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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的变化与雅典的海防战略 贾文言 （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2 ） 内容摘要 文章认为,在希波战争前,雅典周边的地缘政治关系体现出明显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泰米斯托克利提出了雅典的海防战略,它有着广泛的内容,并且是得到了顺利实施,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该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它不仅使希腊人赢得了撒拉米斯海战,还使雅典得以崛起。 关键词 地缘政治 泰米斯托克利 海防战略 “地缘政治学”一词由瑞士政治学家基伦在其所著的《论国家》(1916年)一书中首次提出,它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相互关系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笔者意欲运用地缘政治的理论，探讨雅典周边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雅典的海防战略的内容，顺利实施的原因以及该战略实施的效果。 （一）雅典周边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趋势 关于梭伦改革以前的雅典历史，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从公元前7世纪末6世纪初期到6世纪末5世纪初期这段时间里,雅典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却体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即：雅典所面临的威胁由主要来自雅典周边相邻国家的威胁日益转化为来自东方的波斯的威胁,而波斯的这种威胁并不同于原先相邻国家的来自陆上的威胁，它主要来自于海上。 在早期雅典社会，对雅典的威胁主要来自于陆上的周边相邻国家。雅典在迈锡尼时代，由于其偏僻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希腊世界的人们避难的场所。但是随着迈锡尼时代的结束，雅典的周边安全环境日益恶化，雅典经常的和陆上的相邻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梭伦上台前，我们已经知道雅典和邻国麦加拉由于争夺撒拉米斯岛而经常的处于纷争状态。[1]但是纷争并没有因为梭伦夺取了该岛而最终解决，而是一直持续到庇西特拉图第一次执政前。庇西特拉图曾经担任争夺尼塞亚的将军，并且因此而取得了很高的荣誉。[2]此外，这时的雅典，还一直与埃吉那处于战争状态,并且一直持续到希波战争期间。[3]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他执行与邻国友好的政策，处处与每个城邦搞好关系，雅典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这个时期，雅典由于实力的增长,不断的对外兼并一些小的城邦，据有的学者考证，雅典在这个时期兼并了埃琉西斯等地区并且是从米蒂列涅手中重新夺回了西吉昂。[4]因此，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时期，被人们称为“克洛索斯的黄金时代”。[5]在推翻了僭主的统治后，雅典更是表现出极强的军事实力并且是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他带领整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和贝奥提亚人、卡尔启斯人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同时进攻雅典。在这种情况下，雅典的局势可以说是危如累卵。但是，由于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出现了矛盾，整个军队没有进行战争便撤回了伯罗奔尼撒，在这种情况下，雅典是不战而胜。雅典对于贝奥提亚人、卡尔启斯人的战争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希罗多德讲到雅典人对贝奥提亚人的战争是“（雅典人）杀死了对方许多人，并且抓了他们七百名俘虏。” [6]对于卡尔启斯人，“他们制服了他们，并在饲马者的土地上安置了四千名屯田农民。” [7]就这样，雅典在僭主时期被埋没的军事实力爆发出来了，雅典因此而成为了希腊世界的强国。希罗多德热情的赞扬了摆脱了僭主政治后雅典人的实力，说“他们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 [8]、“雅典这个城市比其他的任何城市都要强大”。[9]这样，来自周边陆上邻国的威胁由于雅典自身实力的日益强大而减小。 但是，这个时期，东方的波斯帝国日益崛起，雅典日益面临它的威胁并且是发生了武力冲突。早在公元前546年，波斯帝国便在国王居鲁士的带领下吞并了克罗伊索斯的吕底亚王国，并且使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臣服，迫使其交纳贡赋。在公元前518年，波斯帝国征服了巴尔干北部地区，波斯人的势力直逼希腊的中部与南部。但是，波斯帝国并不以此为满足，它企图进一步的向欧洲大陆挺进，吞并大陆上的希腊各邦。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与波斯帝国日益陷入冲突之中。首先是两国因为希庇亚斯的问题而陷入冲突。其次是因为援助米利都的起义而使两者矛盾更加激化.。据希罗多德记载，当大流士听说撒尔迪斯被雅典人和伊奥利亚人攻克后，他是如此的痛恨雅典人，以至于每当他用餐的时候，他都要一个仆人在他的面前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 [10]在这种形势下，希腊世界的城邦之间虽然也有矛盾和冲突，但是他们的矛盾毕竟是希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会导致彼此互相灭亡。