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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陆王学术的发展中，李绂是其关键人物之一。李绂一生致力于陆王学术，著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等书，极力为陆王学术争正统，学术事功双峰并峙，成为清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他的学术思想之所以如此，除却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外，还有其个人的原因。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李绂个人原因作初步探讨，敬祈方家教正。 一 李绂在《先考新安府君墓志铭》中言其父“弱冠，遍历江淮楚越，卜江西之临川家焉”，娶吴姓女为妻，后于“康熙丙戍三月二十日辰时，以疾终于正寝”。按康熙丙戍年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此时李绂为三十二岁，其他兄弟除七弟尚未婚娶外，皆已娶妻。《墓志铭》中还言，“府君生而奇伟豁达，任气尚义，不侵为然诺。丁世乱离，废书卷，顾喜观古人已事，审天下大势，论成败盛衰，规远略，不务近功”[1]。由此可见，李绂的父亲并非庸庸无为不问世事的一般百姓，而是一个较有头脑的人。李绂还曾记他长兄李巨中，说：“自吾考赠侍郎公新居临川，兄以长子承家政，早贫废学，年五十四始补国子监生，……兄性和缓濡忍，待亲党有恩。岁辛丑，所居乡不雨，富者遏粜，谷直日腾。兄尽出所积谷为米，减直以应粜者。所积垂罄而雨，米价亦平，里党德之。子弟有违言或相诟谇，兄痛自诃责，俾知悔罪乃已，信家督也。吾以憨急屡得祸，方倚兄和缓为师资，而今已矣！”[1]其父兄的这种为人处世之方，当会影响到李绂，自然使李绂也成为一个志在天下、不随流俗之人。 《清史稿》称：“李绂，……少孤贫，好学，读书经目成诵。”[1]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说：“少贫甚，读书五行并下，落笔数千言，而无以为生。”[1]李绂自己曾言：“余家自歙徙临川，生二十有二年，无尺寸之土，僦屋而居，并安得典籍而荡尽之。”[1]按：由《先考新安府君墓志铭》已知，李绂的父亲是赘于吴家的，作为一个上门女婿，其家庭自然不可能富有，极有可能十分贫困，但当时吴家的生活状况不得而知。从李绂所语“无尺寸之土，僦屋而居”的情况来看，吴家有可能也是一贫如洗，至少在此时李家是极为贫苦的。在这种情况下，李绂和他的兄弟们能够有读书的机会，实在是不容易。这对于李绂而言，无疑于形成一种发奋读书的动力。 李绂小时候勤奋好学，极为聪明。据《清代名人轶事》载：“李侍郎绂，性聪慧。少时家贫，无赀买书，乃借贷于邻人，每一翻绎，无不成诵。偶入城市，街衢铺店名号皆默识之”[1]。李绂自称：“小时看书日可二十本，字版细密者犹不下十本。”[1]还说：“余年十岁时，戏以其意为诗，匿不敢示人。十一岁，始得律诗粘背之法于蒙师吴迂斋先生，明年遂大为之。因与里中诸先生为诗社，诸先生皆丈人行，……而余以十二龄童子与焉。时聚居山中诸先生各以山为号，而呼余曰小山，因为《小山吟》以咏其意。”[1]据《穆堂别稿·李氏裘书自序》称，李绂少年时曾以《山堂肆考》、《潜确类书》为底本，摘录成《李氏裘书》共计一千页，类似一小型百科全书。由此可见，李家贫穷，无资购取图书，但每当李绂得到书籍后，就会抄写下来，这不但能够加强记忆，而且也便于将来检阅。同时也说明了李绂此时尽管年龄不大，但读书已得要领，知道了如何读书，对于前人所著书能够辨其优劣，这为将来的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绂由于各方面原因，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就开始应乡试，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考中举人。