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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将“黑克红”认定为隋灭陈之战事，可能是因为西摩卡塔记载中称此战事发生“今日毛里斯皇帝君临罗马时”，造成编年记载上的时代错乱；而这种错误之所以发生，则是因为这些消息经突厥人向西传播过程中纪年标准的转换：577年周灭齐的战争发生在突厥达头可汗（576-603）初年，而达头可汗与毛利斯皇帝（582-602）为同时人；西摩卡塔以拜占庭皇帝为纪年，只能将“黑克红”之战事归于毛利斯皇帝秉政时，即582-602年间。 突厥与北朝关系极为密切，北周灭北齐这样的历史事件经突厥传播到拜占庭，顺理成章。不过，如果考虑到西突厥可汗在598年尚有遣使拜占庭之举，则589年隋灭陈而统一全帝国的事件也有可能为突厥人所传播，因此，将中国北方统一的大事件与中国南北方的统一事件混为一谈，而形成黑衣国攻击红衣过“取得胜利，一统全国”之说，对于遥远的拜占庭史家而言，并非不可能之事。 四、桃花石国的相关风俗与传说 西摩卡塔史书所载中国风俗颇为斑驳，囊括南北朝至隋代中原诸王朝之各风俗事物。如风俗之一是：“桃花石国从不受王位纷争之拢，因权威在国君家族中世袭。”此显指中原王朝的世袭制度，中原各代虽有王朝之兴亡更替，但某一王朝一旦建立，则为一家一姓之天下，皇位传递依血统进行。以中国人的观点看来，此属妇孺皆知之常识，西摩卡塔提到这一点颇似怪异，但参之以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特点及他本人这一时期的所经历，则不难理解。拜占庭帝国从建立之日起，就以一系列的宫廷政变而闻名。孟德斯鸠在研究罗马帝国历史时慨叹，“希腊（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不外是一连串的叛变、骚乱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 黑格尔也说，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所昭示给我们的，乃是一幕幕各将领举兵造反，各皇帝被他们所迫或者中了廷臣的阴谋而致废黜去位，后妃或者和皇子篡杀、或者毒毙他们的君父……” 西摩卡塔所生活时代的政治动荡，最典型地体现了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看法：602年领兵住守多瑙河下游防线的福卡斯（Phocas）发动兵变，杀害毛利斯皇帝；610年北非总督希拉克略又处死福卡斯夺取皇位。这两次重大事变均为西摩卡塔所亲历，不能不对他的心灵产生影响。对于他这样身处统治阶层而对政治十分敏感的史官来说，与母邦政制迥异的他邦异族的政治风俗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其情形颇类似于近代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思想家惊讶和赞赏中国的贤人政治制度，也很类同于今日熟悉母邦政治体制的政治人士敏感和惊讶于外邦的新异政制。 西摩卡塔史书的中国风俗之二：“桃花石国盛行偶像崇拜，但有公正的法律，生活充满中庸的智慧。法律禁止男人佩戴金饰，虽然他们从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大量金银财富。”这里的所谓“偶像崇拜”，是指佛教在中国的泛滥。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特别是4世纪以后，在中国境内的南北方都得到迅速发展。东晋有佛寺1768所，刘宋有佛寺1913所，南齐有2015所，萧梁有2846所，侯景之乱后的陈朝有1232所。至南北朝末年，僧尼势力已蔚为大观。北齐有僧尼二百万众，寺三万所，周境内有寺一万所，僧尼一百万众。《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577年北齐亡时有20，006，880人，北周大象年间（580-581）有9，009，604人，僧尼人数占北方人口的十分之一。 佛教盛行是南北朝时代的一大特色。 所谓桃花石国公正的法律和人民的哲性生活态度，是西方民族对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民族文明生活的基本认识，此前早已有类似的记载，如5世纪阿美尼亚人摩西（Moses Chorene）赞扬中国人为“富足文明之民族，性喜和平，可称为和平之友、生活之友。” 所谓桃花石国法律禁止男人佩戴金饰也符合中原实际。如南朝法令规定，纯金银器物为皇室禁物，为皇帝和后妃专用，王公大臣也不得使用；三品以下官员不得使用珍珠翡翠校饰器物；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穿着绫、锦等衣物，不得以金校饰器物；八品以下官员不得穿着罗、纨、绮、毂等。 