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要】亚述学是一门通过楔形文字文献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它诞生于19世纪中期，在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接触和介绍亚述学。新中国成立后，亚述学并没有在中国立即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亚述学初步创建，并且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世纪伊始，中国的亚述学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被赋予发展的机遇。
【关键词】亚述学 中国 楔形文字
古代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近3000年的时间里，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然而，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世纪，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了。尽管希腊古典作家的作品和《旧约》都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但其资料多来源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且文学虚构多于历史真实，因此很难视为信史。在19世纪初，从中世纪开始的欧洲旅行家探索东方的零星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大规模有组织的西亚考古活动，大量楔形文字泥板被发掘出土，西欧学者纷纷尝试释读楔形文字，至1857年楔形文字释读者的成果始得社会承认。 在楔形文字的发掘和释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门通过楔形文字文献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亚述学（Assyriology）。从此以后，世界各国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 早在明末清初，零星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知识已传入中国，但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亚述学才得以初步创建，并且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回顾我国亚述学发展的历程，总结我国亚述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而且会促使我们进一步加强亚述学的建设，发展我国的亚述学。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
从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中叶，西方耶稣会派遣了传教士到中国，虽然他们的宗旨是传播天主教教义，宣扬天主教精神，但同时却把西方文化带进了中国，其中就有一些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623年，艾儒略用中文撰写《职方外纪》一书，其中在第六卷言及波斯（百尔西亚）时提到了两河流域巴比伦地区的历史，讲到了八别塔的传说和空中花园：“人类聚居，言语惟一。自洪水之后，机智渐生，人心好异，即其地创一高台，欲上穷天际。天主憎其长傲，遂乱诸人之语音为七十二种，各因其语散阙五方。至今其址尚在，名罢百尔，译言乱也，谓乱天下之言也。百尔西亚之初，为罢鼻落你亚，幅员甚广，都城百二十门，乘马疾驰，一日未能周也。国中有一园囿，造于空际，下以石柱擎之，上承土石，凡楼台池沼草木鸟兽之属，无不毕具，大复逾于一邑，天下七奇，此其一也。” 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著《坤舆图说》一书，其中提到了巴比伦城和空中花园的建造过程与形制：“亚细亚洲巴比鸾城，瑟弥辣米德王后创造。京都城池形势矩方，每方长五十里，周围计二百里，城门通共一百，皆净铜作成，城高十九丈阔，厚四丈八尺，用美石砌成，城楼上有园囿树木景致，接山水涌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万。” 19世纪初期传教士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甚至发表过《亚书耳巴比伦两国志略》这样的专业性比较强的介绍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文章。
遗憾的是这些记述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明清士大夫把这些海外知识“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 ，根本不予接受。这种对世界史地知识的怀疑和排斥，体现了封建士大夫的顽固性和排他性，阻碍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使耶稣会士引介的古代两河流域史地知识难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对此，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曾不无遗憾地写道：“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南怀仁所著之坤舆图说，皆足以启发当时中国人使知世界大势，然中国人则等闲视之，不精求也。”
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搜集西方传教士用中文写的书籍，访问来华的西方人士，研究西方文化，其中一些著作就涉及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例如，1843年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中提到了巴比伦； 1848年，徐继畲编著的《瀛寰志略》中简单记载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指出，早在虞舜六载，有个叫凝唓的就在两河流域立国，叫做巴庇伦，“是为西土第一国”，美索不达米亚的诺亚则“为泰西诸国之始祖”。 可见，他是把古巴比伦作为域外文明最早的源头加以记载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西方国家交往。清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节和其他旅欧人士接触到了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一手的材料，在其游记中多有记述。光绪二年（1876年），江宁人李圭在参观了费城万国博物馆会后，赴英国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之为“树叶书，若钟鼎文。” 光绪二年—光绪四年（1876-1879年），清政府官员郭嵩焘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后兼使法国，为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在处理外交公务之余，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并与该博物馆的东方学学者贝尔治讨论楔形文字的特点及其释读过程。 在回国途中，郭嵩焘读英国人高丕第著的《古国鉴略》，作了八大文明古国历史的笔记，其中就有巴比伦和亚述两国历史沿革的概述。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被迫流亡海外，在此期间中，康梁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梁启超旅居芝加哥时，曾思索西方文明的渊源，认识到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希腊罗马文化的源头。 康有为在罗马参观了尼顺那博物院时，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物，认识到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是继埃及文化开化的第二个文明。 国内出版的一些杂志刊登的一些文章也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比较有名的数上海的《万国公报》。其中《万国公报》第207卷刊登了季理雯的“世界八大奇观纪”介绍了巴比伦空中花园；第410－412卷连载了美国传教士韦廉臣编写的“巴比伦亚述力亚纪略”，较详细地叙述了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的历史沿革，评述了两河流域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尤其可贵的是，光绪28年（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亚西里亚巴比伦史》，此书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本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译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两河流域的历史文化。
