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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66 【原刊页号】115～122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200702 【英文标题】 The Unification of Qin and Han Dynasty and the Roman Conquest 【作 者】易宁 【作者简介】易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易宁（1955—），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外古史和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反映了中西古代文明从小邦至地域性国家再至帝国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汉帝国在民族关系、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境内众多的民族和地区统一起来。罗马帝国则主要采用征服的手段进行统治。统一与征服表现出中西古代帝国内部结构上的重大区别。这一区别在秦汉与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就有充分的反映。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西历史文化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文明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鲜明的、颇具特色的统一性，而这一特点是古代西方文明所没有的。 【摘 要 题】专史研究 【英文摘要】 The establishment of Qin and Han Empire and Roman Empire reflects the trend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ancient culture move from small states to regional countries and then to empires, which is not decided by anyone's will. Qin and Han Empire take strong measures in 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ideological culture and unite numerous nations and districts. Roman Empire is mainly ruled by conquest. The unification and conquest show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ancient empires and western ancient empire. Such difference has fully been reflected i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Qin and Han Empire and Roman Empire. The deep- seated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rather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western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of old,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unity, but such characteristic does not exist in the western ancient culture. 【关 键 词】秦汉/罗马/统一/征服 Qin and Han Dynasty/Rome/unification/conquest 【责任编辑】王娟娟 【参考文献】 [1]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焦循．孟子正义[A].诸子集成[C].上海：上海书店，1986. [3]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by W. R. Paton[M].London: W. Heineman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2—1927. [4] 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张政烺，日知．云梦竹简[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8] D. P. SIMPSON.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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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6—0115—08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先后兴起的大帝国。与古代世界其他帝国相比较，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不仅表现出更为发达的特点，而且也更有代表性。有的学者指出，古代帝国就其形成基础而言，大体可分为两类：秦汉帝国是建立在统一基础之上的，而其他帝国与罗马帝国类似，都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之上的①。此说对于理解古代帝国的特点乃至古代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之异同，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拟就秦汉统一与罗马征服的问题作一些讨论。 一 秦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形成，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秦和罗马最初都是规模很小的邦国。秦在西周末年，才被册封为诸侯国。春秋时的秦国，颇受诸夏轻视，“诸夏宾之，比于戎翟”[1](P406)。秦的强大，是在战国时期。秦孝公在位时，任用商鞅变法，使国家的实力大为增强。史称：“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疆。”[1](P685) 秦兵强粮足后，即发动对东邻魏国的战争，迫使魏弃安邑而迁都大梁，尽夺魏之河西之地。此时的秦一跃而成为与山东六国并列的地域性大国。之后，秦之兵锋直指中原，以“连横”破六国之“合纵”，不断削弱六国的力量。秦王政继位后，承先辈之大业，全力投入翦灭六国的战争，最终统一了中国。可见，秦的发展经历了从小邦至地域性国家再至帝国的过程。罗马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罗马立国之初，只是一个位于台伯河畔的小邦，经常受到邻近的沃尔斯奇人、埃魁人和伊达拉里亚城市的侵扰。