而所谓桃花石国人“从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大量金银财富”报道，应系粟特人所提供。早在6世纪前期，杨衒之就在《洛阳伽蓝记》卷3中记载西域人到达洛阳经商的情况：“西夷来附者，处之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南北朝末期，中原内地与西域交通重新开放，善于经商的粟特民族将活动范围拓展到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南北朝及隋代京都大邑的商业繁荣，他们是不能没有深刻印象的。在一个商业民族看来，中原王朝的强大必定与商业繁荣密不可分。 西摩卡塔记载中桃花石国的风俗之三，涉及到上流社会盛行的一些习惯：“在桃花石城，国王的皇后妃子们乘金车出入，以牛挽车，以极昂贵的黄金、珠宝装饰，极为奢华，甚至牛的笼头也以镀金装饰。当朝临政的君主与700名妃子过夜。桃花石国显贵们的妻妾乘坐银车。国王死，妃嫔剃发衣黑致哀，终其余生；习惯上她们永不离开国王的墓。” 在以上诸内容中，“以牛挽车”指的是汉代以来的中国风习。汉武对匈奴大规模用兵，致使中原马匹短缺，《史记•五宗史家》：“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汉书•食货志》称“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晋以后至南北朝乘牛车已成时髦，王公贵族竞相为之，并非完全是因为缺马。《后汉书•单超传》说单超家豪贵，虽“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魏略》：“孙宾硕乘犊车过市。”《三国志•鲁肃传》载，鲁肃对孙权说自己投降曹操，“独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犊车即牛车。晋武帝尝与汝南王亮“追锋车，皂轮犊车”。王衍为人所迫击，引王导乘牛车逃走，“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晋书•舆服志》：“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世说新语》载石崇王恺赛牛事：“石季伦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南北朝时乘牛车之风仍盛，《宋书•陈显达传》：“当时快牛，称陈世子青牛，王三郎乌牛，吕文显折角牛。”《南史》卷23《王琨传》：南齐高帝卒，王琨闻讯，牛不在宅，乃步行入宫，朝士认为他“宜待车，有损国望。”《魏书》卷91《晁崇传》：北魏天兴五年，发生牛瘟，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死亡。可见魏室舆驾用牛之多。《隋书•礼仪四》：北齐皇帝纳后时以牛车迎娶。《北齐书•琅玡王俨传》载：御史中丞出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是王公大臣皆乘牛车。《旧唐书•舆服志》：“魏晋以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可知牛车之使用于上流社会，乃一普遍现象。 当时牛车之不同装饰，可于出土壁画见之。嘉峪关魏晋壁画中有牛车，两辕一牛，车盖为卷篷式； 北齐娄睿墓出土壁画中的牛车张卷通幰，赤轮华毂，金饰诸末； 北魏元邵墓出土陶牛车，车轮毂及两侧挡板涂朱，象征车主人的身份。 历史文献多及王公贵族男性成员，但我们知道，上流社会的女性依其出身门第和配偶的官阶享受男性贵族的待遇，是中国历朝的惯例。《隋书》卷23《五行上》载：“武平（齐高纬）七年（576年），穆后将如晋阳，向北宫辞胡太后。至宫内门，所乘七宝车无故陷入于地，牛没四足。是岁齐灭，后被虏于长安。”是皇后乘牛车之证据。穆后牛车为何装饰，不得而知。但牛车形制装饰随身份而定，可以推知。陆云在《牛责季友》借牛之口诉说一般人的愿望：“今子之滞，年时云暮。而冕不易物，车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弭、华蝉右顾，令牛朝服青轩，夕驾轺辂，望紫微而风行，践兰图而安步？” 后来的记录也可补正。《明皇杂录》：“玄宗将幸清华宫，贵妃姊妹竞饰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费数百万贯，既而甚重，牛不能引。”贵妃姊妹之牛车华饰当非首创，似有先例可循。如此，则其状与西摩卡塔所述桃花石城后妃乘金车出入之形状完全相同。 据《齐书》卷7，齐末帝高纬（565-576）有嫔妃500人，多时达700人。