《道德经》与中国武学文化。 内容提要：该文阐明了唯有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文化，才真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脊梁。揭示和批判了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家。在倡导“国学”的今天，必须做到“尊老抑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做到古为今用。 主题词：孔子，折中主义，思想家 对孔子的评价，历来奉其“圣人”、“先师”。他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也统治了华人世界几千年，但是，从孔子思想对中国政治历史的影响来看，孔子不过造就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王道”的辉煌，而无补于“民主政治”，故其“伟大”确实有限。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从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孔子是开天辟地、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家。无疑的，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宝库中也是一笔丰厚的遗产。 为什么说孔子是“折中主义”思想大家？笔者这里剖析一下孔子“折中主义”思想实质，以证此说之不谬。 而要认识孔子的思想，就必须首先要懂得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道德”思想是什么？老子认为的“道”，概括的说，即指“武”。它表现为多个含义：一是在哲学含义中，即指“规律”，表现为“刚强胜柔弱”规律，和“柔弱胜刚强”规律；二是在社会政治含义中，即指“政权”、“权力”等；三是在武打含义中，即指“武术”。而老子的“德”，即为对“道”的思想、行为规范。 笔者把老子的“道”与“德”视之为分别具有独立含义的概念。这与在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中的简帛所发现的《道德经》，将其分为“德经”与“道经”，并“德经”在前，主要讲政治、军事，“道经”在后，主要讲哲学的事实，不谋而合。 老子的“道”，是“道法自然”的结果；而“道”的哲学基础，就是“柔弱胜刚强”。 在老子看来，“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思想基础，相反，“柔弱胜刚强”表现为“被统治”思想基础[1]。由此，老子揭示出了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揭示出了阶级社会以“武”为表现的社会本质。 老子面对阶级社会的“武”、“戈”不息，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提出了“以武制武”的思想。 老子的“以武制武”的思想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老子基于“道、德一统”、“德高道高”的思想，提出了“以德治道”的主张，即“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从而表现出了止息“武”、“戈”的思想； 另一方面，老子在揭示“柔弱胜刚强”的条件之中，缔造出了“武术”，从而为“以武制武”提供了理论的和物质的强大而有力的武器。 其中，正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和“以德治道”的思想，表现出了老子的“民本主义”的思想，和“民主”的思想。 首先，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无疑的，它是对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所表现出来的“霸道”、“暴政”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因而，从一开始，老子就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揭示了“柔弱胜刚强”所蕴含的“民本主义”的思想，和“民主”的思想。 这表现在： 一方面，从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切入点和基石看，老子将“柔弱”抽象为“百姓”，将“刚强”抽象为“统治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充分体现出了老子尊崇百姓，和尊崇百姓对社会历史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的思想。从中，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另一方面，从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将“刚强”变成“柔弱”，做到“无为”，这样，才能做到顺从百姓、顺应民心，才能真正解决“武”、“戈”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才能与百姓一道共同发展生产，推进社会进步。从中，也才能实现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由此，也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其次，老子在“以德治道”的思想中，老子对“德”赋予了具体的行为规范，由此，也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一是提出了“忘我”思想。老子讲“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二是提出了“民心”思想。老子讲“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三是提出了“契约”思想。老子讲“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讲“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四是老子提出了“正义”，即“坚持正义战争”思想。老子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讲“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五是老子提出了“无畏”，即“不怕死”的思想。老子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的“以德治道”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大根本，这就是：“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 前者表现为老子的“爱民”和“民心”观，后者表现为老子的 “平等”和“公平”观。正是从这两大根本思想出发，并联系老子的“忘我”思想、“正义”思想、“无畏”思想，从中，老子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德治”政治的兰图。 这就是： 从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顺应民心，带领百姓去为民谋利益；从老子“有德司契”的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重契抑法”、“以契彰德”，按照“契约”的平等原则和德治精神去办事，才能做到“德善”、“德信”，而杜绝“言出法随”、“政出多门”的现象，和不给各级官绅以贪污、勒索百姓之可乘之机，而实现上下“同心”、“同德”，实现社会的安定；从老子“忘我”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不能把“道”据为已有，不能自诩为“圣”、“智”而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而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推选出来的人，是克已奉公，勤奋踏实，忠于职守，身先士卒的人；从老子“正义”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老子“无畏”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并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而正是老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决定了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那么，老子“无为而治”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呢？ 在老子看来，这就是：要实现以契约为基础、为根本的社会管理。与此同时，一要统治者做到“绝圣弃智”，实现“民利百倍”，二要统治者做到“避免法令滋张”，避免“盗贼多有”。 