虽然晚清旅欧美人士游记中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记述是零碎的，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一手的材料形成的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直接印象。有关的外国的专著的译介更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人通过上述著述，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在中国人认识亚述学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可谓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清末新式学堂中西洋史课程的设置，有关人士和机构编译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西洋史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中均有有关古代流域历史文化的内容，对在基层民众中普及传播亚述学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趋广泛深入。民国六年（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山西大学堂译、P. V. N. Myers著的《万国通史》。本书在东方各国记中，不但谈到巴比伦、亚述和后巴比伦的历史沿革，而且记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建筑、艺术以及亚述国王亚述巴比尼拔的图书馆。 民国十六年（1927年），神话学专家黄石在介绍世界各国的神话时，概述了多部巴比伦神话。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著名作家朱自清参观了柏林的博物馆，在近东古迹院里看到德国东方学会在巴比伦和亚述发掘出来的文物，对巴比伦的艺术有了深刻的印象。 除上述著述外，民国时期还有外国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专著被译介到中国。例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日本中原与茂九郎、杉男著、杨炼译的《西南亚细亚文化史》，本书不但论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巴比伦和亚述的政治、社会、法制、经济、宗教和科学技术，而且在补篇中探讨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源泉。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Chilperine Edwards著、沈大珪译的《罕穆剌俾法典》（即《汉穆拉比法典》），本书不但叙述了法典的发现、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及其统治，介绍了法典的碑文、法典的注释及与摩西法律的比较，而且在附录中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的衡制、量制与朝代表。
民国时期，一些杂志刊登的文章不乏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如《东方杂志》37卷16号发表的颜虚心《欧人近东古文字学研究历程》、24卷22期刊出的郁伽的《巴比伦古城的发现》 ，《地学杂志》 18卷163期发表的徐球的《黄帝之囿与巴比伦之悬园》等都是具有相当水平的普及性或学术综述文章。
民国时期，古代两河流域历史还被编进各级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例如，民国十六年（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思爵主编的初级中学用的《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上册中谈到巴比伦时代、亚述时代和后巴比伦时代的历史。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业新书局出版了杨人楩编的《高中外国史》，书中在“两河流域文化”部分中谈到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加堤人的历史与文化。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的大学教学讲稿《世界通史》，该书用一定的篇幅描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苏美尔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阿卡德人的统治、汉穆拉比时代的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的兴亡及其主要成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我国与两河流域相隔万里，但仍有少量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在解放前流入我国，解放前的中国学者曾试图译释这些楔形文字铭文，但终未成功。根据两片楔形文字铭文的收藏者薛慎微 所撰的《记骨化石楔形文字崖略》一文记载，1928年前有人持一拓片请中国甲骨文大师罗振玉释译，罗氏根据文字“直行、方框、像形”等特征，猜测拓片上的文字可能是殷商之前的中国文字；然而，由于未见原物，故不敢妄下结论，并嘱其弟子薛慎微 物色原件。薛慎微不忘先生之嘱，于1936年发现罗振玉提及的拓片的原物，经过辗转从古董商王栋庭手中购得马骨化石，可惜罗振玉已经去世。薛氏从友人焦玉亭 处得知马骨化石共两块，于是又从古董商肖寿田手中高价购得另一块马骨化石。 经吴宇虹鉴定，马骨化石上的铭文系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其中一块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国王居鲁士泥圆柱的手抄本，讲的是公元前539年居鲁士攻克巴比伦城的情形，原物藏在大英博物馆；另一块马骨化石由于破损严重而无法释读。 除上述带有楔形文字的文物外，原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还藏有两片楔形文字铭文拓片，曾毅公建国前在齐鲁大学工作，两片拓片是从两张泥板残片上拓的，其题字云：“古回教经匋（陶）片，中央亚细亚出土，夔德义牧师藏”。经吴宇虹鉴定，这两片楔形文字拓片系亚述帝国晚期的文字，但由于拓的效果不好，而无法释读。 罗振玉猜测马骨化石上的楔形文字为“殷商之前的中国文字”，可见罗不认识楔形文字；曾毅公将楔形文字泥板认定为“古能够教经陶片”，足见他也不认识楔形文字。由此可见，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虽然在就解放前流入中国，但是并没有中国人能够读懂其中的楔形文字，更无从谈研究亚述学。
可以看出，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加广泛深入，甚至个别学者已接触并试图解读楔形文字。然而，就学科意义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只是介绍和普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尚未进入正规的亚述学研究的学术层面。
建国初期的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史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科学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迅速恢复发展起来。1955年—1957年，东北师范大学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性的世界古代史专业的教师进修班，苏联专家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讲授的“世界古代史”的第二部分就是包括古代两河流域史在内的古代东方史。1957年，在林志纯先生的指导下，教师进修班的学员从俄文翻译了一批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文献，主要有刘文鹏译的《汉穆拉比书简》（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2期，第62-67页），刘文鹏译的《古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代（公元前1894-1595年）的私法文书》（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2期，第53-55页），涂厚善、刘家和、陈有锵译的《亚述法典》（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6期，第33-35页），张殿吉译的《新巴比伦法庭判决汇编》（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6期，第56-58页）。