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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提修斯为例作些说明。在《伊利亚特》中，提修斯只有一处提及，在那里，他犹如一个天神的形象(21)。在《奥德赛》中，也只有两处提及，说他是神明的儿子(22)。《荷马史诗》，就现存的相关资料而言，无疑是最早的，但关于提修斯的行迹，只有如此有限的记载。早期抒情诗和古风艺术基本保持了《荷马史诗》中提修斯的原貌。其中保留下来的最早的作品系由科林斯人而不是雅典人于公元前7世纪所作。但至公元前6世纪最后15年，提修斯突然出现在阿提卡的瓶画中，这时的形象较前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在约作于公元前500年的雅典设立在特尔斐的金库的排档间饰(metopes)中，提修斯的地位更进一步提升，其功绩已与赫拉克勒斯相埒。更重要的是，这时已经看不到《荷马史诗》所记诱拐妇女的丑行，相反，变成了一个躬行善事、造福人类的善人或救星。格拉夫认为，提修斯铲除盗匪的事迹很可能来自一部名为《提塞德》(Theseid)的史诗。该史诗作于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15年，创作的目的在于将提修斯塑造为雅典的英雄(23)。史诗的创作是否经过了庇西特拉图或克利斯提尼的提议尚有争论，但创作者出于某种政治原因而在提修斯神话经历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构思情节、累加内容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代表了当时雅典人的某种心理，这种心理一经影响或制约神话创作，便形成“神话批评”(Myth criticism)。正是这种神话批评，决定着神话的面貌、人物的命运、形象的塑造，甚至人物的定性，如正面的，反面的，还是中间的等。也就是说，这种神话批评造成了提修斯事迹的叠加。 后来，提修斯的事迹逐渐合理化、理性化。有学者认为，将提修斯的事迹合理化很可能始于《提塞德》。史诗说阿提卡的居民原来散居乡间，后在提修斯的领导下联合为以雅典城为中心的雅典城邦。经此合理化，提修斯便成了阿提卡的统一者和雅典国家的建立者。而后世也就都认为统一阿提卡是提修斯的伟大功绩(24)。在这里，可以看到提修斯形象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即由一个乡间英雄转变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政治家。而这种变化的发生很像前引顾颉刚先生所说“经过了一番历史的安排”，也似乎遵循着塔帕尔所谓“一种显出经过周密思考的模式”。后世的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虽曾大量涉及雅典史事，却未提及提修斯改革。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谈到了提修斯创立政治中心的改革(25)。在这位以分析、批判史料见长的历史学家的笔下，涉及提修斯的文字虽仅寥寥数语，却一改他在《荷马史诗》中的脸谱，使他走下神坛，变为凡人。只是，这一凡人是一位建有丰功伟绩的杰出的国王。 对于雅典人来说，提修斯不是一般的英雄，是他们早期的国王。既然是国王，身上便容不得任何污点。所以，前述提修斯的丑行每每使后世的希腊人特别是4世纪的作家感到烦恼和不快。为了塑造一位理想的英雄国王，这些阿提卡早期史的作者不惜对早在古风时代就已经十分流行的提修斯与米诺陶斗争的故事进行重大改动，按照他们的尺度将那个怪兽脱胎换骨，说他是被提修斯在海战和单斗中击败或征服的米诺斯的官员陶鲁斯。而经过故事的合理化，提修斯的形象便进一步理想、历史化了。另外，王政时代末期，雅典曾发生将居民划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的改革，但此举由谁倡导，未见记载。而“阿提卡史家”也将之一并记在了提修斯身上。由此，“凡人”提修斯的事迹又陡然“放大”了。格拉夫甚至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在某些方面即因袭了“阿提卡史家”的说法，而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对此还仅仅是因袭而不是夸大，那么，他的学生塞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在这一点上较那些阿提卡史家走得更远，甚至将陶片放逐和陶片选举法这些后世民主政治改革的重大举措的贯彻实施都视为提修斯的功绩。可以肯定，这些细节并非每条都是传统故事构成的材料，但无可置疑，提修斯作为阿提卡国王的观念构成了它的起点，而后来的添加都是建立在这一起点之上的(26)。 如果说，在《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雅典政制》等权威文献中，关于提修斯的行迹只有寥寥数语的记载，那么在同样居于权威地位的罗马作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提修斯的传记则形成了一篇洋洋万言的长文。而且重要的尚不在此，而在于自修昔底德使提修斯走下神坛后，普鲁塔克又使他走上了神坛，并经此矫正，产生了反弹效应，提修斯的形象更加高大、魁伟、神奇。在普鲁塔克笔下，提修斯属神之一族，他的父亲是神话传说中的雅典国王。他的一生充满了奇遇：历险米诺斯迷宫，斗杀米诺陶怪兽，劫掠美女(海伦)，结交神灵(赫拉克勒斯)……(27)。《提修斯传》虽也采摘历史资料，却也累积了不少神话，致使主人公的形象与其说像人，不如说像神。