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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公元359年，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分裂了，东部的东罗马帝国以黑海口上的新都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为中心，这里在古希腊时代曾经是一个名叫拜占庭的小城邦，因此东罗马帝国又叫拜占庭帝国。 管辖西部的西罗马帝国后来也将都城迁到了一个新地方，名叫拉文纳。 到公元4世纪中叶，欧洲的伏尔加河流域突然出现了一支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他们是匈奴人。这支亚洲野蛮部落遭到了当时中国强大的汉朝军队的反击，被打得狼狈不堪，有的被歼灭，有的归降附汉、渐渐被同化成中国人，侥幸逃脱的这一支被迫向西逃窜，他们在亚欧大草原上一路西进，打破了沿途地区千百年来的沉寂与安宁，一路上，他们逃亡并劫掠着，铁蹄所向，沿途各游牧部落纷纷被迫西迁，最终，他们统统涌向了西罗马帝国。 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就这样产生了，第一张牌，可以说是由中国的汉王朝推动的，匈奴人就是这第一张牌，然后是日耳曼蛮族诸部落：阿勒曼尼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盎格鲁-萨克逊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伦巴德人……一路倒向了西罗马帝国。 罗马的行省一个个落入了来犯的蛮族之手，这些游牧部落在自己新占领的地盘上纷纷建立起了一个个小王国。突如其来的日耳曼野蛮人使得西罗马帝国山河破碎，经济益发破败衰落。 公元476年，在众多日耳曼蛮族部落一轮接一轮、几无休止的进攻中，西罗马帝国终于崩溃。大举涌来的落后民族，骑声得得，踏遍了西欧各地，把它淹没在了一片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中。西方世界从此四分五裂，进入了长达一千年（公元4世纪~13世纪）之久的中世纪。 中世纪离今天的我们越来越遥远了，而它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神奇文化却似乎越来越吸引人了。然而在当时，对于西欧人民来说，那却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帝国灭亡后，在基督教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叹息：“雄伟的建筑物被捣毁，珍贵的古代典籍被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被废弃，纤弱高贵的妇人成为野蛮人手中的玩物”，道路、桥梁悉数被毁，商业全面停滞……昔日的温柔富贵之乡弹指间便化作了荒芜的废墟，整个西方笼罩在了无边的苦难之中。 数千年来，古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一代又一代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被彻底摧毁了。恩格斯曾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开始。 西方从此流传下来一句谚语，就是当年形容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的：“公牛闯入了瓷器店”。 在大约12代人的漫长光阴里，谋杀、抢劫、奸淫、战争、纵火……人类所能做出的这些最丑恶的行径几乎成了欧洲社会的日常准则。社会环境的这种动荡不安使得西方的建筑形式也从此发生了改变，围墙开始越砌越高，人们的防范意识越来越强，为安全计，人们不得不把房子建成壁垒森严的城堡样式，身处这样的建筑物中犹如置身监狱。 在这无边无际的苦难与混乱中，只有一样东西、唯一的一样东西，把欧洲社会从向野兽丛林的原始状态堕落的趋势中拯救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的那个生于伯利恒马槽中的婴儿——耶稣，他在摩西所创的古老的犹太教的基础上创立的新的宗教——基督教。（确切来说，基督教会是公元1世纪30年代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由他的门徒们建立的。） 基督教会起初以圣城耶路撒冷为中心，后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展开。早在古罗马帝国的中后期（约公元42年），耶稣最早的一批信徒如保罗、彼得等就已经离开耶路撒冷，飘洋过海来到了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开始四处宣讲爱（神就是爱、神爱世人、彼此相爱）、谦卑、罪恶与救赎、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一系列新的教义，将“弥赛亚（救世主）已经来了”这个大好的消息告知他们所见到的每一个人。这个“好消息”，汉语便翻译为“福音”。 基督教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历尽苦难，遭受了罗马帝国统治者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残酷镇压。开始时，早期的基督徒们即遭到了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教徒和信奉泛神教的罗马当局的残酷迫害。大家知道，基督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那些靠制作罗马神像赚钱的银匠们开始发现自己的生意大不如前了，于是聚集起来造谣毁谤基督徒，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更为罗马当局的血腥镇压提供了借口。 