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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殖民化是1945年至1951年英国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后初期民族主义运动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工党政府采取了顺应非殖民化潮流的政策和立场。对于英属殖民地，工党政府的基本原则是在不放弃帝国的前提下，促进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稳住帝国的阵脚，同时从现实主义出发，对执意要独立的殖民地并不加以阻拦，工党的政策实际上打开了英国战后非殖民化的大门。 [关 键 词] 英国工党，艾德礼，非殖民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顺应时代潮流，启动了非殖民化进程。在执政期间，工党政府撤出了南亚次大陆和巴勒斯坦，在开发非洲的同时开始为殖民地的最后自治作准备。这说明“英国工党毕竟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它对于亚洲及非洲的革命倾向，比之位居反对派的保守党，要了解与同情得多”。[1]（pp.208~209）工党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开明态度，与它的殖民地理论有一定的联系。 一、工党的殖民地理论和政策主张 从根本上来说，工党对英国实行殖民帝国政策的态度，同英国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工人阶级实际上与资产阶级共享了在殖民地和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工党关于殖民地的理论，受到费边派很大的影响。费边派的重要成员肖伯纳在《费边主义与帝国》一书中，提出了他的殖民帝国理论。他说：第一，对问题的认识应当从对效能的要求出发。不论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还是对整个世界，都应该这样。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应该发挥其效能为全世界的利益服务。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顾他人的利益而任意使用自己的领土；第二，国际交通和通商是人类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一权利，需要有和平执行这个契约的政府。本国政府如做不到这一点，则外来的商业强国必须建立适应这种要求的新政府，来代替原来的政府；第三，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的价值在于其文化的性质，妨碍国际文化的国家，是必将灭亡的。显然，他宣传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否认落后国家的主权。到20世纪30年代，费边派另一个重要成员和工党的理论家拉斯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肖伯纳十分相似。他否认国家对外有主权，因而主张：一个民族坚持国家特权的历史是与维持和平所依赖的条件不相容的历史。要建立有效的国际秩序，必须控制关税、劳动标准、原料供应、落后区域的开发等事项，但要控制这些事项，必须废止现有的种种用国家主权作保障的既得利益。[2]（pp.103~104） 但是应当承认，工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态度与保守党相比还是有所区别的。英国费边主义者赖塔·兴登指出：20世纪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抗议海外毫无援助的黑种人、棕种人和黄种人遭受的悲惨遭遇。他们明确自己的责任不是摆脱帝国所应该负担的职责，而是改革这个帝国，使其适合于崇高的目标。“托管制”的思想是许多人的强烈要求，是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好的，它已经由英国光荣地实现了。[2](p.187)兴登的用意当然是美化英国工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但也不能否认工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还是有进步一面的。 1918年6月，工党在《工党与新社会制度》的声明中，主张对附属国、附属种族和殖民地不实行强力统治，而倡导殖民地人民最大限度地参与政治和经济事务。[3]（p.310）工党1919年的纲领《劳动与新的社会秩序》，反映出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一种奇特的矛盾情感。纲领中有关帝国主义部分这样说：“即使我们抛弃要求统治其他种族或将我们的意愿强加于英帝国其他部分的帝国主义，与此相应，也不能将我们对海外同胞——公民应负的特别义务、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公认责任、未成熟种族对我们的道义上的要求以及我们身为其一部分的世界应有的职责……置于不顾，而接受任何自私和保守的‘不干涉主义’的想法”。为什么抛弃帝国主义，就不能接受“不干涉主义”？赖塔·兴登在其论文《社会主义与殖民世界》中解释说：“反对帝国主义？是的。但是，接受不干涉主义？不是。我们必须干涉，但它必须是为了他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是受托管者，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唯一的困难就是确切地了解在何处一种作用结束而另一种作用开始，或者要使殖民地人民相信这两者是有实质的区别的”。[2](pp.188~189) 20世纪30年代，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他的著作中阐明了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艾德礼谴责了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意味着掠夺和剥削。“对工党来说，帝国主义当然是被诅咒的东西。工党不主张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正如不主张人剥削人一样。”“‘白人的负担’和英国人负有开化使命的理论只是一种借口，用来掩饰帝国主义掠夺的本性”。[4]（p.43）艾德礼坦言：“工党在英国，象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所面临的任务比那些没有或只有少数海外领土的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所要处理的任务要复杂得多。一方面虽然它在国内是工人和资本家斗争的捍卫者，但是就它和世界上不发达民族的关系方面来说，它又是集体剥削他们的统治民族的一部分”。[5]（p.126）但他又指出，把大英帝国仅仅看成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或者简单地认为它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殖民地的自决权和附属民族的权利，这种看法是不可取的。