从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罗马对外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先后击败邻近的敌对部落和城市。之后，罗马向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扩张，征服萨莫奈人和他林敦等城市，控制了除波河流域之外的意大利全境，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强国。公元前264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战争，史称第一次布匿战争。自此，罗马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塞琉古等国为夺取地中海地区的控制权进行了长期、反复的争夺，最终取得成功，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可见，秦与罗马帝国建立的基础虽然不同，然而其形成还是有共同特点的。它们的形成反映了古代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经历了从小邦至地域性大国再至帝国的发展过程。除此之外，还有两点是值得重视的。 其一，秦汉与罗马的对外征战，都表现出相当残酷的特点。例如，秦昭襄王时，秦军与魏、韩联军大战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魏、韩联军惨遭失败，被斩首达二十四万人。秦、赵长平（今山西高平）之战，秦军坑杀赵之降卒四十余万人。秦军在战争中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史称：“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1](P2337) 诸如伊阙、长平之战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战死沙场之事，屡屡见载于史籍。孟子谈到战国时期的情况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2](P303) 孟子所说的情况，当然包括了秦之对外征战。秦亡后，楚汉相争，刘邦的军队多次被重创。彭城之战，项羽穷追汉军，汉军十余万人跳入睢水逃命，死伤者无数，以至睢水为之而不流。罗马的对外征战也是相当惨烈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和迦太基几乎都是倾其国力而战。仅在非洲战场上，罗马战死的将士就达十余万人。两国的海战，据一种估计，双方损失的五排桨战船都多达七百余艘。古希腊著名史学家波利比乌谈到此次战争时说：“这场战争没有间断地持续了24年。这是我所知道的历时最长，最少间断和最残酷的一场战争。”[3](I.63)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仅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之战，罗马就损失了五万余人。即使对一些小邦或部族的征战，同样也表现出残酷的特点。例如卡普亚被罗马占领，全城居民被卖为奴隶。罗马占领撒丁尼亚后，将八万余人卖为奴隶。通过残酷的武力征战，是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建立的共同途径。 其二，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反映了古代国家从小邦到帝国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秦汉与罗马帝国形成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即秦汉与罗马在这一历史趋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秦国的变法较之山东六国更为彻底，秦王善于审时度势，利用六国的矛盾而削弱之，这些无疑都是秦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不过，从战国之大势来看，六国之间的冲突并非都是秦所能左右的。六国多次“合纵”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相互争斗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例如，魏国命公孙衍为相，合山东五国伐秦。然而临战时仅魏韩赵三家出兵，从而导致了此次“合纵”的失败。公元前324年，山东六国之间爆发大战。魏惠王伐赵。赵、 韩相约攻魏。韩兵弱，很快被魏军所败，转而求齐。齐宣王采孙膑的建议：待韩、魏两者俱伤才出兵。这样不仅削弱了魏的力量，而且韩也因势衰必将附于齐。此类六国之间明争暗斗之事，屡屡见载于史籍。六国之间的矛盾有些确实是由秦挑起的。例如，张仪诈献“商於六百里地”，破坏齐楚联盟，立有大功。然而楚怀王发兵攻秦，则完全是泄私愤之举，而非秦所能左右的。秦亡汉兴也是如此。秦始皇统一后，患兵革不休，故堕坏名城，销毁兵器，打击豪强，以图维万世之安。然而这些措施恰恰促使了汉的兴起，“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佚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1](P760)。六国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却为秦的统一扫清了道路。这不是六国的目的，也非秦的意志所能左右。秦维万世之安的措施，却导致了自身的灭亡，为刘邦由布衣而登帝王之位提供了条件。这当然也不是秦的目的，更非刘邦的意志所能左右的。 罗马的征服也表现了同样的特点。作为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城邦，罗马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征服地中海世界的目的。它的对外征战，多由敌对国的活动而引起的。例如，引发第一次布匿战争的麦撒拉事件发生后，罗马元老院还在为是否出兵与迦太基作战而发生争论。第一次布匿战争后，面对迦太基统帅汉尼拨准备复仇的活动，罗马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直到萨贡特城被攻克，才向迦太基宣战。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马其顿与迦太基订立条约共同对抗罗马。如果两者真正联合起来，罗马很难与之抗衡。然而马其顿国王腓力没有为迦太基提供多少帮助，而是忙于扩充自己在希腊地区的势力范围。腓力的活动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曾答应罗马的要求保持中立，但又乘罗马无暇他顾之时，在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等地扩张地盘。罗马人对此极为愤怒，视之为“向罗马进攻的准备”[3](18.5)。安条克的活动，导致了叙利亚战争的爆发。 更有意思的是，罗马的盟友埃陀利亚同盟，曾全力支持罗马与马其顿的战争。其目的是欲借罗马之手把马其顿势力赶出希腊地区。然而战争结束后，罗马却把希腊地区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埃陀利亚同盟未捞到好处，故与罗马反目为仇，转而支持塞琉古，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惨败。迦太基、马其顿、塞琉古等国为谋求自身的利益与罗马争夺，却促使了罗马征服的成功。