在这期间，无论是家居还是游学，他基本上都是专意于词章的。康熙三十五年，应乡试，趁此机会，李绂游览了章门诸胜。登滕王阁，历百花洲，过宁藩故居，登列岫亭，观长江奔放，烟云竹木，题咏宛然若在，遂兴名钜卿之胜聚不可常，而江山不随人事而尽之叹，为《章门杂诗》咏之。次年，前往汉口寻找长兄李巨中时，作有《楚游杂诗》。康熙四十年再次游学江南时，作有《吴征草》等诗篇。在《吴征草》诗序中讲道：“三吴故盛俊髦，辛巳秋，偶为汗漫之游，往还四程，荏苒两时，山川道里，人物风土，驰驱周旋，应酬牵率，得书序论记传诔杂文如干首，而诗独多。”[1]也正如年轻时期的司马迁那样，外出游学丰富了自己的社会经历，使得他能够多方面地了解社会和风土人情。再加之自己的辛勤，所以能够写出大量的诗篇及文章。这也为他后来为官处世和做学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得他能够关注现实，关注实际，关心士人和关心下层百姓。 李绂自入学至跻身仕途这段时间里，曾经结交过许多长辈。他们或是李绂的老师，或是李绂游学时结交的好友。可以说，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了正在成长中的李绂。如吴迂斋、游十洲、胡渭、张大受和陈震、李光地等。吴迂斋可谓是李绂的启蒙老师，曾教给他律诗粘背之法。游十洲字裕，李绂十二岁时曾经与其共为诗社。雍正二年（1724）三月，李绂五十初度，也正是游十洲八十寿辰。李绂的门生要为其庆祝时，他谢绝了，而是向他的门生讲述“师”的含义，并把自己与弟子的“问答之语”记下来“以寿先生（即游十洲——引者）”。其中讲道：“余自有传道授业之师也，余师有游十洲先生者，醇儒也。余未冠而事焉，今岁且八十矣。……吾乡以理学重于天下，濂溪、考亭所友教，象山、草庐所流传，今衰矣。先生不言而躬行焉，孝友于家，信于友。其容庄其气温，其守确乎其不可拔，吾学之未能百一也。吾乡以文章重于天下，欧阳、曾、王之所开，虞、揭、杨、罗之所述，今益衰矣。先生旁搜而远绍焉，总揽经史，罗络百氏，发为诗古文，有典而有则，吾学之未能什一也。盖吾乡之理学文章，赖先生以传，而余亦得以有闻焉。”[1]李绂视之为“传道授业之师”。 胡渭是李绂游学江南时结识的。胡渭多次乡试不第，于是专心研究经典。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胡渭被延聘入馆。圣祖亲书“耆年笃学”相赠，著有《易图明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书。李绂在入翰林后，曾写诗怀念胡渭，以表达自己对老前辈的推崇，诗曰：“十载吴阊祓禊筵，典型曾记接通贤。都将耆旧推文范，未怪经生老服虔。著述焜煌天语重，星霜荏苒岁华迁。令名寿考谁兼得，应许先生号乐全。”[1] 张大受，江苏嘉定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曾著有《匠门书屋文集》。沈德潜曾说：“吴中弘奖风流，断推匠门。今没世已久，过其故居者犹想望遗风焉。”沈氏还曾记李绂向张氏问学的情况，说：“穆堂来吴，问字于匠门，而学问各有所得。匠门主温雅，穆堂主阔大。”[1]李绂与张大受虽是同年进士，但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可以说是两代人。李绂游学江南时慕名前来问学。二人的学问风格虽不相同，但却各有所得。陈震也是李绂在游学江南时结识的。陈震屡经乡试不中，四十岁以后遂无意于举业。李绂与陈震关系较密切，有许多往来的诗文体现了他们深厚的友谊。陈震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落第士人，李绂为此耿耿于怀。陈震去世时，李绂曾为其作墓表。后来，李绂不惜一切代价汲引士类，想必与陈震的遭遇有关，友人的遭际，深深地触到了李绂的内心深处。 