“工党认为，英国作为英联邦的领导国家，由于它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负有重大的责任”。[4](p.48)英联邦内各个组成部分存在各种形式的互助与合作，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破坏这些联系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工党不主张用武力保有愿意脱离英联邦的自治领，但是它会尽一切可能使自治领留在英联邦内。“工党愿意在英联邦内扩大自治的范围。工党宣布赞成印度的民族自决，并相信可以通过在平等条件下结成一个伟大的联邦的办法来填平东西方之间以及白色和棕色种族之间的鸿沟”。[4](p.44) 艾德礼指出，殖民地是历史上形成的，英国不可能轻易地放弃。英国要为殖民地人民的福利负责，这就需要消除欧洲文化与殖民地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不论获致大英殖民帝国的历史是怎样，事实依然是大不列颠要对千百万有色人民的福利负责。它不可能很轻易地放弃统制，因为欧洲文化的冲击力已在所有土人的社团中发生了影响，一般来说带有破坏土人社会机构的后果。使这些社团适应西方的观念，同时保存它们文明中原有的一切精华的这一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我们若想证明英国保留这些领地是正当的，就不可避免地必须克服这些困难”。 工党拟定了一些代替帝国主义的原则，即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殖民地以自治权。“有一些殖民地已经成熟到一种能够接受比目前所有的更大的自治权的程度。工党政府总是宁愿犯过早赋予而不愿犯过晚赋予自治权的错误”。[5](p.132)有些殖民地对自治还没有准备，工党认为在这些地方英国政府应该成为代管者。为了有效地实行代管原则，英国应当接受委任统治的原则。[5](p.133) 艾德礼强调，印度问题比较复杂，应该由印度人自己解决。他说：“工党从来充分承认印度民族有管理自己的权利，但它也认识到，关于在一个有多种不同语言、种族和信仰的民族的大陆上发展自治制度所牵涉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英国的长期统治已造成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某些特殊部分的印度人民已经获到了很多权利。英国放弃统制而不关心这些权利是否会得到人们的尊重，是不对的”。[5](p.135)只有印度人民自己才能救自己，当然他们得到自救的机会越早越好。[5](p.13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坚决捍卫英帝国利益，反对非殖民化，为此确立了英国的战时帝国政策原则：首先，英国在战场和外交两条战线上坚决维护英帝国的完整和利益，不容敌人侵占和肢解帝国的版图，不容外人干预帝国内部事务，尤其反对美国的非殖民化要求。其次，英国以经济援助的方式加强与殖民地的联系，同时对殖民地发出允许自治的信号，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确保帝国内部在战时的稳定。总之，战时英国政府仍坚持帝国是未来的立国之本和战略核心。而工党领导人艾德礼则赞成《大西洋宪章》中的民族自决原则，这与丘吉尔在英属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41年9月9日，丘吉尔发表了一项正式宣言，对大西洋宪章的实施范围作了这样的解释：“在大西洋会议中，我们所考虑到的，主要是现在在纳粹桎梏下的欧洲国家与民族如何恢复主权、自治以及国民的生活”。[6](p.79)艾德礼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认为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应当适用于全人类。1941年8月15日，艾德礼在伦敦对一些西非黑人学生讲话时强调，《大西洋宪章》中规定的“努力使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的国家重新恢复主权和自治”的权力不应当只属于白人。[7]（p.431）后来，当罗斯福总统指出宪章中所谓的主权被剥夺的民族包括欧洲帝国的臣民，而不是丘吉尔所说的仅仅是欧洲受希特勒危害的民族时，艾德礼表示赞同美国的观点。[8]（pp.6~7） 1940年，工党的思想库费边社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殖民地问题的机构——费边殖民局。它认为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英国的附属帝国问题。要解放这些附属国，使它们过渡为自治国家。殖民局建议，把经验丰富、有知识的社会主义者集中起来，召开会议，组织讨论，建立各种调查委员会，用这些方法达到上述目的。[9]（p.291）尽管殖民局的成员在殖民地独立的方式方法和时间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所有的人都确信，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应告终结，被奴役的人民应当得到自由。[9](p.295) 1945年欧洲战场结束后不久，英国举行大选。关于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问题，工党在其竞选纲领《让我们面向未来》中说：“工党将努力增进不列颠共和国各自治领的相互了解和亲密合作，促进印度的完全自治，促进我们的殖民地附属国有计划的进步”。[10]（p.59） 二、战后非殖民化过程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殖民地人民的觉醒，都使得英国难以支撑庞大的殖民体系。另外，二次大战使英国民众对殖民地的态度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全民战争使英国“选民要求社会进步而不是帝国主义姿态”。[11]（p.86）据一份调查显示，战后英国民众对殖民帝国不但不了解，而且表现出较少的兴趣。在1948年，有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自治领与殖民地的区别，有一半的人说不出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名字。[12](p.311)在外部环境上，战后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反殖民主义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强。“1941年后苏联和美国承担了不断增加的战争责任，而这两个国家对英国帝国主义都不特别友好。苏联政府不喜欢帝国主义是由于理论信仰，美国人是出于习惯。……这意味着苏美都不会把维持大英帝国当作自己的责任”。[11](p.86)其中，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是英国走上非殖民化道路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英国可以不理会苏联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因为它的动机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普遍认为与苏联的结盟是策略性的。