进修班学员结业后返回各自院校，成为中国世界古代史专业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在以俄为师的浪潮中，多部涉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苏联学者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主要有：贾可诺夫、马加辛涅尔著的《巴比伦皇帝哈谟拉比法典与古巴比伦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司徒卢威著的《古代的东方》（陈文林、贾刚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阿甫基耶夫著的《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三联书店，1956年），弗兰采夫主编，贾可诺夫、伊林基谢略夫和斯特鲁威（又译司徒卢威）编著的《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于1955-1957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为教师进修班讲授的“古代世界史”的第二部分，即古代东方史，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译成中文（《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1958年，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捷克学者俾德利克•赫罗兹尼著《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谢德风，孙秉风译）。为了配合教学活动，林志纯先生于1957年编译出版了《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三联书店，1957年）；1962年，林志纯先生又主持编译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外国专家的教学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专著的翻译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而古代两河流
域原始资料的译介则为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条件。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进行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研究中，以对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著名史学家童书业是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研究的先行者。1953年，在《从古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载《文史哲》1953年第1期，第42-49页）一文中，童书业指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公社制残余严重一点。1956年，在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过程中，童 独辟蹊径，发表《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第17-36页）一文，试图借鉴古代两河流域的社会分期来解决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童书业在文中提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观点，此文一经刊发，即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林志纯先生撰《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评童书业〈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1-27页）一文，认为把乌尔第三王朝的崩溃与古巴比伦的兴起看作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更替时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孙道天发表《与童书业 论古巴比伦的社会性质》（载1956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一文，认为古巴比伦社会不是封建社会的开端。1957年，童书业积极应战，发表《论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兼答孙道天、日知二 关于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第46-54页和第6期第69-75页）一文，仍坚持古巴比伦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观点。林志纯先生作《敬答童书业 》（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第96页）一文，指出童书业的论据的局限性。童书业的上述两篇文章，加上讨论古巴比伦家族形态的文章以及讨论中国战国秦汉时代社会性质的文章编成《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李永采撰《对童书业 有关巴比伦社会制度论著的几点意见》（载《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59年第1期，第19-36页）一文，认为古巴比伦社会处于奴隶社会的早期阶段。
50年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和其它学科一样，其突出特点就是以俄为师，中国学者的视野被限制在苏联模式提供的体系框架内，中国学者关于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然而，学习苏联是当时环境下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选择。虽然关于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由于资料和方法的局限，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毕竟是中国学术界在讨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问题。可贵的是，论战的各方都意识到资料的局限，可以预见如论战持续下去势必要涉及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原始材料，进而进行规范的亚述学研究；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正常的学术活动被迫中断，中国亚述学这株本很脆弱的幼芽也几乎被摧折窒息。
改革开放后中国亚述学的创建与迅速发展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人民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尽快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弥补10年来破坏、停滞状态造成的损失，中国的亚述学就是在这种气候下创建的。在创建中国亚述学的过程中，老一辈学者给予极大的关注。1978年，林志纯先生组织了部分世界古代史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商讨包括亚述学在内的空白学科的学科建设问题。在林志纯先生的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购进了一批欧美学者的亚述学专著，林先生还自已出资购买了《芝加哥亚述语词典》，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西亚北非欧洲上古研究室还翻译了拉巴的《阿卡德语碑铭手册》（R.labat, Manuel d’Epigraphie Akkadinne, Pairs : 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1976）。1985年史学前辈周谷城先生、吴于廑先生和林志纯先生联名发表了《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第1-3页；后又用英文发表在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86年第1期，第1-5页。），他们呼吁：“研究埃及古代文字、苏美尔阿卡德文字，……通过这些古文字基础以掌握有关的材料，进而研究和理解这些古文明”。1979年成立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对亚述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除了在历次年会上西亚北非组专门讨论古代西亚北非史的问题外，还组织了5次专门的西亚北非史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两河流域史的关注。从8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赴欧美各国学习亚述学。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上古史研究室的杨炽赴美国亚述学中心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5年，吴宇虹先生就读于英国著名的学府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攻读亚述学硕士学位，1987年，转入英国亚述学研究中心伯明翰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6年，拱玉书先生赴德国亚述学中心格廷根大学，后转入慕尼黑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学习班的毕业生才晓颖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9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亚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徐凡席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
