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言善辩的农民》是古代埃及保存下来的篇幅最长、内容最完整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献之一，它对研究古埃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献叙述的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农民胡恩因普用驴子驮着本地区的物产，去交换食物路上所发生的故事。在路上农民遇到了一个叫奈姆提·奈赫特的小官僚，他抢走了农民的驴子以及其他物产，还把农民毒打了一顿。迫于无奈，农民去京城向长官廉西申诉自己所受的冤屈。该故事通过农民之口谴责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发出了对社会正义的呼唤，深刻反映了古埃及社会当时存在的政治问题。 农民在向长官廉西进行申诉的过程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现实。 “法官们正在掠夺别人拥有的东西。左右舆论的人歪曲了正义。给予生命者却身衰力竭，颓然倒地。安泰平静者却使人气喘吁吁。调剂分配者难平自己的私欲。救济危难之人却是制造危难的祸首。……惩治邪恶者正在制造邪恶。” “粮堆的测量者短斤少两；为他人送粮者刮去他人的份额；按照法律进行指引者指挥抢劫。” “和平的制造者变成了邪恶的制造者。完美者正在制造苦难……欺骗者将人间的正义减损。”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种社会政治状况下以官吏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表现吧。 “（官吏们）强悍而有力”，他们的“手臂主动而积极”。他们的“心贪得而无厌”。“怜悯之心”与他们“失之交臂”。 “聆听者，却不履行听的职责。” “领袖本应该去惩处抢劫，然而却成了作恶的榜样。” “（官吏们）是鳄鱼之神的使者，超过了瘟疫之神沙哈麦特”。 “（他们是）苍鹰，靠捕食可怜的鸟儿生存繁衍；（他们）“是屠夫……在屠杀中失去了所有情感；（他们）“是捕食不得的鳄鱼”。 像廉西这样的人民心目中的好官（文献中讲，廉西惩处了“该地区所有的强盗”），也变成了“偷窃的主谋，抢劫的元凶”，“遭到了奸佞的愚弄”，从而“受到了正义的责问”。 文献中还反映了当时存在的贿赂行为。农民在第八次向长官廉西申诉过程中讲到“官吏们送你源源不断”。说到底，该文献此处是在暗指当时官场中的贿赂行为。另外，该文献中讲到农民胡恩因普把自己遭受抢劫之事向长官廉西述说完毕后，廉西“当着众官员的面，发布了惩罚奈姆提·奈赫特的命令。”但是，他的命令并没有得到官员们的响应。相反，众官员们却为奈姆提·奈赫特开脱说：“难道有理由惩罚奈姆提·奈赫特，只因为他抢走了别人的泡碱和食盐？”在众官员的一番话下，长官廉西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变得“缄默不语，既不对众官员们做出回答，也不对农民做出回答”。 通过这一情节，该文献反映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官吏们之间相互推委，已不再坚持真理，捍卫正义。总之，导致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法律遭到破坏，政令遭到践踏”；“善行遭到……损毁”；“应受惩罚的法官成了作恶的楷模”。 在当时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的不正常现象： “消除病患者自己染疴卧病，刚正不阿者变成了唯诺之徒。” “目明眼亮者变成了盲人，耳聪善听者变成了聋子。” “领导者（也变成了）误导者”。 《能言善辩的农民》这篇文献的断代问题比较复杂，该文献是中王国时代撰写的，内容却是以第一中间期为历史背景的一篇作品。因此，文献能反映的政治背景我们认为可以有两个，即第一中间期和中王国时代。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政治背景无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遗憾的是，在古埃及历史上，不论是第一中间期还是中王国时代，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史料都十分缺乏。不过倒是保留下来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例如，《聂非尔提预言》、《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一个人与其灵魂的辩论》、《卡凯培拉·塞奈布的苦诉》等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虽然是文学创作，但是它们往往以某些实际的事件或情况为依据，所以自然而然地具有不同程度的历史价值，换句话说，文学作品可以反映某些社会现实。 另外，《聂非尔提预言》、《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一个人与其灵魂的辩论》、《卡凯培拉·塞奈布的苦诉》，这些作品所创作的年代问题，目前尚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究竟创作于第一中间期，还是中王国时代，则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鉴于《能言善辩的农民》这篇文献所反映的年代的特殊性，即我们可以认为该文献反映的政治背景是两个具有很大相似性的背景，因此，笔者在此建议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模糊处理，即不探讨这些作品究竟属于什么年代，而只是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分析，从而为《能言善辩的农民》所反映的政治背景提供一些旁证。 