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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型体系的构想 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是全人类的财富，具有超越国度和民族的特性。国内外史学家们对世界史新体系的诸多创新和研究，对我们渴望变革、试图赶上历史潮流的思路有着巨大的启发。90年代初以来，我们已经试验性地开设过《封建文明史的宏观演进》的选修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在此基础上，笔者仅就《远古到1500年的世界史》的框架体系和具体内容的革新，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很成熟的浅陋设想，以期在世界古代中古史内容和体系的改革中，起到植梧引凤的作用。 首先，以文明为基本研究单位，突出人类各大区域各种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新体系的建立必须首先解决研究单位问题。研究单位不解决，就很难破除以国别史相拼凑的马赛克式旧体系。迄今为止，国内外宏观史学还没有发展到，发现一种比之“形态学派”大师们所提出的以文化或文明为研究单位的更为有效的研究对象。因此，形态学派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自然，我们对文明盛衰兴亡和积累发展的认知，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形态学派的观念和解释。我们认为，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文明以文字的产生和城市生活为表征，或者干脆以国家的产生为标志，因而它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丰富内涵，因而它能全面反映人类在一定时期的进步梯度。文明借助于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兴衰和重组，能够反映历史进程的纵横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各类文明常常都具有自身演化的兴衰过程。文明在彼此交往中，相互接触、冲撞和影响，乃至融合，也或产生一种新的文明；也或此兴彼衰、反客为主，被加以替代。但也有一种文明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如中国文明，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乃至形成悠久的传统，反映了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连续性。各类较高级的文明，常常以道德哲学体系或者充满伦理观念的高级宗教教义为精神力量，并以核心形式出现，向其周边辐射形成文明圈（或称文化圈）。在核心文明的周边地带常常形成边缘文明。所谓“核心文明”和“边缘文明”，也或称之为“母系统文明”和“子系统文明”，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并非存有厚此薄彼的意思。因为，世间万物，大至宏观的宇宙天体、小至微观的生物细胞，都是有核心和边缘之区分的，人类历史或文明也莫能例外。自然，以文明为单位来阐述人类历史，并不排斥对于某种文明体系下的政治实体历史的阐述。与此同时，也不排斥使用“文化”这一术语，对人类文明的史前时代和某些相对落后区域历史的阐述。因为“文化”一词比之“文明”一词来说，似乎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人类文化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人类文化史已有了数百万年的历史。但文明却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迄今所知，人类文明仅只在六、七千年前才产生。因此， 人类的文明史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其次，必须正确处理游牧地带和农耕地带的相互关系，充分认识两大地带的交往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距今约一万年前，正值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型时期，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和猎取者进化为食物的生产者，始由采集而农耕，由渔猎而畜牧，“这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发展的一次飞跃。”（13）后来，即BC4000-3000年代末，主要由于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影响，在亚欧大陆偏南的北温带和亚热带的诸多大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形成了农耕地带。在农耕地带的北缘，即亚欧大陆居中区域、寒冷干旱的草原地区，形成了游牧地带。农耕和游牧两大地带，自东到西大致有一系列山脉隔开，这些山脉分别是大兴安岭、阴山、祁连山、兴都库什山、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等。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农耕地带和游牧地带在获取食物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财富的积累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相对贫困、但却勇武善战的游牧人，为了获取财富或者扩展新牧场，经常对富有的农耕地带进行侵袭和劫掠。与此同时，农耕地带强大帝国的军事拓边行动，也曾给游牧人的生存带来巨大的压力。此外，两大地带双方互通有无的正常交易亦持续不绝。我们注意到，游牧地带和农耕地带暴力的与和平的彼此的频繁交往，从BC3000年代末直到AD17世纪，贯穿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在世界历史上对人类文明由孤立分散到整体联系的发展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两大地带的交往，对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但其推动作用却是全局性的，这是某一区域或某一国度的奴隶起义或农民战争的局部性影响所无法比拟的。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除了农牧两大地带以外，某些相对后进的生活在比游牧人更为偏远地带的渔猎部族也曾穿插其间，对一些区域性文明进行过冲击。而且，他们对局部地区的历史产生的影响（如东亚），当游牧部族在世界历史上业已销声匿迹以后，甚至还延续到17世纪的近代初期。 第三，选取史料，应以其是否具有超越民族或国度界限、在区域性文明中的影响力为标准。 简而言之，即以史料的区域性影响为标准。特别是对区域性文明发展或在区域性交往中有过重要影响的历史现象（包括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应该是选取的重要对象。否则，未达到这一标准的史料，就属于国别史或者其他专门史的研究范畴。人类文明交往的形式有正常的和非正常的的两种基本形式。正常的交往，一般采取和平的方式，如贸易、传教、外交、朝圣、求道、旅行等形式。非正常的交往，一般采取暴力的方式，如战争、侵略、征服、驱逐、逃亡等形式。