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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中还有一项是农业生产差别导致饮食结构不同，这也成为欧洲与非欧洲发展上的一大问题。欧洲古代一般被认为实行的是粗耕农业，耕作粗放，土地不能连续耕作，实行休耕制，畜牧与种植结合，种植粮食多为大小麦，同时放牧牛羊，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较少，单位面积产量也低。中国、印度被认为是精耕农业，耕作细致，较早放弃休耕，土地可以连续种植，作物品种多为稻米，畜牧也与种植业分离。这样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双方地区都辽阔，农业习惯千差万别而且历史上的发展也会产生许多不同。如中国的精耕细作就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原来也是粗耕，畜牧业也很兴盛。⑧精耕与粗耕农业的不同在中 ———————————— ①E.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 Cambridge,1985, p.24. ②E.L. Jones, op. tit., p.29. ③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82页。 ④E．L．Jones，op．eit．，pp．6—7．兰德斯：《国富国穷》，第9—11页。 ⑤卡特赖特等：《疾病改变历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⑥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的生态扩张》，许学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此书的原题名为“生态帝国主义”。 ⑦E．L．Jones，op．cit．，P．36． ⑧杨际可：《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畜牧业的变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国学界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单纯种植粮食的小农经济成为中国落后的根源。①由此也产生欧洲人和印度、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不同的问题。欧洲人多吃肉，印度、中国人多吃粮食，尤其说中国人主要吃稻米。这确实是一种不同的习惯，各种文明当然有自己的特点。不过由此推断出的是吃肉的欧洲人更健康，更强壮，他们拥有更多的畜力作为动力等等，却不一定合乎事实。②要知道，生产肉类比生产粮食需要多得多的土地，所以在生产力低下、人口增多时人们往往是以吃粮食为主。而且穷人和富人的饮食也不相同，古代的穷人一般说来是吃不起肉的。所以即使是欧洲人，在中古时代穷人吃肉也不多。布罗代尔说中古时的欧洲家家户户的案子上堆满了肉，⑧可是奇波拉主编的经济史却估计当时欧洲穷人每周只有半磅肉吃。④布罗代尔指出，由于人口增加，从1550年起欧洲的饮食中粮食的比例越来越大，19世纪初，法国的穷人一周只吃一次肉。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农业革命后才发生变化。⑤至于吃什么更健康、卫生，那也是随着人类医药知识的进步而不同，20世纪初当然都以为吃肉多了有益健康，现在大概都认为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是更健康、更合理的了。 家庭—人口方面的。 亚洲，特别是中国，早就背上人口众多的名声，而且是无法负担的人口重担，由此产生了不少错觉。1965年，哈伊纳尔提出欧洲家庭的，特别是西北欧的模式，说那是一种晚婚、低生育率的模式，这样有利于节制人口。这一看法被欧洲中心论者大肆宣扬，在没有详细研究的情况下，就把它作为欧洲独特的现象，而且和非欧洲的模式相对立。如琼斯把这种模式归之于日耳曼人时代，⑥而曼更说这是欧洲人使用铁器时的产物。⑦其实欧洲的家庭模式也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而非欧洲国家的家庭模式也各个不同。1986年比尔基埃等主编的《家庭史》，已经指出中国古代的家庭是一种小家庭——核心家庭(这是有中国历朝历代的统计数字为根据的)，而欧洲中古时也有核心家庭，也有扩大的大家庭。⑧可是许多欧洲中心论者却依然对立欧洲和非欧洲的家庭模式，以之作为中国、印度人口众多的一种由来，证明马尔萨斯主义的正确。 西方的人口学说以马尔萨斯的最为有名，而马尔萨斯就是把中国和英国对立起来，说明像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对人口实行的是预防性抑制，会理智地通过控制婚姻等手段限制人口增长；而中国实行的是现实性抑制，人口一直无节制地增长，最后引起饥荒、疾病、战争等使人口下降。马尔萨斯的学说现在已经被证明在许多方面并不符合实际，有关中国的部分被称之为一个神话。李中清等经过研究指出，即使在清代，中国也有许多主动抑制人口增长的办法，例如溺婴、男女性别失衡导致生育减少、已婚生育率低等，所以中国的人口并非无节制地增长。⑨可是许多西方学者甚至中国学者仍然相信马尔萨斯有关中国的说法，曹树基等 —————————————— ①参看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08—110页。 ②E．L．Jones，op．cit．，P．4；兰德斯：《国富国穷》，第27、33页。 ③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120页。 ④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卷，胡企林、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9页。 ⑤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226—227页。 ⑥E．L．Jones，op．tit．，pp．15—16． ⑦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第551页。 ⑧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第1卷，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514、610—611、708、722页；还可参看Th．A．Brady，Jr．(eds．)，The Handbook ofEuropean History 1400—1600， vol．1，N．Y．，t994，P．35． ⑨李中清等：《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和中国的现实》，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7—10页。 认为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在中国是存在的，而中国近代的许多饥荒、疾病、农民战争正是人口危机的一种表现。李中清等则以为这样的认识有一种人口决定论的味道。① 著名的伊懋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其根源可以说就是一种人口论。他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宋代经济的巨大进步，甚至视之为已经到达了现代化的边缘，但他把宋代以后中国经济不能取得突破的原因，称为进入了高技术平衡的陷阱，即当时中国人口过多，耕地开垦殆尽，而农业生产高度集约化，已经达到前近代的最高水平。