齐武成帝（高湛）“（河清四年，565年）三月戊子，……有神见于后园万寿堂前山穴中，其体壮大，不辨其面，两齿绝白，长出于唇，帝直宿嫔御以下七百人咸见焉。帝又梦之。”（又见《北史》卷8）如此，则西摩卡塔所谓桃花石国君主有700嫔妃之说，也不无事实依据。北齐与突厥交往频繁，北齐宫廷之习俗经突厥之中介传诸拜占庭，无足为怪。 北魏以降盛行的后妃为尼风尚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独特现象。以皇后削发为尼事，计有：北魏孝文帝废后冯氏，宣武帝皇后高氏、灵皇后胡氏，孝明帝皇后胡氏；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孝庄皇后尔朱氏；北齐文宣皇后李祖娥，后主皇后斛律氏；北周孝闵皇后元胡摩，武帝皇后李娥姿，宣帝皇后朱满月、陈月仪、元禾尚、尉迟炽繁；隋灭陈后，陈后主皇后沈氏为隋炀帝所收，炀帝被杀后，也出家为尼。后妃为尼归依佛门，原因不一，大致不外乎皇帝过世、国家倾覆或失宠于国君，或者家世不幸受政治牵连等， 西摩卡塔所谓“国王死，妃嫔剃发衣黑致哀，终其余生”，当指妃嫔削发出家为尼事；但他称妃嫔们“习惯上她们永不离开国王的墓”，则稍有不实，若理解为终生不离寺院，则与历史事实相去不远。 西摩卡塔把亚历山大传说与中国联系、混杂在一起：“据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征服巴克特里亚人和粟特人，烧杀十二万人之后，建筑了桃花石城。”“据说亚历山大在桃花石城几里外建筑第二座城市，外邦人称之为库姆丹（Χουβδάν, Khubdan）。库姆丹城有两条大河流横贯其中，两岸垂柏依依。”这虽属奇思异想，但也饶有意味。西摩卡塔明言“据说”，表明有关亚历山大的传说内容并非取自突厥使节的国书，有可能得自驻留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人或粟特人。 库姆丹（Khubdan）一名向中亚的传播似应归功于粟特人。粟特人从相当早的时期就开始以“库姆丹”一名称呼长安。早在4世纪初叶，此名称已见于粟特人信中。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一组粟特文信件，据考证是凉州（姑臧）地区的粟特商人于312-313年前后写给撒马尔罕的家乡人的，其中就有“库姆丹”一名，作 xwmt’n，其所指即“长安”。 同样，2003年6-10月，西安市北郊大明宫乡井上村发掘的北周史君墓粟特文汉文题铭中，也有粟特文“库姆丹”（xwmt’n）一名，也是指“长安”。据汉文题铭，粟特人史君于大象元年（579年）死于长安家中， 时间上正是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交往频繁时期过后不久。明天启年间（1623-1625）西安发现的781年的景教碑的叙利亚文中，景教徒也是以Khumdan（或Khubdan）指西安。这些事实表明，在西摩卡塔时代的前后两个世纪中，库姆丹（Khumdan）是中亚和西亚民族对长安的称呼。不过，关于这个名称的起源，现在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虽有可能起源于“咸阳”的古音转化，但要彻底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西摩卡塔称亚历山大建立桃花石城和库姆丹城，这种怪诞的说法表明他本人不仅对这个“桃花石”国的历史并无真正的了解，对于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也是蒙昧不清。第一，西摩卡塔在记载中称桃花石“距突厥一千五百哩”，不管我们认定西突厥汗庭是在阿尔泰山还是天山，以此为基点衡量，都不准确，同时他又称“桃花石”“与印度为邻”，则更是把“桃花石”置于中亚地区了。而所谓桃花石人“是印度人，因生活在北方，肤色为白色”云云，则更是将桃花石人与嚈哒人混为一谈了。我们知道，嚈哒人亦称“白匈奴”，肤色较白，其统辖领域在印度之北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有学者认为，西摩卡塔笔下有两个“桃花石”：一指中国，另一个则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 其实不然，在西摩卡塔的头脑中，“桃花石”竟在何处，是根本不清楚的。 第二，西摩卡塔将“桃花石”错置于中亚，还可由记载中的另一内容得到印证：“桃花石人拥象甚多；与印度的商贸交往甚为频繁。”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印度的文献中，“拥象甚多”的国家应是印度，包括印度北部及中亚地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知道印度为产象之国。