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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有一段著名文字：“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来，就长期的停顿下来。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三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又重申：“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实际上，这段文字最初并非出自毛泽东之手，而“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篇注）据冯天瑜推断，这“几个同志”中应包括王学文、何干之、艾思奇、范文澜等人。 虽然具体为何人，有待考证，但不是毛泽东初创，则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并非职业历史学家，在革命和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没有可能腾出宝贵的时间从事专门的古史分期问题研究，因此，对于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只能接受在他看来合理的其他学者的观点。 然而，这段并非毛泽东初创的文字一经与毛氏的名字联在一起，便随着毛的被神化而获得了神奇的魅力，成为可以引据的“经典”，反过来影响中国学术界对古史分期的讨论。1972年7月郭沫若在为《奴隶制时代》所写《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中，为证明自己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便理直气壮地引用了毛氏修改的文字：“毛主席早就明白地说过了：‘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这儿的‘周秦’一个词，就是指周秦之际，犹如我们把战国时代百家证明称为‘周秦诸子’一样。‘周秦’二字不能分开来讲。‘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换一句话说，便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是在春秋与战国之交。” 然而，郭沫若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并非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史学家，更没有在古史分期问题上进行过专门研究，他的断言不能轻易引为依据。更令人玩味的是，郭氏将毛泽东“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一语中的“周秦”理解为“周秦之际”，又将“周秦之际”演化为“春秋与战国之交”时，却又无视毛泽东所谓“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断语所包含的时间意义，因为“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开端时间断不会是落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而只能是西周初期。以郭氏的绝顶聪明，当然不会在这样简单的数字计算上出现问题。这类失误的发生，只能由郭氏本人才子、文人、学者、政治家的复杂角色来解释。 类似过程也发生在“资本主义萌芽说”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考论》作者指出，这段同样著名的文字其实并非见于1939年12月的原文，而是建国后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修改毛的入选文章时由范文澜等人加进去，后由毛认可的，所以这段文字所表达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真正提倡者是范文澜等人。 以理而论，范氏的见解也只是史家之一说，并非绝对真理，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但一经被认定为毛泽东的观点，性质立刻发生变化，成为了学者们立论的权威依据。这种以政治权威的断论为终极真理，为学术观点依归的现象，乃是政治权威至上，政治干预学术的表现。学术为政治服务，不可避免地将学术推到教条主义的死胡同，沦为领袖断语的诠释工具。 20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中，史学研究有所谓“五朵金花”之说，古史分期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位列其中。这“两朵金花”的讨论都因政治权威的介入而偏离了正途，其奇特遭遇令人深思，其深刻教训应该记取。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就一直汲汲于论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理，以证明现实统治秩序合乎“天道”的普适性，但从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国社会的守旧势力却又高弹“中国国情特殊论”的论调，以抗拒世界潮流。近代以前世界各地仍被封闭状态所阻隔，各国各民族发展道路各有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近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世界各地已被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完全孤立地发展，都是办不到的。对中国而言，如果说鸦片战争发生前还有自己的演变轨道，那么此后已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中国近百年来出现的“西化”思潮也好，“全球化”也罢，其实都是对世界整体发展趋势的认识。 《考论》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它以详实和严密的研究证明，无视中国历史的实际特点，将基于西方历史的概述模式泛化为所谓的“普遍规律”，生搬硬套地用以阐释中国历史，必然产生名实不符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它所显示的中国历史特点，不要被僵化地机械地理解为中国“国情特殊论”，成为抗拒当今世界潮流的根据。在人类各族共识日益增多的当今时代，拒绝接受公认的普适价值，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自甘简陋。但愿我们的想法只是杞人之忧。 四 《考论》作者对“封建”概念的严谨而大胆探索所展现的治学精神令人称道。