对李绂学术生涯影响较大的应当说是李光地。李绂中进士后，与座师李光地关系十分融洽。师徒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探讨学问。李光地为康熙朝理学名臣，尽管晚年以恪守朱子学的面貌出现于朝野上下，博得清圣祖的宠信而荣登相位。但是，他毕竟是从王学中来，他不仅学习“性理之学”，而且又“看陆王之书”，尤其是陆九渊、王守仁的著述，曾一度深深地吸引着李光地，为此，还用了多年的时间去探讨和研究。至于他尊崇朱学的学术宗尚的确立，并不是建立于踏实而严密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相反，而是以帝王好尚、政治得失为转移依据的投机色彩则十分浓厚。所以，应当说李光地学术具有较深厚的陆王学术根底。就连清圣祖也说：“许三礼、汤斌、李光地俱言王守仁道学，熊赐履惟宗朱熹，伊等学问不同。”[1]李绂也曾经如是说：“李光地经术湛深，躬行笃实。”[1] 关于李光地的为学宗尚，业师陈祖武先生曾进行过详细的剖析。陈先生把李光地一生为学，划分三个阶段。陈先生认为：李光地早年，并不是“非程朱不敢言”，而是在读书时，“则为陆九渊、王守仁的著述所吸引，用了整整五年的功夫看陆王之书及诸难书。潜移默化，可想而知。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李光地为学兼收并蓄的阶段”。陈先生还列举了两个事实，其一，李光地把早年纂辑的《朱子学的》和《文略内外编》二书，后来分别改名为《尊朱要旨》和《榕村讲授》，并对其内容进行了全盘修订。其二，康熙二十八年，圣祖曾当众斥责李光地为“冒名道学”，并把他归入廷臣中的王学派。[1]由此可见，尽管李光地一直标榜“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但对于陆王学术还是有所心得。于此，我们亦可以推知，与李光地过往甚密的李绂，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总而言之，李绂的经历影响到了其学术取向。李绂在给同年徐昼堂的书信中写道：“弟于此道，十四五岁即有志焉。……二十四岁，复思向上，刊一省身格子，日逐检点，唯‘居处恭’三字，终不能学，又复中止。自是以后，时作时辍，惟大节未敢放宽。而戏言戏动，过言过动，諐尤山积。再经放废，闭门思咎，始知不矜细行，终略大德。平日粗疏之学，读书万卷，毫无所用，更欲勉图，衰无及矣。惟是向有一得之愚，颇疑朱子穷理格物之说，而笃信《古本大学》。比复细检安溪先生《观澜录》，所论相符，乃试为之。六七年来，审阅周、程、朱、陆、阳明六子之书，各不下十数过。稍稍身心体验，久之若有所见，其是非虽未敢确定，而悦心之妙，陶然自适，则固可以终其身而其老也。日有札记，编成数种。长安尘海，自分永矢勿告。而此二年中，万君宇兆北来，徐君亮直（即徐葆光——引者）继至，试与商榷，水乳交融，人三为众，其乐不可为量矣。吾兄任道之诚，非他人所及。道力既坚，成见已定，区区所得，不堪持赠。又记忆癸卯催漕奉访，曾一道及，吾兄即诃止之。弟彼时亦未尝躬行，原无确见，不复致辨。今虽稍异昔时，恐积诚未至，无以相发。近作虽多，不敢寄尘清览也。既蒙下索，谨抄节略奉呈，想不足讥评，一笑置之可耳。”[1]万承苍奉召还朝是在雍正十年（1732），可知李绂写信给徐昼堂的时间是雍正十一年。由上可知，李绂早在十四五岁时，就有志于躬行实践，一直是坚持不懈。尤其是他在书局的六七年时间里，更是潜心于诸家学术，细细玩味，最后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为学取向，也就是推尊陆王。 综上所述，在李绂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他一定帮助、教诲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家庭的影响、个人的好学、先辈好友的熏陶、座师的指导等，无不影响着李绂的学术取向。