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发出了（84）教高一司字054号文件，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简称IHAC），拨专款购买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专业图书杂志；每年聘请3-4位欧美国家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古典学专家讲授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招收国内重点大学高年级学生，并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1986年，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了我国历史学科唯一的外文的国际年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简称JAC，中文名为《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主要发表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专业的文章，成为我国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和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1987年，我国第一位亚述学博士杨炽及其丈夫杨达悟（加拿大人）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讲授亚述学；1993年，吴宇虹先生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亚述学博士学位后，回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4年，拱玉书先生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亚述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任教。
与建国初期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亚述学教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教学方针上，从照搬苏联模式，转变为充分借鉴欧美亚述学水平较高国家的经验。在人才培养方面，从聘请苏联专家举办进修班，转变为创办研究所、聘请欧美专家进行正规的亚述学教学与送优秀学生赴欧美亚述学研究中心深造并重。在教学方法上，从利用二手资料，转变为利用一手材料，学习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到目前为止，中国亚述学专业图书近3000册，杂志达10余种，《芝加哥亚述语字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CAD）和《阿卡德语字典》（Akkadisches Handworterbuch,简称AHW）等工具书基本齐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东方学系都可以培养亚述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展规范的亚述学研究。至此，中国的亚述学基本建立起来。
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亚述学学者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颇有份量的论文，推出了几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专著，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首先，楔形文字和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语法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关注的重点。1989年，杨炽 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亚述学专著：Sargonic Inscriptions of Adab（《阿达布的萨尔贡铭文》长春，《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增刊第1号），编辑整理了阿达布出土的阿卡德帝国的国王萨尔贡的铭文。拱玉书 从各个角度研究楔形文字，除了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了许多有关的学术论文外，还在德国出版了两本学术专著：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构成》（Hamburg: Kavac Verlag,1993）和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字名研究》，（Münster: Ugaric Verlag,2000）,讨论了楔形文字的起源、构成及其名称。吴宇虹先生不但释读了中国的两河流域文物上的楔形文字，而且还在法国的Nouvelles Assyriologiques Breves et Utilitaires（《亚述学短实用信息》） 发表多篇文章，对一些阿卡德语语法和单词进行解释。其次，以吴宇虹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亚述学学者在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4年，吴宇虹先生出版了英文专著：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a, Mari, and Assyria during the Early Old Babylonian Period from the Fall of Ur III to the Death of Shamsi-Adad，（《古巴比伦前期马瑞、埃什嫩那、亚述三国政治史》，长春，《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杂志》增刊第2号），填补了国际亚述学界在古巴比伦前期政治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此外，吴宇虹先生还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在《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76-83页），一文中，讨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民主政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再次，以吴宇虹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亚述学学者还参加了国际亚述学界广泛关注的两河流域年代学的讨论。吴 不但在法国的《亚述学短实用信息》发表了许多论文，而且还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吴宇虹先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8-136页），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借鉴，得到学术界的肯定。第四，《汉穆拉比法典》是中国亚述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1992年，杨炽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第一届阿卡德语学习班学生的翻译练习，整理出版了《汉穆拉比法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为中国学者从楔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一部最重要的译著。