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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时期，随着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效法西方活动的进行，具有西方特色的新式学校陆续出现。这些新式学校大多设置了授课时数不等的外国历史课程，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使新式学校的学生初步接触了基本的外国历史知识。为适应教学之需，有关人士和机构编译了多个版本的外国史教科书，其中的希腊罗马史占了相当比重。这些普及和传播工作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历史在中国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晚清 学校教育 外国历史课程 历史教科书 希腊罗马史 The Courses of Foreig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in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EN De-zheng(Liaocheng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bstract: The new-style schools with western character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along with the movements such as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st of these new-style schools poured new content into China's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setting certain courses of foreign history, which made the students get some idea of the basic knowledge about i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for teaching, the persons and organs concern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textbooks of manifold editions about foreign history, in which the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accounted fo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All their effort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world history in China in the 1920’s and 1930’s.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school education; courses of foreign history; history textbook;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一、学校教育中的外国历史课程 晚清学校教育中外国史课程的开设，是与洋务运动的兴起密切相关的。 1862年，洋务派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次年初，奕訢奏请新订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增设外国史地等课程。从课程设置看，京师同文馆已具有 “普通中学的性质”。[1]根据1876年公布的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制课程表，第三年“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2]可以说，中国学校中以政府行为规定设置外国历史课程就是从京师同文馆开始的。当时使用的教材《各国史略》，是杨枢和长秀翻译的，它的蓝本是欧美国家的历史教科书。[3] 京师同文馆的课程改革，标志着这所近代学校在办学方向和教育体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到1887年，御史陈琇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归入正途考试量予科甲出身”；李鸿章也趁机上《学堂人员请一体乡试片》，一并获准。1888年，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参加顺天乡试。这是中国科举史上首次中西学同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历史被列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4]促进了国人对各国历史的学习。 传教士主办的不少新式学堂的课程序列也包括外国历史一类的课程。[5]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于1881年改名山东书院，开设《圣经》历史和外国历史课程。[6]登州文会馆正斋（中学）二年级开设万国通鉴。[7]福州英华书院正科三、四学年开设西国史课程。[8]镇江女塾开设的课程包括：第四年“泰西通俗演义”；第十年“万国通史（古代部分）”；第十一年“万国通鉴”和“万国通史”（近代部分） 。[9]福州华南女大附中规定第三年开设“迈尔通史”。[10]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开设过“西洋通史”课程并规定为6学分。[11] 值得注意的是，《万国公报》第132卷《推广实学条例》一文中附带刊登了一张《华文西学等第课程单》，分为初学、中学和高等学三个阶段和算学、格致、史学及杂学四类课程，其中在初学阶段的史学课程中就有希腊国史、罗马国史和古史探源三门有关西方古典学的课程。[12]这说明当时至少已经有人提出过开设希腊罗马史的设想。若果真曾实行过这一课程设置计划的话，这可能是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开设有关西方古典学的课程。 总之，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基督教会已经把西方史学著作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思想、内容、方法输入中国，只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新式学堂为数不多，所以影响不大。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惨败给“蕞尔小国”日本，震动了朝野。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并领导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要效法欧美各国及日本，变法自强，因此把史学与经学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时，要求学生阅读《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和《日本国志》，借以培养变法人才。