过多的人口使中国资源严重短缺，不仅土地，而且木材、燃料、畜力均感不足，如要投资提高生产力，则在当时的高技术水平下，必需巨额资本。而人口增长、资源不足必然使人均收入减少，因而资金筹措相当困难。因为劳动力很多，所以用不着注意节约人力，要注意的是节约资本，这样更缺少投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必要。即使某一地区发生某种供应短缺，因为交通发达，可以很快从别处把货物运来，不会出现刺激投资的动力。所以中国陷入这种停滞的陷阱而无法自拔。②黄宗智的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学说也是一种以人口论为基础的看法，特别是他的17—18世纪英国和中国农业生产的对比，更把中国和英国置于对立的两极，正如马尔萨斯对立中国和欧洲的人口规律一样。黄宗智认为这一时期英国农业的变化可以称之为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和中国单一种植业农业不断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小农的劳动因而导致过密化不同。③彭慕兰承认英国的农业比中国农业资本密集，但是他指出黄只注意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而不注意劳动投入和产量的比率。经过彭的计算，中国农业并不比英国的过密。④要知道英国这时的农业仍然是传统农业，所谓的诺福克轮作制——即种植牧草、饲料如芜菁、苜蓿以代替休耕，从而提高土壤肥力，并且增加了饲料。但这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即使这些劳动是安排在农闲季节，可是农民的劳动投入依然是增加了，即延长了劳动的时间。另外，牲畜的增加，当然伴随着肥料的增加，可是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来喂养牲畜，运输肥料等等。总之，这时的英国农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增加产量也只能依靠投入劳动为主，仍然不能摆脱人口论者所主张的马尔萨斯陷阱，它和中国的农业在作为传统农业上其基本特征是一样的。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欧洲的农业也面临着和中国的农业一样的劳动力富余，出现了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现象。⑤正如彭慕兰所说，在工业革命以前，全球所有人口密集地区都经受严重的就业不充分和失业，找到能使劳动力就业的新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发展形式。⑥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人口和土地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在前工业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主要的是不能把中国、印度当作欧洲的对立面，即我们和他们有不同的人口模式，所以我们注定是人口众多，不堪重负的。这正是李中清、彭慕兰等提出问题的关键。 社会、政治方面的。 这方面最主要的论点就是东方专制主义，把西方的民主和东方的专制相对立，而且这个对立是从古到今的。这真是一种神话了。不过现在相信这一神话的依然不在少数。 ———————————————————— ①曹树基等：《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中清等：《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M.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1973, pp.190—192. ③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52页。 ④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6—13页。 ⑤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⑥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5页。 西方民主的源头往往从古希腊说起。我们知道，古希腊当时有200多个城邦，而雅典只是其中之一。雅典的城邦政治体制并不能代表整个希腊的政治体制，不过因为雅典史料较多，影响较大，所以给人以代表希腊的感觉。如果说雅典的政治体制是民主的话，其他的城邦大多不是民主的。我们熟知的斯巴达就不是。还有雅典的民主是一种原始民主，其重要的内容是每个公民可以抓阄做官，而不在于民选政治。①古典作家一般认为它容易导向暴民统治，对之评价不高。② 西方封建时代的民主，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它源于城市，西欧的城市是经济中心，是自由的渊薮，而东方的城市是政治中心，是受奴役的地方。韦伯归纳西方城市有六大特征，即应是一个堡垒，有一个市场，有法庭和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行会组织，有市民参加选举出的政权机关，而上述这些，东方的城市，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的城市，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具备的，即使有也仅仅是微弱的萌芽而已。③韦伯还特别强调西方古代与中古城市所具有的民主，以同东方的受奴役的城市相区别。现在我们知道韦伯的说法大部分已经不能成立。西方的城市远不都是自治的，它们往往等同于君主下面的一个封臣，受君主的控制，为君主服役。④而日本和印度，在封建时代都有强大的自治城市。可是韦伯的说法依然十分强有力，为许多西方学者遵守。⑤布罗代尔虽然说过城乡不可分离，反对对立城市和乡村，可是他以为西方城市是自由的城市，享有无与伦比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根源，则是西方封建制度的特殊性。他认为西方中古城市负有建立民族市场、现代国家的任务，而西方的世界经济，则是以威尼斯、热那亚、安特卫普等城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⑥我并不否认，中古时代西方的城市组织有其特点，和中国、印度、阿拉伯等的城市不一样，也不能否认它们享有的不同程度的自由与自治。但是要否认的是它似乎具有神奇的力量，东西方发展的分野似乎就是由此而起的。欧洲中心论者的逻辑是这样的，西方的封建主义是分裂割据的，从分裂割据的缝隙中发展出来了独立的城市，城市的居民组成为第三等级，第三等级发展成为市民(这就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的来由)，市民建立了现代国家。民主、自由、平等由此而立，并由此而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而非欧洲国家因为没有封建，所以也不可能有现代国家。只有日本，后来被发现具有和西方十分相似、甚或相同的封建制度，所以日本才能走上现代国家的道路，实现了现代化。⑦ —————————————— ①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27页。黄洋还指出现在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和罗马的共和制相似，而不是雅典式的民主制。 ②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说的三种政体(君主、贵族、共和)和三种变体(僭主、寡头、平民)中，他对平民政体的评价就不高，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1、190—192页；至于伯里克利对雅典民主的吹嘘(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中所记)，则一般被认为是后人的虚构，而当时的一篇道出民主之种种弊端的文字却不为许多人所知。参看邢义田：《雅典民主政治的真面目》，《西洋古代史参考资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第83—86页。 ③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册，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7—585页。 ④ R. H. Hilton, 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Feud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1992, pp.25—52. ⑤E．L．Jones，op．cit．，p．165；兰德斯：《国富国穷》，第47页；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第153页；《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530页。 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1卷第8章。 ⑦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442—444页；R．Coulborn，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1956，P．26． 至于古代亚、非国家的政体，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本是西方近代以来对东方政体的一种概括，我们就从孟德斯鸠说起。①孟德斯鸠区分政体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君主政体、专制政体都是一个人执政，不过君主政体下君主遵照固定的法律管理国家，而“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已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②而亚、非国家的政体大多是这样的政体。以后西方人逐渐了解到东方也有法律，甚至是比封建的西方更为先进的法律，亚非的古代君主其行动一样受到法律、礼俗的限制，就是阿拉伯国家的苏丹、哈里发，其个人权力也是受到沙里亚法的限制，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③但他们仍然主张东方的君主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其政体是专制主义，把君权无限还是有限、受不受法律等的限制当作评价是否专制的标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魏特夫发表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把灌溉农业、水利社会和专制主义统治联系起来，用核心、边缘、次边缘把亚、非、拉的几乎所有国家，包括苏联都归之为东方专制主义，甚至连曼都认为他把范围扩大了。④曼是这样说的，“魏特夫把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东方专制主义’是准确的……然而其发展的原因并不是水利农业”。⑤今天水利社会的说法已经不为大家所接受，可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说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三项特征(土地国有、农村公社、普遍奴隶制)中，土地国有还有不少人主张。⑥亚、非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被认为没有私有土地，土地属于国王或者国家，是一种贡纳制。⑦曼还不同意布洛赫所说的封建的欧洲缺乏私人财产权的主张，而认为欧洲封建主义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私人财产权。⑧安德森是赞成东方专制主义的，他说西方的专制君主并不享有对臣民的不受限制的绝对的权力，不能像亚洲国家那样任意处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和地产，也未能达到完全的中央集权和司法统一。⑨安德森是以现代西方的政治、法律观念作为标准看待古代事物的。要知道欧洲也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和法律，而西欧的君主在中古和近代早期没收其臣下、商人的财产者，可谓屡见不鲜。⑩ 专制主义和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政体形式，看来它们在许多国家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过。拿专制主义来说，有东方专制主义，也有西方专制主义，作为西方人的谢和纳甚至认为，中国清朝的专制没有法国路易十四的专制厉害。⑾我不赞成的是把民主与专制当作西方与东方独有的政权形式，从而对立东西方，西方是民主的，而东方是专制的，甚至以为专制是我们东方与生俱来的特点(酋邦说)。而林志纯先生钩稽古史，指出中国古代的民主传统之作，⑿似乎得不到更多人的赞同。可见东方专制主义说之强有力了。 —————————————————— ①东方专制主义的由来可参看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载李祖德等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8页。 ③M．G．S．Hodgson，Rethinking World History，Cambridge，1994，P．115． ④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第95页。 ⑤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第128页。 ⑥兰德斯：《国富国穷》，第42页。 ⑦Ch．Wickham，The Uniqueness oSthe East，Baechler(eds．)，op．cit．，pp．89—94． ⑧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第539页。 ⑨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40—41页。 ⑩私人财产权的问题十分复杂，可参看我在《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的文章，但也只是试图提出一种思路。 ⑾参看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93—294页。 ⑿日知：《中西古典学引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过渡和现代化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