于殿利根据《汉穆拉比法典》和同期的两河流域的原始文献，研究了古巴比伦时期的经济社会问题，其代表作为《试论<汉谟拉比法典>中商人的社会等的地位》（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37-40页）和《巴比伦法的人本观初探—兼与传统的同态复仇原始残余说商榷》（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63-69页）。第五，两河流域社会史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吴宇虹先生与曲天夫 合作的《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刑牲而盟”》（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63-67页）讨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盟誓用牲问题；吴宇虹先生的力作“Rabies and Rabid Dogs in Sumerian and Akkadian Literature”(《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狂犬病和狂犬》，载“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国东方学会杂志》2001年第121卷第1期，第32-43页)，讨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狂犬病问题。最后，中国亚述学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编著普及性作品，向国人介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一般知识。例如，于殿利、郑殿华合著的《巴比伦古文化探研》（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较全面地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拱玉书 撰《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详细介绍了亚述学在欧美各国发展的早期历史。
与50年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研究相比，亚述学创立后中国的亚述学的进步是显而易见。在研究范围上，彻底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语言等各方面，全方位地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在研究方法上，从研究楔形文字材料入手，运用先进的亚述学研究方法，进行科学地研究。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实现了从低水平的模式化研究到与国际同行的对话的飞跃，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一些外国专业学术杂志发表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论文，国外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我国学者的著作，可谓国际同行对中国亚述学水平的承认和肯定。其次，国际亚述学大会多次邀请中国亚述学学者出席大会。自中国亚述学创建以来，我国学者先后参加了1986年（法国巴黎）、1989年（比利时根特）、1992年（德国海德堡）、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和2002年（荷兰莱顿）的国际亚述学大会，并宣读了学术论文，在国际亚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次，国际亚述学界还邀请中国亚述学学者参加亚述学国际项目。1998年，拱玉书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赴德国进行楔形文字字名研究。1998-1999年，吴宇虹先生赴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客座研究员，参加了世界性的跨世纪的学术工程多卷本《苏美尔字典》（The Sumerian Dictionary）的编撰工作。最后，中国的亚述学教学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中国的亚述学学生顺利取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赴国外深造。1996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亚述学硕士研究生丁迅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2001年，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亚述学硕士研究生欧阳晓莉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我国的亚述学的迅速发展还吸引了外国的研究生。1998年，瑞典著名学府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亚述学硕士研究生Magnus Widell不远万里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深造，经过三年的正规学习，获亚述学博士学位。2003年，Magnus Widell获得全额奖学金资助，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新世纪中国亚述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新世纪伊始，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我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亚述学在内的基础学科面临严重的危机。尽管中国的亚述学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的亚述学学者不得不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一，虽然中国已培养了十余名亚述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但只有少数人仍坚持亚述学研究工作，中国的亚述学研究的成果多是由国外培养的亚述学学者完成的；二，尽管中国高等院校有上千所，但只有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开展了较正规的亚述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三，在竞争激烈的考研热潮中，中国的亚述学的的确确是个冷门专业，有时竟难以完成研究生招生计划。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就业压力是大多数学生放弃或不报考亚述学专业的重要原因。由于只有少数单位开展亚述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尽管中国亚述学的毕业生不多，但就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其次，亚述学研究难度较大，是中国学生冷落亚述学专业的重要原因。亚述学研究不但需要掌握多种现代外语（英、德、法、俄等），而且还要掌握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等楔形文字，同时还需具备较为深厚的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多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再次，中国的亚述学研究条件比较差，是中国亚述学研究难以维系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亚述学起步较晚，资料积累较少，同时，在国家和地方的科研规划中，亚述学项目所占份额特别少。