在这其中，尤其是座师李光地更是深深地影响到李绂。 二 除却上述各方面影响到李绂的学术取向外，还有一个不能否定的重要因素，就是李绂的乡邦情结，即常常使李绂引以自豪的家乡及乡先辈们，在这其中，要数陆九渊、王守仁二人，更是深深影响了李绂的学术取向，而成为李绂学术思想渊源的深层原因。 钱钟书先生在论及李绂时，曾说：“李穆堂袒护江西乡先辈，时人以为口实。阮吾山《茶余客话》卷九载其在明史馆时，‘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谈辩云涌，纵横莫当，纂修诸公无以折之’。其于分宜之辩奸，正如其于临川之辩《辩奸》矣。”[1]“穆堂乡曲之见甚深。清世宗《硃批谕旨》第四十九册雍正六年十月十一日广西巡抚金鉷奏称穆堂巡抚粤西，修本省通志，至《名宦传》，凡江西同籍悉行滥载；黄X[上面一个‘广’字，下面一个‘吾’字]堂作《穆堂初稿序》，亦言其‘文章学术，师法不出本乡，而奄有前古’。其于荆公，犹是志也。”[1] 对于钱钟书所摘阮吾山《茶余客话》卷九所载，李绂的弟弟李纮在其所编《李穆堂年谱》[1]一书中为其进行了纠正。其中载：“十五年庚午，年七十六岁。……《茶余客话》卷三：‘李穆堂绂，记问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议严嵩不可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最后，杨农先学士椿从容太息曰：分宜（即严嵩——引者）当日尚可为矣，可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行，织成五奸十恶之迹，传误后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辈修史，但将杨继盛极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将五奸十恶条条剖析，且辩后来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伸。’穆堂闻之愕眙，自是不复申前说。按，此说恐出附会荆公书，非出本情，故先生力为辩误。如是颠倒黑白，大奸如嵩，岂能为之平反乎？所云明史馆乃纲目三编，并在辛酉前，《明史》已于己未告成。先生未充明史馆总裁，况农先亦纲目馆纂修，阮说误也”。铁证如山，李纮所言已明了，阮说是靠不住的。 至于“金鉷奏称穆堂巡抚粤西，修本省通志，至《名宦传》，凡江西同籍悉行滥载”一事，大家亦能够十分轻易地找到证据，不妨翻检一下《江西通志》。黄X堂作《穆堂初稿序》，言其“文章学术，师法不出本乡，而奄有前古”。在这里，作为批评李绂乡曲之见更有些可笑。黄氏作《穆堂初稿序》，依照今人行为来论，似乎并不存在此意思，黄氏目的是来赞扬李绂及其著作，并没有批评之意。而其所语“文章学术，师法不出本乡”，实际上是说明李绂学术上承其乡贤陆九渊学术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于此，不妨想一想钱穆先生所语，“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也”。这也就迎刃而解了。 李绂身为江西抚州府人，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浓厚的乡邦情结。无论是对家乡的先哲先贤，还是对当时的士人学者，李绂可谓是从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这不仅仅从其著述当中明显体现出，而且从其言行当中亦显露出。尤其是对于先哲先贤，如陆九渊、曾巩等更是如此，陆九渊之学术更是深深影响到了李绂，使得其成为清代著名的陆王学者。 