征服欧洲大陆的希腊城邦是波斯的既定目标,因此波斯与雅典的根本冲突是欲征服与欲被征服的冲突,他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雅典所面临的外交政策的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增大。而由于希腊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波斯的威胁主要是来自海上。事实上,波斯早在公元前492年就企图从海上进攻雅典,只是由于海军的遇难而失败；在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战役中波斯更是直接从海路在马拉松登陆。 这样，在希腊半岛上，由于雅典自身变的日益强大，他所面对的来自于陆上相邻国家的安全威胁日益的减少。但是由于波斯帝国的崛起并想要征服包括雅典在内希腊城邦，因此雅典日益面临来自于波斯的危险，而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于海上。 （二）雅典“海防战略”的提出和内容及其顺利实施的原因 雅典日益面临波斯来自于海上的威胁，而波斯在征服腓尼基和埃及以后拥有了一支装备优良并且作战能力很强的海军，相比之下，这时的雅典海军的实力是弱小的。与麦加拉争夺撒拉米斯的斗争从公元前7世纪末到公元前6世纪初延续了很多年，说明了那时的雅典海军力量还很薄弱。据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489年，米太亚德攻打帕罗斯岛时，雅典有70艘战舰。在公元前487年在与埃吉那发生战争时，他们没有足够的船舶来和埃吉那人相抗衡，于是向科林斯借用了20艘战舰。[11]这时雅典只拥有70艘舰船，不仅数量少，而且装备落后：大多是属于五十浆船。这时的雅典与埃吉那人作战尚有困难，更遑论与装备优良有良好作战能力的波斯舰队作战，这说明了雅典的海军建设是多么的任重而道远。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波斯的威胁，雅典人有必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具有长远目光的雅典人的重要领导人泰米斯托克利敏锐的觉察到了这种来自于波斯的威胁，他提出了雅典的“海防战略”。以前学者们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只认为它的内容只是简单的舰船的建设。笔者在通盘考察了泰米斯托克利一生的海军建设活动后,认为雅典的“海防战略”不仅仅包含海军的建设，还有更广泛的内容，还要包括庇雷埃夫斯海港的建设和雅典城墙的修筑。1、庇雷埃夫斯海港的建设。早在公元前493/492年他在担任执政官时，既已经开始进行建设，修筑海港城墙的材料、高度、厚度都有明确的规定。修昔底德说泰米斯托克利的用意是：“利用这些巨大而宽厚的城墙抵挡敌人的进攻，这样可以只用少量劣等驻军就可以胜任防守的任务，其余的人就可以随意地安排在海军中服役。”[12]可以说，庇雷埃夫斯海港的建设是其海军建设的重要部分。2、修建100艘舰船。[13]史学界以前往往认为，雅典的舰船建设开始于公元前483年，实际上，我们根据史实：公元前489年，雅典有战舰70艘，公元前480年有200艘，而公元前480年只是建造了100艘战舰，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公元前483/2年之前雅典已经建造了30艘战船。这样我们认为，雅典的大规模海军建军的时间比我们认为的要早。在公元前483年，他利用劳里昂银矿的100塔兰特收入建造了100艘当时最先进的三列浆战舰。这是海军建设的最主要的内容。修昔底德说泰米斯托克利“最关注的是海军”。[14]3、修建雅典的城墙。此项建设是在撒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提亚战役之后，由泰米斯托克利主持修建。[15] 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泰米斯托克利的“海防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虽然有波折，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归纳了一下，主要有如下的几个原因： （1）雅典政制体制中民主机制特别是陶片放逐法为该战略的顺利实行扫除了障碍。 在泰米斯托克利提出海军建设计划的时候，由于人们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普遍的没有意识到建设海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马拉松战役中，陆军取得了希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人们更是对发展海军的计划进行指责。他们认为，这样做无异于是，“夺去同胞的长矛和盾牌，而把雅典人禁锢在长板凳和船桡之上。”[16]而当时的反对人物阿里斯提德斯更是指责发展海军，“是非常失策的和危险的，因为他把雅典的全部力量都放入了战舰。”[17]在如何分配劳里昂银矿的100塔兰特收入问题上，阿里斯提德斯和泰米斯托克利之间更是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前者主张每人十德拉克玛平分该收入，而后者则是主张把它们分配给100个人，让他们每人负责修建1艘战船，从而用它修建100战船。反对海军建设的意见一时不消除，发展海军的计划便无法顺利的实施。雅典的政治机制使其有可能通过政治手段清除这种反对力量。自梭伦改革时起，雅典开始逐渐的建立起民主政治，人们在公民大会上公开讨论有关城邦重大利益的问题。在克里斯提尼时期，为了防止僭主政治的复辟，制定了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法的本意是防止僭主复辟，但是在这里，泰米斯托克利在公民大会上向广大的公民陈述利害，终于使广大的公民以城邦的公共利益为重，最终是放逐了海军计划的主要反对者——阿里斯提德斯，并且获得了建设海军的财政支持，从而保障了海军计划的顺利实施。 （2）泰米斯托克利个人有力的推动了该战略的实行。 泰米斯托克利早在当执政官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建设庇雷埃夫斯海港的重要性，可见其目光是非常具有长远性。在马拉松战役前，泰米斯托克利亲眼目睹了波斯海军从海上进攻雅典的问题，这使他决心要建立雅典的海军。但是人们远远没有意识到建设海军的重要性，并且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例如，在马拉松战役之后，有人认为，“蛮族在马拉松的战败就是战争的结束。”[18]在如何使雅典人接受建设海军的问题上，他再次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虽然海军建设是为以后反对波斯，但是，他并没有提到波斯人的入侵危险，而是恰如其分的利用了雅典与埃吉那的竞争以及对埃吉那的愤怒情绪，[19]这样利用了雅典公民对邻近夙敌的担忧，从而使他们认识到了加强海军的重要性。当然，说对付埃吉那那只是他的策略，其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对付波斯，这诚如一些学者所说的“爱琴海是表面而直接的目标，但波斯人的威胁更是他的心病。”[20]在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人打算修建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城墙，但是遭到了斯巴达的强烈反对，他们建议“不但雅典不要修筑城墙，而且雅典人还要和他们一起去摧毁伯罗奔尼撒诸城市以外的所有保存完好的城墙。”[21]在这种情况下，泰米斯托克利一方面前往斯巴达稳住他们的局势，另一方面又让雅典人拖住斯巴达派往雅典雅典打探虚实的代表团，从而使雅典人顺利的完成了城墙的建设。 （3）雅典银矿富脉的发现为其发展海军提供了财力支持，从而使该计划的实施具有可能性。 在雅典，城邦对其公民不仅不征收固定的财产税，而且也不课固定的人头税，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雅典并没有庞大的公共财政收入。但是，雅典的银矿弥补了雅典公共财政收入的缺乏。因此有些学者说：“这些矿源（劳里昂银矿和铅矿——引者），是古典时代贵金属的最令人瞩目的来源，为雅典的民事和军事活动提供了无可竞争的财务基础。”[22]雅典银矿的开采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但开采量有限。在战争的前期，恰好在劳里昂发现了一条富脉。这笔钱很及时，恰好可以利用来修建战舰。银矿的收入对于雅典的海军建设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有些学者说：“雅典的银矿决定了为什么海军强国是雅典而不是埃吉那和科林斯。”[23] （4）雅典公民的爱国精神有力的促进了该战略的实施。 在公元前483年如何分配劳里昂银矿的100塔兰特的收入时，雅典公民听从了泰米斯托克利的建议，决定以城邦的公共利益为重，不再进行每人十德拉克玛的平均分配，而是用来建设海军。无论当初他们支持建设海军的初衷是什么，但那些钱确实是用于了建设海军，并且后来主要是用来对付了波斯人。在修建城墙的时候，公民更是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全民出动，雅典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开始修筑城墙，任何建筑物，不管它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只要对筑城有用，一律拆毁，在所不惜。”[24]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阿里斯提德斯个人的转变。他在古代史家的笔下常常被描写为泰米斯托克利的反对者与竞争者，他是“贵族的”而泰氏是“民主派的”；他是“正义的”而泰氏是“狡猾的”，他常常的反对泰氏的提议，仅仅是因为那是他提出的。[25]但是在撒拉米斯海战和战后的修城墙的过程中，他是和泰米斯托克利紧密的合作。并且在战后,积极的劝告人民夺取同盟的领导权。 （5）埃及在波斯帝国内部的起义在时间上保障了雅典海军计划的实施。 在马拉松战役中，波斯人虽然损失巨大，但是那并没有动摇它的统治根基。在马拉松战役失败的消传到波斯以后，大流士立即决定要对希腊进行报复，并为此而让小亚细亚的城市准备了三年（公元前489—487年）。但是正当波斯准备好并要报复希腊的时候，在公元前486年冈比西斯所征服的埃及人叛离了波斯人，在这种情况下，大流士想对希腊和埃及共同加以讨伐，但是大流士在征服过程中死了。而后即位的薛西斯在平定了埃及的叛乱后，积极的准备出征雅典，并为此而准备了四年（公元前484—481年）。这样从时间上看，埃及的叛乱为雅典的海军建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间。因为在埃及叛乱前雅典还没有海军，而薛西斯平定叛乱和积极准备的时期正是雅典的海军计划实施的时候。 （三）“海防战略”的实践的效果：从撒拉米斯海战的胜利到雅典的崛起 公元前480年，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薛西斯分海陆两路向希腊进军，希腊人联合起来准备陆上在温泉关和海上的阿尔铁米西昂迎击敌人。在温泉关战役中，尽管以斯巴达为首的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温泉关最终还是失守了，希腊的门户洞开。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的海军在听说温泉关失守后，他们应雅典人的要求撤往了撒拉米斯。在这里爆发了著名的海战——撒拉米斯海战。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战。