具体说，对“契约管理”。这是由老子的“民心”、“契约”观决定的。 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等等，而是强调在“法”与“契”之间，必须做到“重契抑法”，实现以契约为基础、为根本的管理。因为，实行“契约管理”，既能体现出社会关系上的“平等”和“公平”，又能利于当事者双方的互相监督。同时，做到了“重契抑法”，就体现出了“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就会实现“德善”、“德信”。这样做，就是“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的表现，就是“德治”政治的表现。以此，就会出现上下一心，和“同心”、“同德”的局面，而止息“武”、“戈”，以共同发展生产。 对于“绝圣弃智”。这是由老子的“忘我”和“民心”思想决定的。 老子认为，“圣”、“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被百姓认同的“圣”、“智”，方才能够视为“圣”、“智”。故统治者自诩“圣”、“智”的结果，就必然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就会对百姓指手划脚，肆意伐挞，就不可能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就不可能做到顺应民心。因此，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这种自诩的“圣”、“智”必须杜绝，这样，统治者才可能会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才可能会做到顺应民心，并与民一道，共同发展生产，而使“民利百倍”。 对于“避免法令滋张”。这是由老子的“爱民”和“契约”思想决定的。 老子认为，“法令滋张”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言出法随”、“政出多门”，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就会不可避免的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百姓造成可乘之机，就会导致百姓在不能摆脱重负之下而沦为“盗贼”，甚至造反和起义，这时，社会发展就会在“震荡”之中停止或者倒退。因此，老子认为，“避免法令滋张”就要出以爱民之心，按照“契约”，及其体现出来的“平等”、“公平”的原则来办事，这样做，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而当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时候，就会从根本上杜绝“盗贼多有”的现象发生。 可见，老子的“无为而治”，既要统治者在既定的统治秩序中做到“绝圣弃智”，甘居“无为”，又要统治者在“契约”关系中恪守“一般利益”，而杜绝，或者牺牲对“特殊利益”的追求[2]。这两个方面，正构成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前提。 也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统治者方才可能摒弃“霸道”、“暴政”的统治，方才可能摒弃社会的不公、不平。这样一来，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武”、“戈”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和“止息”。也正是如此，统治者就能最大限度的顺应百姓的意志，并由此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推进社会进步。从中，也才能够实现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所以，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本质是什么呢？ 这就是：“无为而治”，是突现老子“民心”和“契约”思想的政治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绝圣弃智”，甘居“无为”，和放弃了对“特殊利益”的要求，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社会止息“武”、“戈”，并实现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根本途径，是“德治”政治，和“民本主义”政治、“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在老子看来，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无为而治”，并在“霸道”、“暴政”上一意孤行，那么，就可以通过“武术”，即通过“柔弱胜刚强”的办法，去推翻这种“霸道”、“暴政”。以此，则就打破了统治者所赖以的“武”、“戈”的神话，和打破了“刚强胜柔弱”的神话。 历史的看，秦末陈胜、吴广，其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召唤，就拉开了中国百姓起义，以反抗“霸道”、“暴政”的序幕。这就是老子打破了统治者所赖以的“武”、“戈”的神话的结果，这就是老子打破了“刚强胜柔弱”的神话的结果。 由此可见，正是这种“以武制武”的思想，表现出了老子对“霸道”、“暴政”的批判和反叛，故使得老子将其“保密”起来。这正如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就充分表现如此。 在了解老子思想之后，通过比较，则可以清楚的看出孔子对老子思想的篡改和修正。 那么，孔子如何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 具体说，一方面，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二者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的是人的思想、行为规范，表现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爱人”取代了老子的“爱民”思想，以“忠孝”取代了老子的“契约”思想，而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 从中，孔子便抹杀了老子的“道”和“德”的关系，抹杀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抹杀了老子“以德治道”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抹杀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为什么孔子要篡改和修正老子的“道德”思想？ 在孔子看来，因为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可见，孔子怀疑，甚至完全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等同于了舜的“无为而治”。 在孔子看来，舜的“无为而治”，这就诚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概括的那样，即：“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故孔子认为，“无为而治”它只有在舜的时代才会实现，而在现在“礼崩乐坏”的东周列国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孔子便认为舜，以及老子的“无为而治”已经不合时宜，故对老子“道德”思想进行了篡改和修正。 如上所述，孔子完全没有看到，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民本”思想，与舜的“无为而治”的“自化”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 因此，孔子虽然讲“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安能以小道末艺视武者乎”？看起来，他很重视老子提出的“武”，但是，在实际上，孔子却把“武”放在了“文”的从属地位。正是以此出发，孔子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基础，以“仁”、“爱”为本质内容，建构起了“克已复礼”的“忠恕”之道，和“仁政”的理论。这样一来，中国的“折中主义”大师便正式产生出来了。 孔子的“折中主义”，其根本表现如何？ 这就是：孔子面对社会的“武”、“戈”不息问题，企图以“仁”、“爱”得以解决，从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理想主义”和“空想主义”。 孔子的“忠恕”之道，即为“中庸”之道，它其实就在说，在“止武”、“止戈”的问题上，一方面，既不能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因“造反”而表现出来的“激烈”；另一方面，也不能像商纣王等人那样将“武”奉为至尊而表现出来的一成不变的“守旧”。