1896年，梁入鄂，上书张之洞议改革书院课程的方案就是“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事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13] 戊戌变法期间，诏令开办大、中、小学堂，强调各级学校“新旧兼学”，整顿书院，增设史地学科，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考中外历史。维新派的这些改革，为西方历史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推动中小学普遍开设外国史地课程的还是清政府于1902年至1904年制订、颁布的癸卯学制及课程章程，有关外国史的介绍和研究首先受到了来自教育的推动。 光绪28年（1902年）《钦定中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各中学第一年讲外国上古史，第四年讲外国史法沿革，每周3课时。[14]《癸卯学制》规定，高小的历史课都要做到“知古今世界之变迁”。1904年（光绪29年）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史，再讲欧美史，宜就欧美诸国讲其古今历史中之重要事宜讲述，第4、5学年讲授东西洋各国史 每周2个钟点[15]；1909（宣统元年）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文科1、2、3学年学中国史，4、5学年学外国史，周3课时。实科1、2、3学年学中国史，4、5学年学外国史，周1课时。[16] 在国家力量推动下，新式高等学校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高等学校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也于此时建立，在高等学校中，最早开设外国历史课程的就是这两所学校。[17] 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开学后，按照《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在预备科的政科和艺科中，第一、二、三学年均开设中外史学，每周3课时；在仕学馆史学科中第二年讲授外国史典章，周二课时，师范馆的第二学年开设外国上世史，周二课时。1904年后，清政府修订《钦定大学堂章程》，制订《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设立万国史学门，史学课程有：世界史和泰西各国史，其中泰西各国史周二课时，连开3学年。另外，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也规定开设史学课程。据《奏定译学馆章程》中规定，译学馆学生第一、二学年上中国史课程，第三学年上亚洲各国史，第四、第五学年上西洋史，每周皆2课时。[18]当时所用世界史教材包括东文学社本、日本桑原骘藏著，樊炳清所译之《东洋史要》，金栗斋本、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所译之《西洋史要》，东亚译书会本、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之《欧罗巴通史》等书。[19]同时，中外教习，分门授课，编撰讲义。万国史讲义由日本人服部宇之吉撰述。讲义首先讨论万国史的释义，万国史开卷时间，万国史分期等问题。原讲义共计四章：第一章“埃及与亚细亚诸国之关系”、第二章“希伯来族全盛时代”、第三章“亚西里亚帝国与四大强国崛起”、第四章“希腊国发达概略”。 有关外国历史的外文书籍也被陆续购入收藏。 在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购买西国书籍报销清册中，列举有福履门的《欧史略》、斯图登的《希腊古史》、布鲁尔的《希腊古史》、斯美德的《希腊神怪》、布鲁尔的《罗马史》、伯叠的《罗马稗史》、吉贲的《罗马倾亡录》、福芳德的《恺撒本纪》、罗林生的《埃及古史》、古罗特的《希腊古史》、鲁滨逊的《罗马史略》、罗林孙的《亚西古史》、朱叶、乃德《柏拉图学》、吉贲的《罗马史削繁》、哲勒的《希哲略论》、《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博士和的《希腊史》、《罗马史》，费士安文《古今列国史余》，赫沙尔的《欧史纲》等共计22册希腊罗马史外文书籍。[20] 光绪三十一年大学堂为购办书籍事呈学部大臣文，提供了一个书单，其中有斯密斯的《印度古代史》1本、耶格尔的《世界史》4本、斯巴玛的《世界史》11本、莫毋先的《罗马史》5本、《古代神人辞典》1本、《印度古代地理》1本。[21] 学生也备有姚云、黄尚毅编《世界史提要》一册。[22] 这些书籍的购进，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资料，保证了外国史课程的教学质量。 上述各类学校世界史和各国史课程的开设，为外国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招生试题中，也可看到外国历史在中国传播的一般情形。在师范馆1902年10月24日的外国史学考试题共有十二问： 问：泰西史家谓国之能造文明极轨者，必海线延长而江河灌输，其说于古则征之 希腊、罗马，于近则验之英吉得。然亚洲、南洋诸岛及高丽南掌诸滨海国以便交通振古泊，兹未为上国，岂前例非欤，抑亦有他故也？ 问：大比得、华盛顿、维廉第一功德孰大？ 问：欧洲名将三，其一曰亚历山大，其一曰罕尼伯勒，其一曰拿破仑，三者将略因时各有殊致而亦有所短长。能各疏其梗概否？ 问：意大利建国三杰为谁？其所事之异同若何？ 问：古者文物之国，治安日久则困于塞野简质之民族，此不独泰东为然，希腊之于马基顿、罗马之于俄、日耳曼，其尤著也。自火器精而此事遂绝。能明其理欤？ 问：回教兴于何地？始自何人？当中国何时，其教主开宗事迹见于中国古籍最详者何史？试约举之。 问：普鲁士之强于由于胜法，其先尝用兵于附近之二国。能举其事略否？ 问：波兰内政之腐败，未必过于土耳其，然波兰分而土耳其存者，其有故欤？ 问：上古波斯、西腊交涉大略。 问：大秦国见中史乘昉方何出？为今欧洲何国？ 问：普法战争本末大略。 问：美利坚建国本末大略。[23] 上述十二个问题涉及了自然环境与文明起源发展的关系、自古至今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发展缓速的辩证关系（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以及古代的中西交通等问题。要求学生的也不仅仅是浅层次的基本史实的掌握和就事论事的回答，而是已经涉及某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等学校世界史的教学水平。 二、外国史教科书中的古希腊罗马史 限于史料，当时中小学开设外国历史课程的具体情况已很难稽考。但我们可以从编译的教科书的内容中，想见中小学生了解古希腊罗马史的基本情况。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共见到7种20世纪最初十年编写使用的西洋史教科书，其中两种为小学用教科书，五种为中学用教科书，分别是英国人默尔化原著，出洋学生编辑所译述，嘉善姚槐校阅的高等小学教科书《西洋历史教科书》，光绪29年再版，32年5版；秦瑞玠著作的《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光绪29年初版，31年8版；秦瑞玠译编的《普通西洋历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光绪33年版；《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编著者不详），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32年版；小川银次郎编，沙曾诒译的《中学西洋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光绪32年版；吴葆诚编译的《东西洋历史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光绪31年版；坪井九马三著，吴渊明，仲遥译述的《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上海广智书局光绪34年版；1902年作新社出版的中学世界史教科书《万国历史》。 