作为李绂乡先哲先贤的陆九渊，是宋明理学当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曾讲学于贵溪（今江西贵溪）象山，自称象山居士，学者称象山先生，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卒于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享年五十有五，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陆九渊自幼颖悟，性若天成，七八岁时就开始诵习《论语》、《孟子》，常常到了深夜，还在秉烛检书。他读书从不苟简，能勤于思考。在十三岁时读《论语》时就曾发出“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的议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学体系也在不断地逐渐完善和深化。 陆九渊对理学的最高范畴进行了改造，建立了以“心即理”为核心的“心学”体系，强调心的主观作用。他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他认为充塞宇宙的万物之理即在心中。他将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加以综合，提出其心学的主旨在于明理、立心、做人，这也是其心学方法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明理”在于“立心”，最后落实到“做人”上来。基于此，陆九渊反对从客观事物中寻求知识、认识真理，认为“此心此理，我固有之”，“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同时他还认为：“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1]为此，陆九渊还提出了“存心”、“去欲”的道德修养方法，把所谓的良心与物欲对立起来，认为：“虽在贫贱患难之中，心自亨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由此可见，陆九渊的思想学说不仅仅继承了程子“心是理”的命题，而且也远承了孟子“尽心”的学说，他充分发挥了孟子的一系列思想学说，认为首先应该“先立乎其大”，然后再反身内求，这样就能达到自我反省、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功夫。 身为陆九渊同乡的李绂，有着强烈的荣耀感，常常为有这样的乡先辈而感到自豪。他经常读陆子书，且用鹅湖韵赋诗以抒其怀：“高允当年颂李钦，平生深悟总由心。灵机活比云兴岳，夜气清如雪满岑。两字早能通宇宙，五经何用著钩沉。寥寥鹿洞无言处，应悔纷纶说古今”；“水经派别读桑钦，云谷金溪共一心。檀迹漫寻微子国，桐阴重秀峄阳岑。玉芝兰雪清无比，乔木槐堂绿尚沉。惆怅高山安可仰，应天如象矗于今”；“轮奏先培圣德钦，启臣心拟沃君心。济时霖雨尤风伯，出岫孤云返故岑。梦里风烟收碧落，静中岁月炷黄沉。循良小试荆门政，木坏山颓恨至今。”[1]于夜深人静之时，他亦是手捧陆子书，孜孜不倦，夜不能寐，赋诗以志其事：“性以人为贵，由性以达情。苟非养无害，毋乃枉之生。大贤起金溪，众浊得暂清。覆谓彼为禅，斯论殊未平。夜凉展遗书，缺月当窗明。众星漫煌煌，北斗横珠英”；“章句势积重，利禄缨其情。古来挟微学，务得高才生。熙朝化理洽，天下颂穆清。岂无豪杰士，仰佐泰阶平。邹鲁作者圣，象山述者明。勿竞朝暮荣，零落同舜英。”[1]一次，李绂过疏山寺时，写诗怀念陆九渊。诗曰：“昔闻象山翁，肄业疏山寺。兄弟自师友，斯文蕲不坠。胡（疑此字应为‘朝’字——引者注）夕惟《鲁论》，博览非所贵。后来鹿洞游，登堂说义利。岂惟先生汗，已令诸生涕。紫阳亦虚怀，镌石亲题识。殷勤率吾党，入德方不昧。皇哉孔孟传，后死信无愧。……我家临汝间，百里同乡遂。相距固不远，景仰使心瘁。”[1] 不惟陆九渊如此，其他江西籍的先贤们，李绂亦同样是推崇备至。比如对于曾巩，他说：“孔子之道，传于曾子，曾子之后，有文定公子固。先生起于抚州，实传曾子之学。