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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原始资料的译介则为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条件。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进行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研究中，以对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著名史学家童书业是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研究的先行者。1953年，在《从古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载《文史哲》1953年第1期，第42-49页）一文中，童书业指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公社制残余严重一点。1956年，在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过程中，童 独辟蹊径，发表《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第17-36页）一文，试图借鉴古代两河流域的社会分期来解决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童书业在文中提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观点，此文一经刊发，即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林志纯先生撰《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评童书业〈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1-27页）一文，认为把乌尔第三王朝的崩溃与古巴比伦的兴起看作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更替时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孙道天发表《与童书业 论古巴比伦的社会性质》（载1956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一文，认为古巴比伦社会不是封建社会的开端。1957年，童书业积极应战，发表《论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兼答孙道天、日知二 关于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第46-54页和第6期第69-75页）一文，仍坚持古巴比伦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观点。林志纯先生作《敬答童书业 》（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第96页）一文，指出童书业的论据的局限性。童书业的上述两篇文章，加上讨论古巴比伦家族形态的文章以及讨论中国战国秦汉时代社会性质的文章编成《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李永采撰《对童书业 有关巴比伦社会制度论著的几点意见》（载《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59年第1期，第19-36页）一文，认为古巴比伦社会处于奴隶社会的早期阶段。 50年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和其它学科一样，其突出特点就是以俄为师，中国学者的视野被限制在苏联模式提供的体系框架内，中国学者关于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然而，学习苏联是当时环境下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选择。虽然关于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由于资料和方法的局限，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毕竟是中国学术界在讨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问题。可贵的是，论战的各方都意识到资料的局限，可以预见如论战持续下去势必要涉及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原始材料，进而进行规范的亚述学研究；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正常的学术活动被迫中断，中国亚述学这株本很脆弱的幼芽也几乎被摧折窒息。 改革开放后中国亚述学的创建与迅速发展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人民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尽快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弥补10年来破坏、停滞状态造成的损失，中国的亚述学就是在这种气候下创建的。在创建中国亚述学的过程中，老一辈学者给予极大的关注。1978年，林志纯先生组织了部分世界古代史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商讨包括亚述学在内的空白学科的学科建设问题。在林志纯先生的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购进了一批欧美学者的亚述学专著，林先生还自已出资购买了《芝加哥亚述语词典》，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西亚北非欧洲上古研究室还翻译了拉巴的《阿卡德语碑铭手册》（R.labat, Manuel d’Epigraphie Akkadinne, Pairs : 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1976）。1985年史学前辈周谷城先生、吴于廑先生和林志纯先生联名发表了《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第1-3页；后又用英文发表在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86年第1期，第1-5页。），他们呼吁：“研究埃及古代文字、苏美尔阿卡德文字，……通过这些古文字基础以掌握有关的材料，进而研究和理解这些古文明”。1979年成立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对亚述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除了在历次年会上西亚北非组专门讨论古代西亚北非史的问题外，还组织了5次专门的西亚北非史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两河流域史的关注。从8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赴欧美各国学习亚述学。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上古史研究室的杨炽赴美国亚述学中心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5年，吴宇虹先生就读于英国著名的学府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攻读亚述学硕士学位，1987年，转入英国亚述学研究中心伯明翰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6年，拱玉书先生赴德国亚述学中心格廷根大学，后转入慕尼黑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学习班的毕业生才晓颖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9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亚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徐凡席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 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发出了（84）教高一司字054号文件，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简称IHAC），拨专款购买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专业图书杂志；每年聘请3-4位欧美国家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古典学专家讲授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招收国内重点大学高年级学生，并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1986年，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了我国历史学科唯一的外文的国际年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简称JAC，中文名为《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主要发表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专业的文章，成为我国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和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1987年，我国第一位亚述学博士杨炽及其丈夫杨达悟（加拿大人）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讲授亚述学；1993年，吴宇虹先生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亚述学博士学位后，回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4年，拱玉书先生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亚述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任教。 与建国初期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亚述学教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教学方针上，从照搬苏联模式，转变为充分借鉴欧美亚述学水平较高国家的经验。在人才培养方面，从聘请苏联专家举办进修班，转变为创办研究所、聘请欧美专家进行正规的亚述学教学与送优秀学生赴欧美亚述学研究中心深造并重。在教学方法上，从利用二手资料，转变为利用一手材料，学习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到目前为止，中国亚述学专业图书近3000册，杂志达10余种，《芝加哥亚述语字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CAD）和《阿卡德语字典》（Akkadisches Handworterbuch,简称AHW）等工具书基本齐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东方学系都可以培养亚述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展规范的亚述学研究。至此，中国的亚述学基本建立起来。 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亚述学学者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颇有份量的论文，推出了几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专著，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首先，楔形文字和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语法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关注的重点。1989年，杨炽 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亚述学专著：Sargonic Inscriptions of Adab（《阿达布的萨尔贡铭文》长春，《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增刊第1号），编辑整理了阿达布出土的阿卡德帝国的国王萨尔贡的铭文。拱玉书 从各个角度研究楔形文字，除了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了许多有关的学术论文外，还在德国出版了两本学术专著：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构成》（Hamburg: Kavac Verlag,1993）和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字名研究》，（Münster: Ugaric Verlag,2000）,讨论了楔形文字的起源、构成及其名称。吴宇虹先生不但释读了中国的两河流域文物上的楔形文字，而且还在法国的Nouvelles Assyriologiques Breves et Utilitaires（《亚述学短实用信息》） 发表多篇文章，对一些阿卡德语语法和单词进行解释。其次，以吴宇虹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亚述学学者在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4年，吴宇虹先生出版了英文专著：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a, Mari, and Assyria during the Early Old Babylonian Period from the Fall of Ur III to the Death of Shamsi-Adad，（《古巴比伦前期马瑞、埃什嫩那、亚述三国政治史》，长春，《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杂志》增刊第2号），填补了国际亚述学界在古巴比伦前期政治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此外，吴宇虹先生还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在《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76-83页），一文中，讨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民主政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再次，以吴宇虹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亚述学学者还参加了国际亚述学界广泛关注的两河流域年代学的讨论。吴 不但在法国的《亚述学短实用信息》发表了许多论文，而且还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吴宇虹先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8-136页），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借鉴，得到学术界的肯定。第四，《汉穆拉比法典》是中国亚述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1992年，杨炽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第一届阿卡德语学习班学生的翻译练习，整理出版了《汉穆拉比法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为中国学者从楔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一部最重要的译著。于殿利根据《汉穆拉比法典》和同期的两河流域的原始文献，研究了古巴比伦时期的经济社会问题，其代表作为《试论<汉谟拉比法典>中商人的社会等的地位》（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37-40页）和《巴比伦法的人本观初探—兼与传统的同态复仇原始残余说商榷》（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63-69页）。第五，两河流域社会史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吴宇虹先生与曲天夫 合作的《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刑牲而盟”》（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63-67页）讨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盟誓用牲问题；吴宇虹先生的力作“Rabies and Rabid Dogs in Sumerian and Akkadian Literature”(《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狂犬病和狂犬》，载“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国东方学会杂志》2001年第121卷第1期，第32-43页)，讨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狂犬病问题。最后，中国亚述学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编著普及性作品，向国人介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一般知识。例如，于殿利、郑殿华合著的《巴比伦古文化探研》（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较全面地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拱玉书 撰《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详细介绍了亚述学在欧美各国发展的早期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