而如将《荷马史诗》中的提修斯或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提修斯与《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提修斯相比，我们所看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由此，再论及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中的黄帝、神农、尧、舜、禹等，他们同样在“与神话一样古老”的“神话批评”(28) 的制约下，由人而神，由神而人，不停地变幻着脸谱。这些神话中的人物，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史上，特别是在现当代文化界，已被反复论及，因而无须置喙。但将他们置于世界文化史的背景下或一定的参照系中予以比照，却是必要的。正是这种比照，使我们认识到双方经历了基本相同的演变。而既然两者的演变基本相同，“层累”理论是不是揭示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古史、神话研究的一定的规律呢？ 像提修斯这样“越放越大”的形象在古希腊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中还可举出许多。而且不仅在古代希腊，在古代罗马、西亚、南亚等，都不乏成例。 三 第三点的意思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说，上古各代历史由于史料存留有限，难以确知；但是关于这些朝代的神话传说，材料却十分丰富。大体说来，从续接这个朝代的下一个朝代开始，后世各代都有关于这个朝代的传说。这样，虽不能确知这个朝代的历史，却可以了解续接这个朝代的下一个朝代关于它的传说，即了解关于这个朝代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所以，即使无法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人们观念上的东周史；即使无法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人们观念上的夏商史。这里所谓观念上的历史，即神话传说中的历史，也即那个时代人们所认识的历史。 在我们看来，这种观念上的历史必然包含一定的信史。因为既然可以知道东周时的商史，为什么就不可以知道晚商时的中商史？甚至中商时的早商史？而一般来说，越是靠近所考察的时代，传说内容就包含越多的信史。无论传承方式多么低下，文字功能如何有限，谁都不能否认这种传说包含信史的必然性。因为由历史转变为神话、产生出神话须以时间的推移作为必要条件。时间越长越久，神话“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神话“化”的程度就越低，而历史的纯度越高。这样，通过这个续接的时代，可以了解关于它的前代“在传说中的最早的情况”；另外，由于续接时代的传说关于前代历史的含量相比其它时代一般要高些，对此进行研究可以获得关于这个时代的最接近真确的情况。在这里，顾先生通过对“原始状”与“传说状”的剥离，实际上指明了后世可以利用的史料的最低限度(29)。这一限度的史料是指由前代遗存并为后代所用即进入了传说渠道的史料。但是，顾先生没有说明他所指出的是人们在一定范围或一定限度内的史料的利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一些新的资料可能陆续被发现或挖掘出土，虽然新发现或发掘的史料也不排除伪造的可能。尽管如此，对于后世混杂着大量伪史的上记叙史学研究来说，其意义仍然是重大的。 在这里，顾先生论述的对象是连续的、没有中断的中国记叙史学。“连续而没有中断”是了解某一时代历史最早传说情况的重要条件，也是“层累”理论赖以建立的重要依据。以这一条件衡量，上述地区中只有西亚古史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这里，苏美尔城邦、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国、赫梯帝国、亚述帝国等形成了这一地区更替演化的历史序列。在这一历史序列中，从依次相续的国家或时代中可以获得有关前一国家或时代的最早传说。从阿卡德王国记叙史学中可以获得关于苏美尔历史的最早传说；从亚述帝国记叙史学中可以获得关于古巴比伦王国历史的最早传说。例如，已经流传数千年之久的洪水故事，首先作为真实的历史发生在苏美尔历史上的某一时代。而史诗《洪水》的形成则肯定在它所叙述的那次或那几次洪灾之后。了解这些洪灾的具体的、真实的情况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几乎没有纯粹的历史记载流传于今。而流传下来的只有《洪水》这样的经过艺术加工的神话传说。正是通过史诗《洪水》，我们才可以了解到有关此前洪灾爆发的最早传说。如前所述，这一史诗在阿卡德时代收入了《吉尔加美什史诗》。但阿卡德时代的《洪水》已不是最早的传说，在《洪水》形成后至《吉尔加美什史诗》形成前的这段时间内，有关洪水的传说很可能又有增累。所以收入《吉尔加美什史诗》的《洪水》就史料或史学价值而言，一般地说，不如《洪水》史诗的原作。但以国家作为传说的基本单位，阿卡德王国无疑是最早的。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国时代的《洪水》较阿卡德时代一般又有增累，因而阿卡德时代《洪水》的史料或史学价值一般来说要高些。 另一方面，强调了初始传说的重要性。初始传说构成了后世增累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参照。在这一基础上或参照下，一切不见于基础或参照中的内容都视为新增。譬如对于东周史，战国时代的传说便构成了必要的基础和参照。在这个基础和参照里，无疑已经包含着非历史的成分。但这种传说尚不能形成层累。于是再考查秦汉时代的传说。在确定了秦汉传说的内容后便可知悉哪些内容为新增，这些新增的内容又为魏晋时代的传说奠定了基础或提供了参照。沿此逐代考查，便有了隋唐、宋元、明清各朝的传说。而“层累”的景象和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清晰可辨了。 