当时罗马和它的殖民地耶路撒冷都陷入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大批的犹太人和基督徒遭到搜捕并被杀害，留存至今的古罗马大竞技场，便是当年成千上万基督徒在群众的欢呼和嘲笑声中被狮子吃掉的地方。基督教会的第一代领袖彼得和雅各都是在罗马政府迫害教会时殉道的。 彼得被罗马士兵按照处死他老师耶稣的方式给同样钉在了十字架上，不同的是，他是以头朝下、脚朝上的姿势被倒着钉死的，所受的折磨更为惨烈； 雅各是在耶路撒冷被大祭司亚那努斯按照犹太人的方式用乱石砸死的，那是公元62年的事。 但无论在什么地方，所有遭到迫害的基督徒对古罗马政府的回答都是一致的，他们坚决否认当局对他们的指控，然后从容赴死，而且从不怨天尤人，甚至临刑前还为刽子手祷告。基督徒给人们的印象：敬虔、相互忠诚、对婚姻负责、以及因拥有信心而得着的平安喜乐……与一般罗马人的道德堕落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早期的基督徒们在断头台上大义凛然的表现，为他们赢得了许多新朋友。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成为了对一种新宗教的最好的宣传。于是每次对基督徒的大屠杀之后，都会有更多的人皈依了基督教。古罗马当局的血腥镇压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促进了教会的发展，但“肉食者鄙”，愚蠢的统治者从来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就这样，基督徒人数在罗马越来越多，到了公元4世纪古罗马帝国的晚期，基督教信仰已经在欧洲广为盛行，公元337年5月，连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都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后来，基督教又被奉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从它的创立者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到这位使基督教信仰合法化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去世，时光整整流过了300年。伯利恒的马槽最终征服了帝国的皇宫。君士坦丁下旨劝勉臣民信仰基督教，并给予了教会很多特权，如教产可以免税、信徒可以免服兵役、主日成为假日、信徒可以充任各种官职……等等。这一方面大大促进了教会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投机分子、信仰不纯者大量混入了教会，为后来岁月留下了隐忧。 公元330年，那位第一个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首都东迁至君士坦丁堡，又过了65年，即公元395年时，古罗马帝国分裂了，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西罗马后来将首都迁至了拉文纳。君士坦丁堡主教与罗马主教争夺教会的领导权，最终决裂。君士坦丁堡主教自称“牧首”，称自己治下的基督教会为“正教”，因君士坦丁堡地处东方，故称“东正教”；罗马主教自称“教皇”，其所领导的基督教会称“天主教”。从此，如罗马帝国一样，基督教也开始东西分治。 又过了将近100年，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北方日耳曼蛮族灭亡后，几乎所有古典文明成果都被摧毁了，惟有基督教硕果仅存，非但没有随之被消灭掉，反而深深吸引了这些入侵的日耳曼野蛮人，并最终彻底驯服了他们。今天，大部分的西方白种人都是他们的后裔。 在一切都动荡不安的艰难岁月里，由承认自己是耶稣信徒的那一群卑微的男男女女所组成的基督教会，成为了社会中唯一的稳定因素，他们以极其坚毅不挠的精神承受一切的试炼，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像岩石一样巍然不动，坚守着那些被他们认为是真理、道路和生命的神圣原则，面对任何威胁与恐怖，毫不退缩。他们在天下一片混乱之际重新建立秩序，以神的道来与刀剑抗衡，以希望来与野蛮作战，这种坚定不移的勇气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誉，最终，如同此前他们曾征服了有史以来最强盛的国家（古罗马帝国）一样，他们又成功驯服了所有入侵的日耳曼蛮族。教会由此从精神上征服了所有的人。 在整个社会丧失了秩序、一片混乱的疯狂年代里，无论是作为亡国奴的罗马人、还是作为侵略者的野蛮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基督教会的管理。在世俗政权陷于分裂与失序状态之际，罗马却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首都。无怪乎有人说在西方的中世纪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照，即：世俗权力的分散和精神权力的统一。 所以说，西罗马被蛮族灭亡这一致使欧洲文明大倒退、被称为“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文明逆淘汰”的空前浩劫，非但没有使基督教受到冲击，反而壮大了教会的势力。 如上所述，在那无边无际的苦难与混乱当中，只有一样东西、唯一的一样东西，把欧洲社会从向野兽丛林的原始状态堕落的趋势中拯救了出来，这就信仰。基督教信仰在古罗马帝国一片荒芜的废墟上帮助大家度过了难关，并从此改变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明的走向。 我们的中世纪建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建筑史意义上的“中世纪”，是指从公元4世纪至13世纪的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人们往往将这段时期称为“黑暗年代”，然而实际上，这段时间正是欧洲近代国家和民族语言文化成型的时期，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医院等机构也都是从中世纪开始出现的。 