《聂非尔提预言》这篇文献的重点是针对当时社会动乱的描述。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切好的东西都不见了。大地凋敝了，（好像）律法注定了让它这样：已做的事物遭到损害，现在的一切空虚让它空虚，无人理会，而那些从未做过的事，现在却做了。” “土地缩小了，（但是）他的行政人员却很多。土地荒凉不毛；（但）税却很重；只有很少的谷物，但量斗很大，而且量时总是满得上尖。” 文献中记录了当时古埃及社会官僚机构的臃肿，官员的增多，农民负担的加重等现象。同时，更说明了政府官员的营私舞弊，搜刮民财，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卡凯培拉·塞奈布的苦诉》（又译为《僧侣安虎对自己灵魂的谈话》）中讲到： “变化正在发生，不像去年那样，一年比一年更骚乱……遍地是悲伤”。 “我的痛苦是长期的和难以忍受的……所有的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欺诈之上，正当的谈话被抛弃。” 《一个人与其灵魂的辩论》并未直接描述社会的动乱，但从作者的悲观厌世的情绪来看，无疑是社会大动荡的反映。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社会动荡不安和人际关系的颠倒： “今天我能对谁诉说？没有公正的人，大地上留下了作恶的人。” 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古埃及农民的地位和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古埃及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农民是构成古埃及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埃及学家J. H.布雷斯特德(J. H. Breasted)在20世纪初期，根据中王国时代的契约归纳出古埃及社会的4个阶级，即世袭贵族（hoty-o）；官员（sr）；市民（njs）和农民（suty）。虽然布雷斯特德仅仅用契约文献来划分阶级关系是不全面的，至少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来看，没有揭示出社会中的真正的阶级关系及其社会地位，但是，无论如何，他却反映了农民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地位状况。虽然农民是构成古埃及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他们地位的低下，以及古埃及社会教育的垄断，因此，古代埃及保存下来的反映农民的生活状况的文献则几乎没有。这为我们研究古埃及农民状况带来了不便。在中王国时代保留下来的一篇《关于对各种职业的讽刺》文献中，作者为了教导儿子安心读书，竭力宣扬书吏的优越性，并对比了其他各种职业与书吏之间的差别，其中描述了当时的农民、手工业者等的生活状况，从而为我们了解古埃及社会中农民的地位和状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文献中这样讲到： “农民，他的帐单是永恒的（按：讲的是欠缴的税款）。他叫嚷着（或译为‘他的声音很高’，即表示不满）……他更劳累……他未受损伤，就像在狮子中间未受损伤那样，而疾病是感受到了……” 由此可见，在当时古埃及社会中，农民所处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生活状况也是比较恶劣的。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农民的名字在该文献中只出现了两次，而其他之处统统以“该农民”代替了。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反映了古埃及社会中农民地位的低下。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以胡恩因普为代表的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农民发出了对社会黑暗的控诉。从故事的内容来看，我们看到农民表面上是为自己失去了财产，向廉西申诉冤屈，请求归还财物。其实，农民控诉的却是整个官僚统治阶级，因为农民在向长官廉西的多次申诉中，农民不是就事论事，申述自己的财物遭受抢劫之事，相反，农民申述的是正义的丢失，真理遭受放逐等社会现象，以及为官者的职责等大道理。由此看来，我们认为农民控诉的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廉洁奉公，惩治贪污腐败，几乎是现代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的滋生是伴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而必然出现的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能言善辩的农民》这篇文献，我们发现距今3 000多年前的古埃及社会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