据《考论》所附《跋》语，冯氏措意并决心研究“封建”问题始自1987年夏天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中国哲学会”之时，至2005年始告完成，以近20年的潜心研究而成此作，可谓苦心孤诣、呕心沥血。众所周知，近20年商品经济大潮对一向清高的读书人造成的巨大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对大多数读书人而言，除了最近数年间生活条件稍有改善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骚动不安和焦虑中度日。冯氏安贫乐道，心无旁骛，惨淡经营，精进不已，终于有此成绩，让人感奋且感慨。 冯氏追求学问的态度自由而严谨，展现了一个以学问为职志的学者所应有的胸怀。在我国学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被长期遵奉，并非一种简单的理论学说。这种意识形态被国家力量视为“科学规律”，对人们的思想而言，就是一种实在的物质强力支配下不得不奉从的信仰。对这个僵化的信条，怀疑者也许不乏其人，但对它展开系统的研究，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高度的学术素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此诚千载不易之论，然学问上的独立特行、超凡脱俗，终非轻易能够做到。冯氏于“封建”这个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问题产生疑问，并以巨大热情展开研究，其结论不管是否存在可商榷之处，其追求真理的自由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敢说冯氏此著已臻至善至美、无懈可击之境，但至少可以说，作者所展现的自由精神和坚韧毅力，是弥足珍贵的，值得表示敬意。 《考论》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作者所展现的“小题而大作，眼高而手低”的治学手法。冯氏从“微小”的“封建”概念切入，在材料的搜集上不遗余力，上下求索，追求“竭泽而渔”，关键资料几无遗漏。对庞杂繁复的材料分类归纳，条分缕析，以近四十万言的洋洋文字，以一个“封建”概念的演变为主线，将近百年中国政治和学术密切关联的问题，有条不紊地完整地勾画出来，是名副其实地以“小题目”而成就的大作品。冯氏以“封建”概念为枢纽，目通于古今时代而上下勾连，思接于东西世界而纵横论析，眼界堪称高远、宏阔，然又能处处关注于基本的事实和概念，行文细致入微，论述丝丝入扣，做到了论证和表述上的“小处着手”。反观长期以来学界盛行的“宏大叙事”所造就的“好大”积习，我们不得不佩服冯氏厚积薄发的治史功力、洞察入微的学术识见和有条不紊的叙事才能。 冯氏《“封建”考论》的学术意义，还在于它以具体实践向人们展现了“名辩之学”的重要意义。不可讳言，较之西洋学术传统，我国传统学术逻辑体系甚不发达，概念不清、论证不严、随意比附，是通贯两千余年而未变易的弊端。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前辈先贤就痛感此“笼统主义”之害，视之为国人共毒，认为“吾国之学说文章，虽有种种伟大思想，但自其普遍于国民思想者言之，则陋劣极矣。人人讲王道性命仁义礼智，究竟此等为何物事，殆无一书有系统之说明。故中国之学说，无一不含有神秘的作用……无极而太极，太极而无极。此语究作何解，则亦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而已。然中国学子，亦亘古以笼统主义为安，委心任运不求甚解之中。” 冯氏提出“名辩之学不可轻慢”的学理要求，认为“自汉儒冷落先秦名家以来……这种蔑视名辩的文化氛围，养成以思维模糊性高明的传统观念，关键词内涵游移、外延随意伸缩，并不被认为是讨论问题时在偷换概念，反而美其名曰‘纵横八极’、‘游刃有余’。这种诗化的、不太注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大约是妨碍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原因之一。” 诚哉此言！可谓英雄同感，所见略同。笔者平日读书无所用心，不求甚解，独于先哲时贤作品中概念的界定、论证的严密及内在逻辑结构的谨严颇多留意，以至积习成癖，演为嗜好，故于冯氏《考论》一书严格性印象深刻，暗自称许。 冯氏《考论》启人心智之处尚多。如果以精益求精相勉的话，我们希望作者将来修订是著时，不妨依照现下学术著作的通例，制一索引附于书后，以为方便读者检索之用。如此，则整个著作可无遗憾矣。 近年来，有关“封建主义”的研究，又引起人们的热情和兴趣。如果说2004年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名作《封建社会》中文版的出版，为中国学界提供了认识西方主流学术有关欧洲“封建主义”观念的一个借鉴，那么，冯氏《“封建”考论》则是在综观东西洋“封建”观念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学问视角，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的清理和总结。冯氏此著是我国学术界“封建”概念研究的界碑，它的出版将翻开“封建”概念学术史研究的新页。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41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以下相关引文皆出此书。 同上，第258页。 同上，第7页。 同上，第271-275页。 任鸿隽：《〈科学〉发刊词》第1卷（1915年）；《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第14-1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独秀文存》，第242-24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一），第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一），第1-7页。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一），第49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第6-1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74页。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89页；许冠三认为，对于毛的周秦封建说，范文澜是解说者的角色。见《新史学九十年》，第449页，岳麓书社2003年。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3，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91页。 远生：《国人之共毒》，《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369页。 （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