《史记•大宛列传》：“其（印度）人民乘象以战”；《汉书•西域传》：“罽宾国……出封牛、水牛、象……”；《洛阳伽蓝记》卷3载，509年，印度犍陀罗国王向中国贡象。印度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东晋时印度人迦留陀迦所译《佛说十二经》有：“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 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 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而在希腊文献方面，6世纪初叶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在游历了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后，曾对印度北部的多象做过记载。他提到印度北部的白匈奴（White Huns）即嚈哒人，作战时曾使用一千头战象；还记载印度诸王都驯养大象，每人驯养600-500头不等，锡兰王出高价向印度王购买大象；印度大陆诸王驯养野外捕获的大象，利用它们作战，还用于观赏，等等。 所谓桃花石“与印度的商贸交往甚为频繁”，应是中亚地区和印度交往的实情。 第三，虽然他提到“生产赛里斯丝线的蚕虫在这个民族中到处可见；它们已经历许多代的变化，色彩斑斓。这些异邦人非常热衷于驯养这种动物的技艺”，但却没有将它与此前希腊、罗马作家频繁提及的“赛里斯”（Seres）联系起来。这也证明他不了解桃花石这个国家的确切地理位置。 由于西摩卡塔在地理位置上存在错误，他将亚历山大与“桃花石”和“库姆丹”联系起来这一事实就不难理解了。马其顿亚历山大在公元前4世纪末对亚洲的远征，不仅将希腊文明带到中亚，而且也把中亚的知识带回了希腊化世界。亚历山大在中亚建筑大量城市是希腊-罗马世界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对后世的希腊罗马人而言，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亚历山大和中亚以及有关中亚的事物，似乎有某种不可割断的联系， 这种联系很容易引起丰富联想：当他们与来自中亚的突厥-粟特人接触，并获知富有浪漫色彩的“桃花石”的消息时，可能不由自主地将亚历山大及其相关事物与这些消息联系起来；而咸阳（长安）建城时间（公元前349年）和亚历山大征服中亚（329）为同一时代，在客观上也容易导致地理概念混乱的拜占庭人产生这种误解； 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显然不能排除。粟特文的亚历山大传奇的存在证明，亚历山大传奇在中亚地区的流传已相当悠久的历史， 因此也有可能是熟悉亚历山大传奇的粟特人故意向拜占庭人传播这种错误信息。以亚历山大遗产而自豪的希腊人自然乐于接受。 总之，西摩卡塔对桃花石国的知识，对于当时中国历史风俗事物的很多事实，确如有的学者所说，“有着异常准确的叙述”， 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地理概念却是错误的。这一事实说明，这个时期的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业已全面确立的情况下，即使文明程度最高的拜占庭帝国，理性的探索精神已经衰落，当时的地理知识已不足以廓清如此遥远民族的地理；从商业角度，拜占庭人从突厥-粟特人那里源源得到来自中国的生丝后，可能没有更多兴趣探索如此遥远的国家的地理位置，况且，拜占庭帝国已经在552年左右得到中国的育蚕术，虽然产量尚不能供给国家所需，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丝绸供给上的压力，了解中国作为丝源之国的强烈愿望有所减弱。而在另一方面，粟特人在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帝国交往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精明的商人，他们也不愿意将真实的交通地理告诉它的拜占庭商客，因此，他们向拜占庭人传达当时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和风俗事物时，可能有意避开了地理细节的介绍。大概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摩卡塔地理概念的混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