抚城中香楠峰，为先生兄弟故居，有书院曰‘兴鲁’，先生尝讲学于其中，东近盐埠岭建坊，亦以‘兴鲁’名，今石础犹存。余少时，以试事至郡城，必由香楠峰，慨然望古，徘徊遗迹，而后去焉。”[1]世传曾巩为南丰人，李绂认为不对，曾巩应为临川人。李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专门撰写《曾文定公居临川考》一文，[1]来说明自己的这一观点。 李绂还积极参与家乡的文化事业和文化建设。李绂的京师官邸，“在宣武门大街东，独为一胡同。盖故合肥李文定公相府四之一”。他认为“今值仕宦于京师者，各立馆，郡县亦分立之。……明时江西仕宦称盛，故江西会馆多于天下。省馆四，郡馆十，县馆亦数十。抚为大郡，临川为大县，独未尝有”。鉴于此，他把自己的官邸，“东西两区共五十有三间。西宅堂皇稍壮，因署为抚州会馆。东宅为临川会馆。……余心力颇瘁，于是不欲自私，而公之同郡县士大夫。俾仕于京朝力稍薄者得居焉，其正途谒选及公车计偕来京师者，亦得以暂寓焉。”[1]这不仅体现出李绂浓厚的家乡观念，而且也体现出李绂关心人才和文化建设。 乾隆三年（1738），李绂丁忧家居，“适奉天刘侯（即刘永锡——引者注）来守抚。锐意兴举废坠，因请复辟是门（即清风门，为抚州城门之一，于元代就已废弃），侯慨然许可。属余为文，考其端末，刊印千篇，散六邑，劝输赀费”。[1]于是，他登临抚州城（唐时有十三门，宋时有九门）东南清风门，对清风门进行了考究。李绂认为在宋时由于清风门的存在，抚州无论是户口，还是获得科名者犹盛，更有甚者，“有宋人文之盛，若乐子正之学问，陆文安之道德，并钟间气，然犹散在外邑。至于晏元献、王荆国、曾文肃三相国故居，并在清风门内。……皆得巽水盛气，迄今未有能继三相者。而荆公、子固之文章，尤为千古所绝无仅有。耳目聪明，孰大于是”。但是，到了元代，清风门塞，“而人文衰落”。为此，李绂先后撰写了《清风门考》和《清风门旧基考》，“叙述端末，俾有心之贤同志，于复辟者得以考焉”。[1]在李绂的宣传下，“颇有应者”。然后，于“四年之秋，据诸君状，由府司达之巡抚都御史院，院报可。乃请于郡侯，筮日，刑牲祭告城隍之神，立表辟土，召匠取石于山。余方戒装北行，行之日，门已辟，门旁石立三尺余矣。遂由是门以出。再逾月，来告门成，请为文纪其事”。李绂于是为文以纪其事，他写道：“清风门在郡城东南隅，东属春，生物；南属夏，长物，皆阳也。东南则生长之会也。登城而望，旴水萦洄近百里，来朝来宗。灵谷峙左，铜陵列右，名山大川，财赋所从出也。门拱而挹之，吏安且富民生不亦遂乎！山之灵，水之秀，文章之本也。萃其灵秀钟于是门，居是邦者文事将益昌，况盐漕舟楫上下之利乎！虽然孟子谓义路礼门，必能遵礼义，以由是路出入是门，然后天之时，地之利，交相应焉。是又在邦君之所以教，与邦人之所以自勉矣！”[1] 乾隆四年（1739），抚守刘永锡，欲“力求所以教养士民”，就建书院一事来告。李绂不仅给他分析选择了地址，而且还亲自参与了修建。选定地址后，“刘公以为然。遂偕余相度规制，发砦匠石，刻期成事。适有豫章之行，属余与临川令李侯，经纪其事，半岁而落成”。[1]并撰《兴鲁书院记》，经纪其事。同年，他还想修复抚州城中废弃已久的峨峰书院（宋代李壁初建，在青云峰下。元季毁于兵火。明初裁减郡城，由于城与学宫距离太远，来往极为不便，于是在嘉靖时迁移到城中，到了明季学宫渐渐废弃），“余每过之，必停车登峰顶凭吊，逡巡而后去。将图修复，而力未逮也”。后来，“城南傅生钦承，故名家子，与其同学游某讲习之所，问地于余。余欣然言于邑令君李侯（即李燮庵——引者注），请即学宫故地为青运云书院以课学者，侯亦欣然曰：‘是吾志也，吾将课士其中。’遂与余亲至其地，规度位置，并发清俸为倡。余亦少助焉。多士各以力之所能醵赀料理。经始于秋末。峰四周缭以垣，为门临大道，入门东行至峰下，为大门五楹，稍北为讲堂，盖规模初具。堂之后当为临川先贤祠，左右为横舍，峰之上当复旧亭，峰左最胜当为临眺之轩，皆以俟有志之士赓续为之”。[1] 据李绂自己讲述，就在其丁忧居家的这段时间里，他就曾为家乡做了许多事。除上述之外，尚有“修建县学大成殿及两庑、三门、礼门、义路、树声楼鼎，建明伦堂，尊经、奎星二阁，……及学使试廠。