南亚和欧洲文明却不同，它们在发展中都遭到了毁灭，从而造成了文明传承的中断，呈现出与中国古史迥异的特点。虽不能完全否定它们对后世的传承意义，但这种传承肯定没有中国那样直接和完全。尽管如此，从有关文献中仍能够了解到传说中最早的情况。从迈锡尼传说中可以了解克里特的一些情况；从《荷马史诗》中可以了解克里特、迈锡尼的一些情况；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可以了解荷马时代的一些情况。同理，从相关著述中可以了解提修斯等传说人物的一些最早事迹。 以上考察分析表明，西欧、西亚、南亚的上古记叙史学的形成演进具有显著的“层累”特征。这就不仅在更大的范围内，而且在世界上古文明的主要区域进一步证明了顾先生的理论。而且，晚近学术动态显示，国外一些对上古神话史学和宗教史学的研究成果如西方的“神话批评”(Myth criticism)(30)、日本的“加上原则”(31) 等，也表达了与“层累”理论大体相同的理路，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顾先生的理论。由此可以认为，层累理论不仅适用于中国上古记叙史学，而且适用于这些地区的上古记叙史学，甚至适用于更大的范围，因而是对上古记叙史学形成轨迹的一种描述和演进规律的一种揭示。这样看来，“层累”理论的意义和地位确应重新估价。 注释： ①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②I. E. S. 爱德华兹等：《剑桥古代史》(I. E. S. Edwards, etc. ,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1卷第2册，剑桥1985年版，第106—109页。 ③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④保尔·卡里奇：《希腊人，一幅自己和他人的画像》(Paul Cartledge, The Greeks,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牛津1993年版，第29页。 ⑤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7页。 ⑥塔帕尔：《印度古代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9页。 ⑦塔帕尔：《印度古代文明》，第17页。 ⑧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⑨希罗多德：《历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7—248页；卡里奇：《希腊人，一幅自己和他人的画像》，第29页。 ⑩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I. E. S. 爱德华兹等：《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2册，第110、111页。 (12)I. E. S. 爱德华兹等：《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2册，第108—109、243—244页。 (13)孙用译：《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前言。 (14)卢维尔·埃德蒙德：《走近希腊神话》(Lowell Edmunds, Approaches to Greek Myth)，巴尔的摩1990年版，第111页。 (15)卢维尔·埃德蒙德：《走近希腊神话》，第113—114页。 (16)F. 哈尔陶格：《历史的发明：从荷马到希罗多德，一种观念的前史》(F. Hartog, The Invention of History: The Pre-history of a Concept from Homer to Herodotus)，《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39卷，2000年。 (17)F. 哈尔陶格：《历史的发明：从荷马到希罗多德，一种观念的前史》，《历史与理论》第39卷，2000年。 (18)王敦书、王以欣：《古希腊人的“神话—古史观”和神话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19)卡里奇：《希腊人，一幅自己和他人的画像》，第21—22页。 (20)F. 格拉夫：《希腊神话：导论》(F. Grof, Greek Mythology: An Introduction)，伦敦1993年版，第122页。 (21)《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22)《奥德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245页。 (23)F. 格拉夫：《希腊神话：导论》，第138页。 (24)F. 格拉夫：《希腊神话：导论》，第138页。 (2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7—118页。 (26)F. 格拉夫：《希腊神话：导论》，第140页。 (27)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忒修斯传》。 (28)埃德蒙德：《走近希腊神话》，第93—105页。 (29)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 (30)卡罗·里兰迪：《神话与历史》(Carlo Brillante, Myth and History)，卢维尔·埃德蒙德：《走近希腊神话》，第280页。 (31)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8—2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