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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术著作传播发行渠道不畅，我们最近才读到杜平同志研究古希腊政治制度史的力作《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发展史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确实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将政体与官制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近现代学者的发明。这种研究最早可上溯到希腊古典时代。远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就分别撰著了《拉凯戴梦政制》和《雅典政制》，这两本书都已传诸后世，成为我们研究斯巴达和雅典政制的范本。有趣的是，尽管盛极一时的古希腊文明早已烟消云散，但人们对它的钟爱却历久未衰，其独特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学者投身于古希腊史研究。其中，古希腊政治史特别是雅典的民主政治更是政人学者十分关注的热点，在这方面，国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经过几代学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近年来有明显起色，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论著不断面世。但由于起步晚，又受史料和语言的局限，所以至今仍有不少问题是学者们较少涉及或尚未深入研究的，比如希腊的政体与官制问题。作为政治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通史或专史著作中常会有所阐释（如由施治生和郭方先生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就以较多篇幅论述了雅典民主政治），但至今没有以希腊政体和官制为主题的学术专著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远在湖南零陵的杜平同志克服了材料不足的困难，挑起了这副重担，并最终将他的力作呈现给读者，他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 拜读之余，我们认为该书有如下几个特色值得注意。 首先，作者以雅典民主制为中心，系统梳理了希腊政体与官制发展的历史轨迹。该书共分十章，以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王权开篇，一直写到希腊化时期的君主制，时间跨度近两千年。作者基本上依循着从初期王权到专制王权这一古希腊政体发展的轨迹，引领读者畅游在希腊历史的长河中，沿途领略了荷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雅典的民主政治和马其顿王权，最后作者简要介绍了古希腊思想家的政体理论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鉴于雅典民主政治对西方文明的深远影响，作者以三章的篇幅浓墨重彩的讨论了民主制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及每个阶段的官制情况。纵观全书，作者紧紧围绕政体和官制这个中心议题，通过对材料的梳理，在有限的篇幅内，较为清晰地再现了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希腊政体和官制的发展、演变，这既是作者的写作主旨所在，也是全书的首要价值。 其次，作者在考察每一阶段的政体时，都以一定的历史背景作依托，不是孤立地叙述每个时期的政体和官制，而是将其放在希腊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考察，不仅说明当时政体的表现形式，还向读者阐明了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比如，在讨论军事民主制前，作者首先介绍了荷马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状况，证实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然后才逐一介绍军事民主制下的诸机构，最后作者指出，由于氏族制的解体和阶级的产生，军事民主制最终为国家所取代，这就为下一章奴隶制城邦的形成和僭主的兴起埋下了伏笔。（该书15－23页）又如，在讨论雅典民主政治时，作者首先肯定民主政治是一系列历史渐变和突变过程的产物，为了证实这一结论，不致使读者感到突兀，作者在叙述每一次变革前，总是首先交代推动变革的社会历史动因，然后再顺理成章地介绍改革的内容。这种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处理问题的方法不仅使读者对事件的因果关系有大致的了解，还使各章之间有了内在的连续性。更重要的是，它使作者的论述更为丰满，更具说服力。 第三，作者善于采用横向比较、由点到面的分析归纳方法，其中既有对采用同一政体的不同城邦的比较，也有对采用不同政体的城邦的比较。比如，在讨论僭主政治时，作者通过对阿尔哥斯、科林斯、雅典等城邦僭主政治的考察，归纳出了早期希腊僭主政治的五个特点：1、大多数僭主出身平民。2、僭主多实行终身或世袭制。3、僭主掌握城邦经济命脉。4、用宗教神化自己。5、最终为城邦内外的贵族势力摧毁。（32－35页）又如，为了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对照，作者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作者认为，斯巴达是一个平等形式下的不平等公社，经济上，斯巴达人贫富不均，政治上，少数权贵掌握着国家的重要权力，监察官虽然从全体公民中产生，但权重一时，恣意专断，具有寡头色彩。（40-45）雅典的政体是直接民主政治，因为它“确实能够保证绝大多数公民有一定的参政权利，确实能够使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一定的保障”。（55）当然，仅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例概括整个希腊世界的政体模式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无论就其城邦本身还是就其政体而言，这两个城邦都在希腊世界具有代表性，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向其它城邦输出自己的政治体制并确实对这些城邦的政体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对这两个城邦政体的讨论确实能够揭示出一定时期内希腊政体发展的总体水平。 第四，本书的某些观点也有独到之处。在评价德拉古改革时，作者认为它“是贵族的一次让步和雅典公民的第一次胜利，为使雅典政治从贵族制向民主制过渡奠定了基础，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萌芽”（61）。作者从平民反贵族斗争的角度对德拉古改革进行了诠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由于该书的主题是政体和官制，所以在讨论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性时，作者更加注意从制度本身去挖掘，打破了传统上只注意其社会局限性的方法。社会局限性着眼于民主制的排他性，表现在它剥夺了奴隶、妇女和外邦人的民主权利，残酷地剥削盟邦等等，这些实际上是表面现象，要达到对民主制局限性深层次的理解，就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这方面，作者给我们很大启发。他认为民主制本身的局限性表现在五个方面：1、抽签任官制度排除了没有公民权的人，同时意味着对德才标准的放弃。2、限任制使官吏的工作缺乏连续性和积极性。3、公民大会有时会成为集体僭主。4、陪审法庭的公民大多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他们的判断难免夹杂个人恩怨和偏见。5、“全民政治”只尊奉多数人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常受到排斥和打击。（157-162页）关于雅典陶片放逐法投票的最低票数，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本书作者列专章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阐释，提出了自己颇具说服力的见解，即6000人是公民大会到会人数的最低限度，而不是放逐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最低票数（134－138页）。类似出新之处，相信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更多。 另外，本书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作者以简洁、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尽量避免运用艰深晦涩的专业术语，将希腊政体与官制2000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在读者面前。该书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既对专业的希腊史工作者有一定启发，同时也是业余爱好者了解希腊政治制度史的一把钥匙，可以说达到了本书追求的雅俗共赏的目标。 可能由于时间仓促，所以本书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尽管各章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但由于缺乏对希腊政体发展史的总体概括，所以本书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仍是零散的，难以形成宏观性的认识。其次，对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和介绍尚显不足。如关于荷马时代的政体性质，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此时的希腊社会已走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早期文明阶段，正朝着成熟的国家形态大步迈进。所谓的“军事民主制”不过是早期国家的一种政治形式而已。（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汪连兴：《荷马时代·商周社会·早期国家形态》，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黄洋：《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可惜作者在书中未能吸收或介绍这种新观点。再次，个别史料的运用还需慎重斟酌。比如，作者提到，“公元前480年，雅典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94页）但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直到公元前457年，执政官才向第三等级开放。（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6.2）。而第四等级担任官职，大概要到公元前四世纪，即便是那时，任官的财产资格也未正式废除，只是人们忽略不计罢了。（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7.4）。另外，作者在行文中指出“改革必定会失败，寡头政治必定会衰亡”（54页），“在雅典由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的特殊时期，……要巩固民主制，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手段，即僭主政治”（74页）。诸如此类的绝对化语句在书中应尽量避免。以上仅是笔者的管窥之见，供杜平同志参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