“罗马人正是通过别人的错误决定，发展并确立了自己的权力”[3](31.10)，罗马将地中海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当然不是迦太基等国的目的，也非罗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 总之，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都是通过残酷的武力征战而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建立，反映了古代文明从小邦至帝国的发展过程中蕴含了十分深刻的矛盾，即人们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断地明争暗斗，然而其行为却促使了历史的不断发展。换言之，历史的发展源于人们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之中，却又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 秦汉与罗马帝国的建立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然而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我们认为，是秦汉与罗马帝国的内部结构有重大的区别。这就是上面所谈到的，秦汉帝国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罗马帝国则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之上的。 在讨论秦汉帝国统一的问题时，首先应对“统一”之义作出分析。“统”，《说文解字》云：“纪也”。段玉裁注：“《淮南子·泰族训》曰：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女工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按此本义也。”“纪”，《说文》云：“别丝也。”段玉裁注：“别丝，各本作丝别。《棫朴》正义引，纪，别丝也。又云：纪者，别理丝缕，今依以正。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统与纪，义相互足也。”这就是说，“纪”是一根丝的头，找到丝头，这根丝就理好了。“统”是许多丝的头，把许多丝的头抓到一起，这一团丝也就理出头绪来了。可见，中文“统一”的意思是合多（多仍旧存在）为一，但不是简单地合多为一，而是从“头”或从“根”合多为一[4](P370—371)。秦汉帝国就是建立在这种合多为一基础之上的。 秦汉帝国境内有众多的民族，但不存在民族（或对不同地区人）歧视的问题，至少官方的认识是这样的。秦征服山东六国时，在所征服之地尽置郡县，将其直接纳入国家管理系统。这些地区与秦地在政治上没有区别。秦始皇令“黔首自食田”，境内的自由民皆称为“黔首”。入仕于秦王朝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山东六国人，也有少数民族。在汉代，西汉立国之君刘邦是东方的楚人。他的军队中既有关中人亦有汉中人。西汉实行“编户齐民”之策。《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这就是说，编户是将居民（除王侯贵族和奴隶）编入户籍。《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引如淳云：“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齐民”意为居民的身份是平等的。汉代为官者，没有楚人与其他地区居民的区别。“齐民”分布在不同的“爵”中。尽管为官者要有高爵，大多数“齐民”只能为民。但是，爵级在原则上对所有的齐民都是开放的。 秦汉帝国形成过程中，各民族的交融不断深入。秦对外征服时，往往将秦人迁入被征服地，或将被征服地居民迁入秦地。例如，公元前286年， 秦取魏所献之安邑，迁出原住居民，将秦民及被赦免之罪人迁入此地。公元前273年，秦置南阳郡，遣赦免奴隶居住。秦帝国建立后，这项政策的实施更为广泛。秦始皇开拓岭南，分置桂林、象、南海等郡，迁内地民入住。统一岭南地区后，迁“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又募15000未婚女子至岭南。之后，多次迁刑徒和内地民众至岭南屯田。汉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汉武帝发兵助东瓯人打击闽越人。之后，东越人请求举国迁徙中国，约有四万余人居于江、淮之间。公元前110年，汉再将东越居民迁徙于江、淮地。公元前112年，汉军攻入南越地，越人贵族多归汉，被封为列侯。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秦汉帝国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统一措施。面对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各异、“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统一后，即采李斯的建议，“书同文字”，以秦字为基础，废除与秦字相异的六国字。“（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5](P315) 秦代时，也渐流行一种笔画比小篆更为简便的隶书。在汉代，隶书成为了全国的通行字。文字的统一，对于文化的交流、政令的通达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加强思想上的控制，秦始皇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措施。不过，此项措施严重地摧残了思想文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汉武帝时，董仲舒向武帝提出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P2523)。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汉帝国的正宗思想，在汉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并且得到帝国臣民的普遍认同。 在政治经济方面，秦汉同样采取了统一的措施。秦在征服六国过程中，大力推行郡县制。《商君书·垦令》云：“百县置于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可见，秦县的管理体制是统一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有《南郡守腾文书》篇[7]。其内容表明，至少在战国末年，秦的中央、郡、县三级管辖体制已形成。秦帝国建立后，确立郡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在郡县制下，地方管理层次分明，县下有乡、里、什、伍组织。各级官员职责明确。中央的政令可以通达于全国各地。汉时，虽然郡县与分封并存，然而从汉武帝时代起，诸侯王在政治上的影响甚微。他们“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6](P395)。郡县制成为汉代主要的地方行政制度。秦汉的法律是统一的，史称：“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法律条文、解释法律的问答和治狱文书等。据这些竹简，可知秦代的法律内容比较细致，而且通行于全国。汉承秦制，汉代法律只是在具体内容上对秦法作了些改变，主要特点是一致的。在经济方面，秦汉帝国采取多项措施统一税制、币制和度量衡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