犹以县志久不修，为延邑士分纂而（邑令李燮庵）属余总其事”。李绂自己还说：“余夙有志记纂乡国事，尝作《西江志补》及《抚州续志》。……异时，京邸多暇，尚拟广加搜辑，作《临川志补》以附此书（即《重修临川县志》——引者注）之后，以益成侯（即李燮庵——引者注）之志。”[1]可见，李绂十分热衷于家乡事业，与自己的家乡有着浓厚的情结。 李绂的种种行为遭到时人及后人的不满和指责，认为李绂乡曲之见甚深。但细细想来，李绂之乡曲或许有之，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与陆王学术有密切关系。 李绂早年就已经向往陆王学术，他曾说：“绂自早岁即知向往，牵于俗学，玩物而丧志，三十余年矣。再经罢废，困而知反，尽弃宿昔所习，沉潜反复于先生之书，自立课程，从事于先生所谓切己自反，改过迁善者，五年于兹。”[1]他还说：“自入学之时，父兄不以诏子弟，师长不以训学子。所相与齗齗讲切者，不过空疏无用决科之文，士习益惰窳。”[1]李绂自己也逃脱不了那种“自入学之时，父兄不以诏子弟，师长不以训学子”的状况，所学到的也仍然是“不过空疏无用决科之文”。李绂早岁所被牵累的“俗学”，不言而喻，是指八股举业，而程朱理学依然是“空疏无用”的干禄之砖。但是，由于社会现实使然，他还不得不致力于八股文和词章之学，以取得功名。可以说，词章之学是李绂青年时主要致力所在。他曾谈及自己的切身体会，说：“国家取士三场，首试以经书文义，而四书文尤重。予少也尝为之，四试于乡而不遇也。因取见售之文规焉，一试而首举，再试而成进士。文固有其必售者也。”[1]还说：“科举之文，国家用以取士，士所共趋，岂无所用心哉！然其心未尝求有所自得，不过摹拟焉耳。义理则摹拟世俗之讲章，而讲章外，不敢溢一义。辞采则摹拟世俗之墨卷，而墨卷外，不敢出一语，即弋获科名，而于心毫无所得。”[1]所以，尽管李绂深谙词章之学的空疏无用，但依然不得不为了功名利禄去研习。只是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抛弃前学，沉潜反复于陆王之学。尽管他此时已是年过半百，但是，他的儒学根底，再加之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敏锐的洞察力，使得他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奠定自己一生的学术地位。 他曾说：“自象山陆子之教不明，士坠于章句训诂者三百余年。洎王阳明先生倡明绝学，然后士知有躬行实践之功。……呜呼！若先生（即刘文学——引者）者，可谓能世其家学，无失陆子、阳明子之教者矣。今科举之士，岂复有斯人乎？……余方有志于是先生之所学而愧躬行之不逮也。”[1]又说：“学者苟有志于圣贤之学，躬行实践可矣，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与仁，则罕言之。子贡亦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孟子因告子论性而误，故反复与辨耳。其教门人，则止曰孝弟而已，义利而已，未尝言性。今之教人者，不敢望孔孟，从学者不敢望子贡。实行不修，而高言心性，妄也甚矣。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实行不修，于阳明子无能为役。……凡欲知道者，直须躬行而后心得，若止悬空考究，终无定见，不过望塔说相轮而已矣。”[1]可见，李绂是推尊陆王学术的。但是，李绂也并非是毫无保留不加辨别地全部吸收，而是有取舍的。他闭口不语王学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玄谈，而只是把阳明学归纳为躬行实践而后心得，并且认为陆王之学有益于治道。因此，他牢牢地站稳陆王学术之阵地，为之奔走呼号。以至于后人称其为“王学最后一健将也”[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