但是，美国对英帝国的恶意就不同了，对英国来说，与美国的联盟是至关重要的”。[12](p.308) 因此工党上台后，开始了非殖民化的进程。工党政府曾经考虑过撤出中东的问题。1945年，艾德礼首相建议英国军队撤出中东，向南移至非洲的拉各斯到肯尼亚一线，把大部分军队留在肯尼亚。英军总参谋长坚决反对艾德礼的计划，并以辞职相要挟。外交大臣贝文由于担心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因而支持总参谋长的意见，最后军界的意见占了上风。[13](pp.47~48) 战后埃及反对英军继续驻留，双方为此发生了冲突。1946年初，工党政府准备修改1936年的英埃条约并派航空大臣前往开罗，宣布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将全部驻军从埃及领土撤退。在议会就这个问题辩论的时候，保守党对此十分不满。丘吉尔要求议会延长开会的时间，“来讨论决定大英帝国命运的重要事件”。[14]（p.169）艾德礼解释说：撤军的决定是为了避免埃及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减少埃及人民的猜忌。“还能说有猜忌吗？”丘吉尔吼叫道：“埃及政府真是忘恩负义，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英国的军队保障了它的安全，使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土地依然完整。英国为了这个任务支付了四万万英镑的战费和巨额的维持费用。对埃及政府来上说，除了感恩之外，怎么还能猜忌？”[14]（p.169）面对丘吉尔的质问，工党政府的大臣莫里森反驳说：丘吉尔先生忘记了，现在是1946年的埃及，而不是1936年更不是1929年的埃及，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尽管在丘吉尔先生看来世界的经常改变是讨厌的事情，但正因为世界在变，才使我们有采取新政策的必要。假如我们拒绝撤军，将要发生怎样的后果呢？骚动必然继之而起，英国军队和侨民自然要受到攻击，这就必须再派军队去保护他们的安全，结果就会使英国走上武力征服埃及的道路。[14](p.170)贝文在发言中说，为什么我们要修改1936年的英埃条约呢？唯一的原因是由于苏伊士运河地区的驻军。当初签定条约的时候，埃及面临意大利侵略的威胁，自然求助于英国而允许英军进驻。当战争的危险过去之后，英埃双方自然应该对条约重新加以考虑。现在，联合国组织日趋发展，许多国家都希望通过联合国进入一个集体安全的时代，都相信自己国家的安全依靠联合国胜过依靠某个国家单独的支持。“我曾经注意过，现代如果再因国际纠纷而继续驻军于其他国家的领土上，是非常不荣誉的事情。这已经变成一种潮流，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好现象”。他最后说：我们在伊斯兰世界的威望多年来始终存在，如果撤军会增加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决定给他们以信任。只要暴乱能提前结束，阿拉伯民族愿意与我们友善，我就选择友善。[14](pp.172~173) 由于埃及要求英国也必须撤出苏丹，1946年双方修改条约的谈判没有结果。 工党政府在印度问题上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现实态度。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种种原因，造成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印度“统而不分”和“分而独立”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由此而发生的教派间的流血冲突日趋激烈，最后导致英国抛出“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巴分治，从而打破了印度的政治僵局。虽然工党对印政策与其前任历届政府的政策没有本质区别，但战后工党的上台，确实加速了印度独立的进程。当印度独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的时候，工党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在历史的紧急关头，决然从印度迅速脱身，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英国的利益。后来的事实证明，印度独立之后，英国对印贸易和投资比殖民地时期有更大的发展。[15]（p.625）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工党政府力图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体面的妥协，以保持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外交大臣贝文曾分别同双方领导人磋商，但是双方都不愿妥协，这使贝文大失所望。1947年9月，英国宣布了从巴勒斯坦撤出的决定。英国反对联合国的分治计划，始终主张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视同仁。贝文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实质性问题：既然犹太人拒绝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中的少数民族，那么，为什么要让阿拉伯人成为一个犹太国中的少数民族呢？[13](p.44) 1946年底，艾德礼宣布缅甸将以最快最适宜的步伐获得完全自治。1947年底，英国国王批准了缅甸独立的法案。同年，英国议会又通过议案，给予锡兰（斯里兰卡）在一切事务上以充分和无限制的立法权。[16]（p.263）在议会辩论缅甸独立法案时，丘吉尔沮丧地说：在我们祖父的时代，人们都想早些起身，一睹帝国领土扩大的官方报道；现在却相反，早晨起晚了会在梦里溜走帝国失地的消息。[17](p.474) 对于非洲殖民地，工党政府非殖民化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创造实行自治的条件，因此强调开发资源和改革地方政府制度。1946年，英国殖民大臣乔治·霍尔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的政策是开发殖民地及其一切资源，以便使其人民迅速和大幅度地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在有实际可能时尽早实现责任制自治……英王政府将尽其所能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显然，霍尔强调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政策重点又被他的继任者所重复。1949年，克里奇·琼斯在议会谈到非洲殖民地问题时说：“我认为我们只有在扩大了社会设施后才能加速政治发展”。[18](p.349)在开发殖民地资源方面，工党政府确实做了一些事。工党政府在1940年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的基础上，决定在1945年到1955年之间增加拨款1.2亿英镑，1950年又将拨款增加到1.4亿英镑。1948年通过一项法令，决定成立两个国有公司—殖民地发展公司和海外食品公司。[13]（pp48~49）这两家公司分别拥有向政府借贷5500万英镑和1.2亿英镑的权利。