所谓的“蛮族”，如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等游牧部落摧毁了庞大的罗马帝国，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古典文化，融合其自身的固有文化，创造出了属于自己时代的建筑形式。 若从时间上具体划分，西方的中世纪可以分为黑暗时期、罗马风时期和哥特时期三个阶段。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至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约300年的时间为第一阶段——黑暗时期。 这期间是暗无天日的、砸烂了“旧世界”而“新世界”尚未出现的苦难年代，这300年时间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从文化来说，这期间除了基督教的一点宗教文化之外，其余几乎是空白；从建筑角度讲，与其他古老异教认为神灵住在人们为其建造的神庙建筑中不同，基督教认为上帝的圣灵以每个信徒的躯体为殿，因而在开始时也并不特别重视物质意义上的宗教建筑，“教堂”（ecclesia）一词的本意即“聚会”，就是全体信徒的集会场所，因此中世纪初期的教堂建筑的结构形式都很简单，但也算这一时期唯一的纪念性建筑了，如罗马的老圣彼得教堂、伯利恒的圣降生教堂等。 当时的教堂建筑是利用了一种现成的形式，即大厅式的长方形堂，叫做巴西利卡，基督徒们稍作改动，给它加上了一条交叉甬道或一个横向的中殿，使平面呈现出十字形。这种巴西利卡便是整个欧洲中世纪教堂建筑的原型。 8世纪以后，随着欧洲社会的渐趋稳定，建设活动开始多了起来，人们也重新注意到了阔别已久的文化，虽然当时的文化仍然仅限于基督教文化，但它毕竟开始讲究些形式美与艺术性了，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从被摧毁的罗马废墟中寻找出来的，于是人们开始怀念起古罗马时代的灿烂文明来了。因此这一时期的建筑就被称为“罗马风”建筑。但要知道此时的罗马风建筑已经不完全是古代罗马的形式了，大体说来，这种建筑可以归纳为罗马拱券与巴西利卡的结合。著名的实例有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日耳曼的科隆使徒教堂、英国的杜伦姆教堂和法国的昂古莱姆主教堂等。 第三个阶段称为“哥特时期”。基督教信仰憧憬天国，因此从罗马风时期开始，就把教堂都建得高高的，帮助人们在现世里感受天国。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建筑越建越高，不久在12世纪时便出现了以法国为中心的另一种建筑形式，即哥特式建筑。 哥特式的说法始于16世纪的艺术史家瓦萨里，原带有贬义，该词汇在法语中与“日耳曼”、“条顿”等相近，意指“野蛮的”、“未开化的”，因为哥特式起源于哥特人，哥特人原是波罗的海和黑海一代的游牧民族，是中世纪初年入侵欧洲、捣毁罗马帝国的北方日耳曼蛮族中的主要力量，其文化相对落后，故其族名也就含有贬义。但“哥特式”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了下来，后来其贬低的含义也就淡化了。其实正是这些日耳曼蛮族在文艺各方面为欧洲输入了新鲜血液，特别是在建筑方面。 建筑是中世纪欧洲的主要艺术贡献，堪称代表作的一些基督教堂大半是哥特式的，它们有着很高的建筑美学价值。向高空垂直发展的哥特式建筑以它的尖塔、束柱、山花和玫瑰窗等为典型特征，横空出世，充满了创造的想象力，在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艺术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建筑传统，被誉为西方古代最具个性的建筑。热尔曼．巴赞甚至说，整个西方文明中只有哥特艺术和希腊艺术有资格被称为原创性的艺术。也的确，古罗马艺术显然不是原创，它得益于希腊；东罗马的拜占庭艺术则受益于古罗马和东方；罗马风则是蛮族、东方、拜占庭和古代文明的混血儿；而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近现代艺术则是在借鉴了自古以来所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就更谈不上什么原创性了。而唯有哥特艺术，它一切都是崭新的，几乎没有师承，被誉为“最具个性”毫不为过。 但它也并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譬如说哥特式教堂的平面形状就与中世纪早期的教堂形式几乎一样，也多为拉丁十字形，十字顶部是祭坛，前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供信徒们做礼拜用。 房龙曾指出，哥特式的建筑形式是寻求更多的光线和更大的空间的必然结果。的确，许多哥特式教堂远远超越希腊的庙宇，这也许是因为，希腊的神庙通常是为某一位“有限的”神或女神所盖的，里面供奉的即是那位神明；而基督教的教堂建筑则是容纳那些向“无限的”神敬拜的极多信徒——因为他们认为，上帝乃是万有的创造者，是天、地所无法包含容纳的。另外，基督教也不同于其他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地域的特定性宗教，而是一种普世信仰，所以它要求教堂的内部空间要尽量宽大，只有宽大的空间才能容纳更多的信徒。这是丹纳在解释哥特式建筑形成的原因时所持的观点。尤其后来罗马天主教廷认为，敬拜神圣上帝的处所应尽可能地庄严壮丽，以便彰显上帝的威严。但事实上，一旦基督教与世俗王权相结合，登堂入室，进驻到镶金嵌银的宫殿一般的哥特式大教堂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就已经死掉了，与那位通过牺牲自己救赎全人类的主所引导的牺牲、博爱及宽容的精神也就渐行渐远了。 