因此，孔子的“忠恕”、“中庸”之道，就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安于既定的政治秩序，上下都要注重伦理道德修养，并从“仁”、“爱”出发，做到“克已复礼”，做到修身养性，这样社会便会充满着“仁”、“爱”，于是“止武”、“止戈”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正是如此，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操守”。这就是，一方面，要做到“克已复礼”，做到维护礼制；另一方面，要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等等。以此，形成了孔子思想立身处世的规范和准则。 正是如此，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教化”。这就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要教化所有的人，其中包括被统治者，也包括统治者。其目的，就要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在孔子看来，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而以德治民，民便有羞耻之心，从而自觉地避免犯罪。以此，形成了孔子思想“教化”的本质和原则。 正是如此，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仁政”。孔子的“仁政”，本质上，就是要统治者讲“仁者爱人”，即做到以“仁”、“爱”之心出发，恪守“宗法伦理道德”，通过行为“操守”和思想“教化”，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仁爱”的社会政治。 显然，孔子的治世思想和政治主张，不过就是一种“理想”、“空想”。 历史证明，孔子这个思想从来就没有“止息”过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除了粉饰一下统治者以及宗法家族的太平，奉承一下他们的政绩之外，实无用处。而且，历史证明，孔子的治世思想和政治主张极易受到统治者的“招安”，从而变成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比如，“学而优则仕”，就将天下文人掌控在了统治者手中。这就难怪历代统治者要看重孔子思想，并对孔子冠冕有加，无限拔高，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由此可见，孔子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后，便回避和绕过了老子的“民心”、“契约”思想，回避和绕过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讲“忠恕”之道、“中庸”之道，讲“仁政”，故走上了“调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和向“霸道”、“暴政”妥协的“第三条路”。这就充分表现出了孔子思想的“折中主义”本质。 老子的“道德”思想与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分别形成了中国的两种文化。这就是：老子的“武学文化”，和孔子的“文学文化”。 历史的看，老子缔造出的中国“武学文化”表现何在？ 这就是：老子旨在如何“止武”、“止戈”的思想，开启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呜”；老子的“武术”思想完全被孙子、鬼谷子等人继承和发扬，从而形成了中国“武术-军事”一体的“兵法”，从而开创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文明”；老子的“武学”思想，孕育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和反抗精神；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孕育出了汉初“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和德治政治。 可见，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武学文化”决非空想。它实际的左右了中国从东周到西汉初的中国几百年历史。 历史的看，孔子缔造出的中国“文学文化”表现何在？ 孔子编篡《春秋》、《诗经》，和提出“六艺”、开“私学”，等等，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先河。 但是，在西汉中期以后，老子的“武学文化”则被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文学文化”彻底湮没了。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特别是东汉，在董仲舒完善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理论后，从此，便将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推向了极端，形成了“孔孟之道”，而且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这样便完全将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缔造的“武学文化”彻底湮没了[4]。 应该看到，在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却色厉内茬，逆来顺受。 究其根本，就是“孔孟之道”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湮没了老子的“契约”，即“平等”、“公平”思想，“孔孟之道”以“忠、孝、节、悌、信”的“五常”，湮没了老子的“民心”，即“爱民”、“为民”思想，同时，“孔孟之道”扯开了孔子“仁政”的面纱，而露出了“王道”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孔子的“仁政”既是对老子“德治”政治的回避和篡改，又是对“王道”政治的奠基和维护。所以，在同样表现为专制主义的“霸道”转向“王道”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而且，孔子及其“孔孟之道”丢掉了老子哲学的锐利武器，这就是，丢掉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思想，丢掉了由此所表现出来的对“刚强”，即对“神”和“泛神论”的否定、批判，对“人”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肯定，对“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召示、呼唤。正是如此，在孔子之后，中国哲学就只有“理学”、“心学”之类，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任何锐意进取的哲学。 当然，孔子铸成的曾经有过的中国文学文化的辉煌，这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唯有老子哲学，及其“武学思想”和“武学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根基和脊梁。其中，老子哲学思想，及其以“民心”观、“契约”观为根本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无疑的，开创了人类社会民主思想之先河。理应是“平等”、“自由”、“博爱”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先声。算起来，老子的“民主”思想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民主”思想至少早了近20个世纪；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武术”思想，时至今日，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至今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故在倡导“国学”的今天，没有老子思想和文化，必定是一只半解、似是而非的“国学”。因此，重新认识老子，以还老子一个公道，还中国历史一个公道，乃是当务之急。而且，只有做到“尊老抑孔”，才能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注释： [1]：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2005年“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等。 [2]：姚文俊，《史学阶级斗争理论线索探导》，载于1988年《争呜》杂志 第5期。 [3]：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韦燕，《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 [4]：姚文俊，《为“武学”文化正名》，载于2005年第4期《文史杂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