新世纪带给中国亚述学的不仅仅是严峻的挑战，还赋予它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首先，党和政府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决策给中国亚述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2004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指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在党和政府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决策的指引下，中国将形成关心和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良好氛围，属于基础学科之一的亚述学，必将得到重视。随着发展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的亚述学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其次，新世纪网络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亚述学的发展。在上个世纪，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各国学者尝试把楔形文字文献发表在英特网上供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但是亚述学研究中变体拉丁符号问题阻碍了它的发展。亚述学学者研究楔形文字文献的基本手段是，先将其拉丁化（transliteration）然后再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然而，楔形文字拉丁化不但需要基本的拉丁字符，而且需要一些变体符号，如e的变体符号è、é和ê，s变体符号š等等。变体拉丁字符是出版印刷界的最大障碍，更不用说把它们放到英特网上。从上世纪末开始，活字字模和数码照相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变体拉丁符号带来的问题迎刃而解。楔形文字文献在英特网上发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英美两国学者是这方面研究的开拓者，其它各国学者也逐渐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从1997年起，英国牛津大学的亚述学学者开始从事“苏美尔文学电子版文集工程”（The Electronic Text Corpus of Sumerian Literature Project，http://www-etcsl.orient.ox.ac.uk/），他们将在英特网上发表400部从公元前3000年代末到公元前2000年代早期的苏美尔语文学作品。自1998年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了在亚述学界影响最大的“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行动”(Cuneiform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http://www.cdli.ucla.edu/)，后来，法国、德国、以色列、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学者也积极参与该项目，预计将要在英特网上发表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代末的约60，000篇楔形文字文献。新世纪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亚述学学者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得楔形文字文献，对于资料积累不多的中国亚述学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国的亚述学学者必须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至少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抓住党和政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新世纪网络技术的发展的机遇，总结中国亚述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开展适合中国国情的亚述学研究。在过去，中国亚述学学者跟踪国际亚述学的发展的方向，积极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实现了与国际同行的对话；但是，从总体上讲，中国的亚述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它们并没有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多大的影响。由于中国的亚述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从属于世界古代史，因此，我们应当在追踪国际亚述学研究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开展有利于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亚述学研究，扩大亚述学在中国的影响，使国人了解亚述学、关心亚述学，为亚述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总结过去近二十年亚述学人材培养的经验，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亚述学人材培养模式。在过去，我国的亚述学人材培养模式基本上是照抄欧美亚述学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培养方式，即以学习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研究楔形文字文献为主，结果亚述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亚述学文字功底基本过关，但知识面过窄，这种培养方式不但限制了中国亚述学学生的专业发展潜力，而且难以在亚述学研究以外的行业就业。我们应当在不放松打下较为扎实的亚述学研究基础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神话等学科的课程，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提高中国亚述学学生的整体素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综观中国亚述学的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亚述学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解放前，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介绍亚述学，但是无论是在腐朽的清王朝还是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中国的亚述学都没有发展起来。建国初期，老一辈史学家试图发展亚述学，但是中国亚述学的幼芽被“文化大革命”所摧残。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的亚述学不但得以创建而且得到迅速发展。因此，中国亚述学创建历史不长，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我们深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革的逐渐深入，只要我们毫不松懈，中国的亚述学必将获得更加良好的发展条件，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大有可为。
A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ssyri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
Abstract： Assyriology is a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in the languages, history, and culture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by discussing cuneiform documents. It was born in the middle of nineteenth century.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d known Assyriology and began to introduce it to Chinese people.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Assyriology was not founded in China following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reform and open-up, Chinese Assyriology began to be founded. In less than twenty years, Chinese Assyriologists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success and exert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wor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not only Chinese Assyriology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 but also is vested with opportunities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Assyriology, China, cuneiform
（国洪更，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人员；陈德正，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