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很尖，门窗也不用罗马式的圆拱而改用尖拱，而在教堂正立面的那一对（或一个）钟楼更是直刺青天，进一步强化了整个空间的向上升腾之感，加之透过彩色玻璃而形成的奇迹般的光线效果，使人置身其中很容易产生一种神秘的宗教体验。用苏格的话讲，进入这样的教堂就是使“迟钝的心灵通过物质上升到真理的过程”，可见哥特式教堂对于中世纪人们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此外，哥特式建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宇宙观的反映。前苏联学者梅列金斯基通过长期的研究，归纳出两种基本的宇宙模式，一种是垂直向的宇宙观，另一种是水平向的。 古代中国人几乎是很自然地选择了四隅环拱中央的水平向宇宙模式，并将东西南北中等五方与五色、五行、五岳等相联属。后来，人们在环拱中央的东西南北四个基本方向之间又发现了四个亚方向，即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存在，这样“四方”就衍生为“八方”。在平面八个方位的基础上再加上作为主体的“中央”的概念，数字九的神圣意义便形成了。所以早在夏朝时中国人就将天下分为“九州”，以“九鼎”象征政权，帝王家祭祖的祠堂叫“九庙”，尊贵的建筑物分“九间”，将黄河的流转概括为“九曲”，最尊贵的人物称“九五之尊”……都是由此而来。而九还是阳数的最大值。 这种水平模式的宇宙观反映在建筑上，则是少有与天比高的壮志，而多是横向展开的宏图伟略和群体布局的平面经营。在历史的进程中，尽管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向往上界的追求，如神话中的“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等观念尝试，以及汉武帝建造“通天台”等实践行为，都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曾经一度非常强烈的对高空的探索愿望，但理性而务实的中国人最终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匍匐于大地之上的现实。 中国古人最终决定以务实的态度看待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过分企求对上界的探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认为“不知生，焉知死”……等等，已经明确表达了这种理性务实的态度。郑国人子产亦曾明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以有限之人生，打算参尽无涯之天道，是做不到的），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正是周秦以来渐次兴起的这些具有强烈理性启蒙色彩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后来取得了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思想，使中国人最终放弃了以“七方位的垂直向宇宙模式”为特征的立体空间观念，而选择了在大地上水平铺展的五方位或九方位的平面空间观念，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空间模式。我们从中国人观念形态中的“华夏居中、四夷来朝”心理空间模式和《周礼》所载的周王城建筑布局所反映出来的物质空间模式中，都可以看出水平向的平面空间观念对这个民族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更广泛影响的神秘数字“七”，则是“东西南北中”五方再加上“上下”这两个垂直方向所组成的。对它的推崇则对应着垂直向的立体空间观念。我们细想一下，会发现几乎每个古老民族的上古神话及典故中都不乏对数字“七”的有意无意的渲染。单说中国，就有七仙女、竹林七贤等，人死后祭奠周期也以“七”为基本单位，所谓“一七”、“二七”直至“七七”四十九天丧事才算正式办完。而《圣经》当中对“七”的提及几乎令人应接不暇，如上帝用了六天时间创世并造人，而在第七天歇工并定此日为“安息圣日”……等等。 刚才讲过，“七”就是作为主体的“你”（即中央）加上你的前后左右（即东南西北）等四个基本方向，再加上“上、下”这一组垂直方向而形成的。因此在尊崇数字“七”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观念形态中，也就自然强化了上、下垂直系统的立体空间意识。 随着欧洲人普遍地皈依了基督教，西方建筑在垂直方向上不断突破、对于建筑立体效果的看重也与日俱增。中世纪的向上升腾、直刺云天的哥特式教堂建筑则是这种垂直向的宇宙空间观念的最典型的反映。 哥特式建筑著名的案例有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兰斯大教堂、阿美安教堂（亚眠主教堂）、夏尔特教堂、德国的乌尔姆教堂、科隆主教堂、英国的索尔兹伯里教堂、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等。 回顾西方文化史，古希腊文化哺育了古罗马，而古罗马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基督教又征服了古罗马，罗马帝国分裂后，日耳曼蛮族捣毁了西罗马，后也被基督教彻底驯服。在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它的两个分支——天主教和东正教牢牢控制着西欧与东欧。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找不到对手，堪称独孤求败。 但到了公元7世纪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开始面临着一个阿拉伯骆驼商人的严重威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