当时中国人认为，“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24]；“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指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25]，加之不熟悉新式教科书的编写路数，“怯于自编”，因此“各书局盛行翻译东文书籍。国人因知识之饥荒，多喜购阅，故极畅销”。[26]受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上述西洋史教科书也几乎全由日文翻译而来或根据日文原著编译而成，有的甚至直接在日本印刷，返销国内。如1902年作新社出版的《万国历史》，这是一本洋装本的世界史中学教科书。印刷者虽然是“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惠福里第三十五号作新社印刷局”，但印刷日期却是“明治三十五年阳历七月十六日印刷”，这应该是在日本印刷的。因为作新社是留日学生戢翼翚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1854~1936)合作开办的[27]，假如是在上海印刷的话，那么“明治三十五年阳历七月十六日印刷”这一行字是不应该出现的。 这些教科书往往在编写体例、文字叙述以及书中插图上下工夫，有相当的可读性。编著者的选材作文都有各自的特点。一般编者于古希腊罗马史均有相当了解，故往往能抓住大概要旨。内容取材上也能做到重点突出，史实与趣味并重，不死板，不教条，文字生动活泼描述性强，叙事特征明显，且一般书中都附有相关人物事件之插图、地图、年表、王位世袭图等图表，图文并茂，有助于教师的讲述和学生的学习。商务印书馆还专为教科书配套发行了《西洋历史地图》，[28]其中有印制精美的古希腊罗马历史彩色地图。 就希腊罗马史在书中所占篇幅而言，编译者大多厚古薄今、重“西”轻“东”，希腊罗马史大约占到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如注明为陈垣先生收藏的秦瑞玠编著《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共分九章，其中第二章到第四章为希腊罗马史：第二章“希腊隆盛时代”；第三章“罗马勃兴时代”；第四章“罗马东西分裂时代、罗马外寇及东迁、耶稣教兴盛”。商务印书馆 光绪32年(1906)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编著者不详）共分8篇，其中希腊罗马史就占3篇，分别是第二篇“希腊时代”；第三篇“罗马之兴”和第四篇“罗马之衰”。 就内容而言，上述教科书都对希腊罗马历史作了系统叙述。无锡秦瑞玠著作的《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虽是小学教材，以讲授人物为主，但古希腊罗马的主要历史事实都涉及了，没有明显的知识遗漏。该书第二章“希腊隆盛时代”分希腊国势、斯巴达、雅典、波斯战争、希腊内乱、斯巴达及德巴斯（底比斯）之盛衰、马其顿霸业、亚历山德王雄略等，叙述了希腊古代历史的沿革。第三章“罗马勃兴时代”包括罗马起源 、罗马内政、罗马外征、并意大利、罗马征伐外国、迦太基之战、汉尼巴将略、意大利境外诸国之亡、罗马内讧、苏拉、马黎约（马略）、前三雄同盟、恺撒志业、后三雄同盟、罗马帝政。第四章“罗马东西分裂时代”讲了罗马外寇及东迁和耶稣教兴盛等问题。[29]英国人默尔化著，出洋学生编辑所译述的高等小学教科书《西洋历史教科书》，4－22章为希腊罗马史，分别是4·“希腊之国民概论”；5·“希腊人移住及斯巴达勃兴”；6·“阿善之兴”；7·“阿善隆盛及配罗帕纳撒斯战争”；8·“希腊之文明”；9·“斯巴达德巴又麦西腾之霸业”；10·“亚历山大及海伦世界”；11·“欧洲古代形势”；12·“罗马王政时代”；13·“共和政府内讧”；14·“共和政府统一意大利”；15和16·“征伐外国”；17·“罗马内乱”；18和19·“三雄执政”；20·“罗马帝国概论”；21·“耶稣教之流传”；22·“政权变迁”。可以说，这两部小学教科书所述几与我们现在高校教科书涉及的希腊罗马的主要史实重合。如果当时中小学教员真能严格按照教科书的内容授课并要求学生掌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上个世纪初中小学生具备的古希腊罗马史知识，要远远超过21世纪初中小学生所了解的同类知识。 在叙述希腊罗马历史时，这些教科书基本做到尊重史实，陈述准确，没有明显错误。吴葆诚编译的教科书摈弃了欧洲中心论，以东方为中心编写，分东洋之部和西洋之部。西洋之部的第一篇为“上古西洋诸国之兴亡时代”，由第五章“波斯勃兴”引出第二篇“波斯希腊对抗时代”。第三篇“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讲述亚历山大和罗马的征服。所附大事年表也是中外大事混列。作者在谈及希腊文明发达的原因时指出“与东方各国，通航海之路，感被埃及腓尼西之文化，互相争竞研磨，文化之早达以此。”[30]商务印书馆于光绪32年（1906）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编著者不详）言及荷马时代（呵默之世），认为荷马史诗的主要内容是 “咏希腊诸省围攻脱洛一役”；[31]该书对来库古改革和梭伦改革也有恰当评价。在评论斯巴达政体时，作者指出：“后人谓斯巴达创律者为列考格斯，考其生平，语多荒渺，殆后人附会耳。然其法律实与斯巴达民质至宜。”[32]作者对雅典政体的变迁作了清晰准确的描述，“雅典有史之初，一百年中，政治纷更，渐趋民主。其初变时贵族权大，君主权微”，梭伦的改革“使负债者轻其累，其法固未尽善，特共和政体，实以为阶梯矣。”此后“比雪脱莱达（庇西特拉图）独攘大权，又成专主之势”，但“国事称治”；“克里辛（克利斯提尼）起，修明治法，复行雅典共和政体”。[33]作者对雅典和斯巴达两城邦的政体的根本差异也有明确认识，指出“雅典重平民，斯巴达重贵族，乃希腊政体之大端”。[34] 在评价人物和事件时，教科书编写者能往往抓住其最具特色之处，用中国文言表述，言简意赅，给人以深刻印象。如上海广智书局1908年出版的《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对人物的评价就很有特色，评价汉尼拔“为人骁武而有大略，用兵如神”；[35]恺撒则是“罗马第一人也，为人刚健而外柔顺。善骑马、击箭、水泳诸术，长于诗文、法学、言语学、土木学、雄辩术、交际学，察机于隐藏之中，迴难于濒危之际，兼有军事家、政治家、立法家、历学家之才能”。[36]秦瑞玠的《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将希腊城邦地理环境对国家形态的影响概括为“希腊国境非山即海，无数小邦从古不相统一”；雅典在希腊诸邦的地位则概括为“雅典为希腊列邦之冠”；雅典与斯巴达政治的区别是“大抵斯巴达之政治则专重贵族主义。雅典之政治则专取民族主义也。”[37]在谈到罗马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时指出：“其人民分为二等，一为贵族，乃罗马旧属之民，家世隆贵，常执大权。一为庶姓乃罗马新附之民，止供役使，全无权利。”[38]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这些教科书在外国人名地名的规范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坪井九马三著，吴渊明和仲遥译述的《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出现了荷马、马其顿、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亚历山大、柏拉图、恺撒、汉尼拔、伯罗奔尼撒战争等延续至今的规范译名。 [1]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第480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3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3]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3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4]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22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5]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近代化》，110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版。 [6] 王忠欣著：《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3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近代化》，136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版。 [8]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9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汇编》第四辑，342页，华南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10]《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汇编》第四辑，344页，华南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11]《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汇编》第四辑，315页，华南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12]《万国公报》第18999页，台湾华文书局版。 [13] 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参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935页，人民出版社1961版。 [14]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5]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7－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6]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1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7] 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在1902年建校之初就开设有世界史课程。参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汇编》第四辑，289页，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8] 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史》（未刊稿）。 [19]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29-230页，中华书局，1957年12月版。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部财经卷21》，《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 1898－1911》，498－5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 [21]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 1898－1911》，495－4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2]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 1898－1911》，2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 [23] 《北京大学史料 第一卷 1898-1911》，第2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4]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 [25] 舒新诚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975页。 [26]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84页。 [27] 《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新闻志》，35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8] (日)小川银次郎编纂，张元济校订：《西洋历史地图》，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 [29] 秦瑞玠：《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目录页，光绪29年初版、31年8版。 [30] 《东西洋历史教科书》，135页，上海文明书局光绪31年(1905)版。 [31] 《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15页，商务印书馆光绪32年(1906)出版。 [32] 《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16页，商务印书馆光绪32年(1906)出版。 [33] 《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18－20页，商务印书馆光绪32年(1906)出版。 [34] 《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20页，商务印书馆光绪32年(1906)出版。 [35] 坪井九马三著： (清)吴渊明，仲遥译述：《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27页，上海广智书局光绪34年(1908)版。 [36] 坪井九马三著 ：(清)吴渊明，仲遥译述：《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38页，上海广智书局光绪34年(1908)版。 [37] 秦瑞玠《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第5页，光绪29年初版 31年8版 [38] 秦瑞玠《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第10页，光绪29年初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