撒拉米斯海战的胜利有着极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整个希波战争的转折点，使希腊人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它挽救了希腊世界，它在希腊历史上的意义是如此的巨大，它不仅仅对于希腊本身有着巨大的意义，它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德国学者克里斯迪安•迈尔对其进行了极高的评价：“如此多的东西完全系于一次战斗的胜负，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26]但是通过考察战争胜利的原因，在这其中雅典海军和泰米斯托克利个人的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海战中雅典提供了“最多和最好的船只”[27]，而且雅典人在战争中可以说是极为勇敢的。泰米斯托克利个人的功劳更是巨大，整个撒拉米斯海战从决策部署到具体的行动，都是他个人精心准备的结果。他的这种功绩从当时希腊世界的人们在科林斯选举他为“作战突出者”，斯巴达赠于他橄榄冠和精美的战车可以看出。 雅典海军的建设取得的成果，不仅仅是取得了撒拉米斯海战的胜利，从而挽救了希腊世界，使其免于被强大的波斯人征服。“波斯对希腊的优势从此解除了,雅典对海洋的控制权建立起来,从那时起,希腊几乎再也不受波斯攻击了。”[28]同时,这对雅典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诚如一些学者们所说的：“此一战役中，雅典的贡献当在希腊各城邦之上；另一个方面，雅典人从中得到的好处，其他的城邦同样望尘莫及。”[29]雅典的海军，在战争中逐步的走向成熟和壮大，雅典一跃而成为了海军强国。正是依赖这一支海军，雅典带领其他的希腊城邦在撒拉米斯海战以后进一步的解放仍然被波斯占领的希腊领土。在这一个过程中，雅典人的海军进一步的壮大，到了公元前460年，雅典拥有的海军已经超过了科林斯、埃吉那和斯巴达三国海军的总和。雅典正是依赖强大的海军不仅仅是承担了解放希腊的领土的任务，还用这样一支海军奴役了各邦，使原先以“解放希腊领土与波斯作战”为宗旨的提洛同盟转化为奴役爱琴海地区希腊各邦的雅典帝国。除此之外，雅典在解放希腊城邦的过程中，雅典海军还牢固的控制了爱琴海上重要的战略据点和商路，使雅典成为了希腊世界的最重要的商业中心，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已经成了拥有5个省区和200万人口的帝国中心，雅典人的贸易延伸到了有约人口2000万人口的地区，该地区包括埃及、迦太基、西西里、腓尼基和黑海的社会。所有这些，都使得雅典成为了希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是因为这样,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才可以自豪的说：“雅典是希腊世界的学校。” 综上而言，希波战争前的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雅典周边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极大的影响了雅典“海防战略”的提出，在该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的整个过程中泰米斯托克利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该战略的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得希腊人赢得了撒拉米斯海战的胜利，挽救了整个希腊世界；同时也奠定了雅典强大的基础。 参考文献 [1][18][19]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3页;第238页;第238-239页. [2][5]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ⅩⅣ;ⅩⅥ，7. [3] [6][7][8][9][10][11][27]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Ⅴ，82-88;Ⅴ，77; Ⅴ，77; Ⅴ，78; Ⅴ，97; Ⅴ，105; Ⅵ，89; Ⅷ，45. [4] Snodgrass,A.M: 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state, Cambridge,1977,Pp16-21. [12] [14][15][21][2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Ⅰ，93;Ⅰ，93; Ⅰ，90; Ⅰ，90;Ⅰ，90. [13] 在这里，史家记载的银矿收入数和建造的船数各有不同，希罗多德说，收入为50塔兰特，建了200艘战舰（《历史》Ⅴ，97）。亚里士多德说，收入是100塔兰特（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都说是建造了100艘战舰，而事实上是在公元前489年，雅典有战舰70艘，公元前480年有200艘。在这里我们认为100艘战舰更可信。 [16]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高教出版社，1956年，第219页. [17] Dorothy Mill M.A: the books of the ancient Greeks, New York &London,1936,p157 [20] 基托：《希腊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22][英]保罗•卡特里奇主编 郭小凌等译《剑桥插图古希腊史》，济南：山东书报出版社，2005年版P39 [23] Powell：Athens and Sparta,Routledge,1988,P188. [25] 《历史》，Ⅷ；普鲁塔克《泰米斯托克利传》，Ⅲ，《阿里斯提德斯传》，Ⅱ—Ⅲ；《雅典政制》，ⅰⅧ. [26] Christian Meier: Athens: a portrait of the city in its golden age, New York,1998, p27. [28] 帕姆塞尔《世界海战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29] Pierre Leveque著，王鹏 陈祚敏译《希腊的诞生：灿烂的古典文明》，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