海外食品公司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管庞大的坦葛尼喀花生种植计划：在孔多亚地区开发300万公顷荒地种植花生，并为此建筑了铁路、港口等设施，这家公司还在冈比亚负责家禽养殖计划。殖民地发展公司的活动范围更广，包括提供福利和商业贷款等等。[18](p.350)英国还为非洲殖民地制定了十年发展计划，发展农业、工业、交通、教育等事业，并为它们提供了部分资金。 对殖民地的援助与开发，着眼点当然是振兴英国经济。战后初期，英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引起了美元荒以及缺乏食品和原料。所以，它迫切希望开发和利用殖民地资源，而当时政治上相对稳定的非洲自然成了重点。结果，英国依靠殖民地初级产品的出口缓解了美元荒，金融状况得到了改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工党的帝国，本来也是用来维持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机构。随着这个强国实际上的衰落，殖民地日益显出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所以帝国不会成为只是为殖民地人民利益着想的慈善机构。相反，政府政策的重点放在了动员帝国的经济资源上——特别是在原材料方面如北罗德西亚的铜、西非的食品和植物油等等，用来帮助艰难挣扎的英国经济”。[11](p.92)但是也应当看到，工党政府的开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殖民地的商品生产和社会设施的完善。 1947年2月，英国殖民大臣在给非洲殖民总督的一份通报中宣布了一项新政策，表示要将殖民地的土著当局改造成“有效率的民主的地方政府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把许多分散而效率不高的土著行政单位合并为较大的行政单位，通过选举产生村、地区、县以至省的地方政府，逐步取代原来的土著当局；同时通过选举吸收知识分子、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农民参加地方政府，“给予他们更大的发言权”。[18](pp.351~352)英国政府进行这项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提高行政效率，因为许多代表土著当局的酋长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管理地方经济发展项目和社会设施，英国需要有一批受过学校教育的非洲人协助它贯彻这方面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英国指望通过满足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要求的办法，将他们变为殖民政府新的合作者。工党政府还希望新的地方政府能成为所谓“民主的训练场”，将来逐步由在地方政府中受过训练、政治上能与英国人合作的非洲人进入立法会议和中央政府，实现殖民地的自治。 总之，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在殖民地问题上表现出了清算帝国的勇气。[17]（p.509） 尽管英国这样做被动多于主动，但也反映出工党政府的务实精神和开明态度。著名记者布赖恩·拉平评论说：“有人认为，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政，其帝国主义政策都没有两样，这种看法不对。工党对殖民地增长中的民族主义比起保守党反应总是更富同情心且更迅速”。[8](p.6)英国学者丹尼斯·贾德和彼得·斯林也指出：“整体来讲，工党无论如何都不是由献身于反帝国主义的人组成的，但工党内部自然也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成分。在这方面，帝国的新主人（指工党—引者）明显地不同于他们的前任，尽管战时两党在殖民地发展方面趋向合作”。[11](pp.86~87)对于工党政府在战后初期非殖民化过程中的表现，当然不能估计过高，但与保守党相比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对此我们应当给予适当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刘建飞.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5. [2]陈其人.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3]各国社会党重要文件汇编[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4][英]艾德礼.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5][英]艾德礼.工党的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6][英]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 [7][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M].第二卷上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英]布赖恩·拉平.帝国斜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9][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Iain Dale,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1900-1997[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 [11]Denis Judd and Peter Slinn,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Commonwealth,1902-1980[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2. [12]Bernard Porter,“The Lion’s Share”：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1850-1983[M].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1984. [13][英]阿伦·斯克德等.战后英国政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14][英]霍尔.工党一年[M].上海：生活书店，1947. [15]培伦主编.印度通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16][英]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M].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7]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C].第三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18]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