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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封建社会》（上下卷）是2004年度社科类十大畅销书中唯一的翻译作品。自2004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各媒体纷纷发表相关评论或消息，反响热烈。人们如此关注这部严肃的学术译著，当然与马克·布洛赫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崇高学术声誉有关，但更与它研究的“封建”主题有关。广大读者对它产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它对欧洲“封建社会”的卓越研究可以为我国学界长期关注的“封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物。 布洛赫研究的对象是9-13世纪的欧洲封建社会。他对这一时期的欧洲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刻而透彻的剖析，总结了它的一些基本特征：依附农民；附有役务分封地；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保护关系（这种关系在武士等级内部采用被称作附庸关系的特定形式）；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分割；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族和国家的存留。等等。对照欧洲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人们很容易发现其中最明显的不同之一是，欧洲封建社会存在“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分割”，即王权的衰落状态；在这种“权力分割”状态中，王权不过是众多诸侯中势力较大的一个。而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王权却是极为强大，虽然它不断地被周期性的农民大起义所颠覆，但毫无例外地得到恢复，不仅生命力异常顽强，而且专制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封建专制”成为国人概括“封建制度”最简洁的用语，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制度”或“封建主义”的代名词。不过，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封建主义”是20世纪初期以来的事情。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封建”的本意是“封邦建国”之意，先秦文献中有“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等等。秦汉以降至晚清，基本上沿用了这个意义。 完全改变“封建社会”的这种含义始自20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如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他认为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时代之道德”、“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政治”，实际上是将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视为封建时代。这种观点改变了传统上一直沿用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后不存在“封建”制度的观念。此后这种观点基本被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兴起后，扩展了“封建社会”的内涵，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形态，包括了小农经济、超经济强制和皇权专制主义等一整套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新文化运动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国民的文化心理改造，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改造和陈独秀所谓的国民“最后觉悟之觉悟”即“伦理之觉悟”，所以新文化人物从思想文化层面对封建旧传统展开全面攻击，其中心是宗法家族关系和君权专制主义，其形式表现为全面攻击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的人生理念和“三纲五伦”的纲常礼教乃是维护和服务于宗法家族关系和君权专制主义的利器。不摧毁它，旧的文化传统就不可能得到改造，新的文化心理也不可能形成。与宗法制度、儒家礼教、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是他们从西方请来的“科学”和“民主”二位先生。他们希望依靠这二位先生的帮助完成国民文化心理和政治制度的重建。新文化运动强烈的反传统主义造就了贯穿20世纪的反“封建”心结，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又使得反“封建”这个命题始终难以得到解决。 20世纪初叶传统政治制度的崩溃和新生民主政体的运转不灵，旧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信仰体系的瓦解和新信仰的未能确立，使整个社会从制度和信仰上形成巨大的空白，失去运作的凭仗，其结果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于是武人专政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在残酷的军阀混战和严峻的生民倒悬之危面前，新文化运动所高扬的“科学”和“民主”旗帜只能是美好却不能充饥的“画饼”。整个民族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国家统一，于是民心所向，国民革命得以完成，但随国家统一而来的是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形成，它对不满其专制独裁的共产党力量的清洗和镇压，最终导致现代中国社会两股最大的政治力量兵戎相见。激烈而残酷的政权争夺使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旗帜下进行的反“封建”的理想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土壤。 内忧之上还有外患。历史上一直深受中国文化泽惠的日本，从明治维新转向学习西方而迅速完成现代化后，迫不及待地加入了侵凌中国的列强行列，且凶暴之甚，远过于其他西方列强。这个后起的暴发户近代以来的基本国策就是侵略中国，扩展其所谓“生存空间”。它先是在甲午战争中摧毁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毁于一旦，打断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第一步。1937年，当中国民族经济在此前十年间获得有成效的发展之际，这个暴发户再次露出与邻为壑的狰狞嘴脸，倾其全国之力更加凶狂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处于民族生存危机的中华民族命悬一线，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八年浴血奋战、图存尚且不暇的险恶环境，以及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中烽火连天的残酷的政权争夺，使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旗帜下的反“封建”理想仍然没有实现的可能和空间。 共产党成立之后，为自己规划了反“封建”的任务。但国共两党的反目，随之而来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武力镇压和共产党的武装反抗，使共产党不可能从容而深入地进行反“封建”的理论探索。在30年代初的社会性质论战中，共产党人得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在当时严峻的政治斗争形势下，共产党人基本上将“封建主义”作为政治问题对待，不可能对“封建主义”进行学理上的深刻剖析和研究。而且，由于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加上所处的小农经济的环境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深化对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主义”的认识，所以毛泽东对鲁迅《阿Q正传》等著作所揭示的农民落后性明确表示不赞同。 新政权建立之后，中国终于获得了近百年来难得的清算“封建主义”的环境，然而，由于长期缺乏对于“封建主义”学理层面的理论研究，反“封建”处于一种混乱局面：一方面，在强烈的反传统精神驱使下，错误地将历史文化遗产不加分辩地统统当做旧的“封建”遗物而横加扫荡，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接受具有典型“封建”特征的个人崇拜，在人们雷鸣海啸般的“万岁”欢呼声和声声入耳的悠扬的“红太阳”、“大救星”歌声中心安理得而不稍反感；一方面要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又个人独断专行，意识不到民主制度和法律建设的重要性。“文革”这样的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灾难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显然与五四运动以来“封建”观念长期未能得到理论上的清算有关。它的发生从根本上背离了五四运动以来先进文化人魂牵梦绕的反“封建”的理想。 回顾近百年来国人心向往之的反“封建”理想所遭遇的艰难困扼，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封建社会》将以它所提供的参照物使我们对五四以来的反“封建”事业获得更清楚的认识：一、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关系是封建主义的基础，彻底埋葬封建主义必须发展先进生产力，从根本上消灭其赖以生存的条件；二、专制主义是封建主义的集中体现，它以一人一姓之意志而置整个国民于绝对服从的从属地位，故消灭专制主义必须以民主制度“屈私而从公”，建立人人遵守的“法制统治”；三、特权意识和“臣民”意识是“封建心态”中两个最重要的部分，它以人格的不平等使国民处于奴役地位，所以消灭“封建心态”必须确立以人格平等意识和意志自由思想为基础的“公民”观念。这是建立现代国家、造就新式现代公民最艰巨的任务。现在中国政治开明而通达，人民参与意识空前高涨，正是高扬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旗帜的大好时期。继承五四以来的反封建传统，铲除封建主义的流毒，斯其时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