平等地对待各民族和各地区的历史，是我们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并非是将所有的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并列地全部罗列出来，其标准也是看其在区域性文明中的地位和贡献而定。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组织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拟编著一部大型的人类文明史。但由于人员众多，编著者都想把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写进书里，结果使这部书纷争不一，迟迟不能面世。因此，在考虑世界历史新体系时，还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潮。因为蹲在民族主义或者地方主义的巢臼里，只能写出自我陶醉的历史。 第四，如何将中国史纳入世界通史新体系？ 应该用世界史的眼光看待中国古代史，打破传统的王朝体系，择取基本特征，不必面面俱到。但必须杜绝削足适履地、按照西欧历史的模式来任意剪裁中国历史。据我们的初步认识，第一，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长期纷争、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从BC12世纪末的“西周封建说”到AD3世纪的“魏晋封建说”，时差居然多达1400多年，令人不可思议。但我们发现，“魏晋封建说”在30—40年代的学术论争中并不存在，它是在50—60年代随着苏联《世界通史》模式的引进而异军突起的，对我国史学界影响极大。但是，在学术论争中，曾经力主“魏晋封建说”的一些专家和学者，有的最后转向封建“早熟”说（14），也有的到晚年放弃了“魏晋封建说”。这些讯息，无疑对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有所启发。第二，相对外国历史而言，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常常出现一些“早熟”现象或者“超前”现象。不过，它们却未能获得突破性地发展，应当引起重视并加以探讨。第三，古代中国不光是科学技术，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成就，常常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并非时时处处如此。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外交往是一种互动关系。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应以中外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以及正确地判定当时的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历史地位为重点。 第五，正确处理人类文明各大区域、特别是欧洲史的份量和比例。 在我国传统的世界通史著作中，西欧史一般占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以上的份量；其他区域的文明，往往只在某一章或者某一节中草草带过，比例严重失调。这样的世界通史，充其量只不过是一部欧洲通史或者西洋通史，自然难逃“西欧中心论”的嫌疑。但在实际上，当人类早期文明诞生时，欧洲尚处在荒蛮状态，“欧洲史还不见踪影。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东地中海沿岸发展了岛屿文明，但可以将此看成当时东方文明的附属部分”。（15）直到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欧洲史才出现了自己的辉煌。但到了中世纪的约1000年间，欧洲的影响力大为缩小，变成了亚欧大陆的穷乡僻壤。只是到了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史才又重放光辉。《远古到1500年的世界史》新体系模式，应该本着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一过程。作为一种文明体系，1500年前的西欧史在世界通史中充其量只能占有六分之一的篇幅。其他文明体系，如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北非、东南欧和东欧的历史应各占六分之一的比重。印第安文明、黑非洲文化、澳大利亚文化也应占有一定的篇幅。 最后，努力使用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 比较研究，是一种富有价值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比较，可以准确地判断和定位。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可以正确处理各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并判断它们各自的历史地位。比较史学像历史哲学一样，最关心的不是事情“怎么样”，而是“为什么”，因而具有一定的难度。 G•巴勒克拉夫说：“所有的比较方法都必须遵循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则，就是只有在可比较现象之间才有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比较。”（16）1928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奠基人之一的M•布洛赫，在其发表的《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一文中说道：“为了进行历史比较，必须具备两个前提：观察对象必须具有某种相同或类似；这些现象所由发生的环境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差别。”（17）当代美国学者 D•H•费舍尔也在其《历史学家的谬误•历史思想逻辑导论》中指出：“松散的类比”，“缺乏科学的价值和启迪的价值”（18）。因此，我们认为，比较的对象，必须是同一历史时期（或称之为相同时段）内、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同一范畴的历史现象。舍此，如果不受时空观念和事物性质的限制，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的类比便毫无意义。比较研究之前，必须掌握可比对象的双方或多方的大量素材，并加以综合分析和对比，探索它们的异同，并最终寻求出导致这种异同的因果关系。因而，比较史学，并不是简单的罗列现象的编年史体例。比较研究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投入，但其结果也必然是丰厚的。 ————————— 注： （1）、（英）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2）、《马克思恩克斯选集》第二卷，第112页。 （3）、《马克思恩克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 （4）、拙著《哥伦布全传》第723页、70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5）、（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9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 （6）、（美）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下册，第1059-1060页。北京，三联书店，1975年。 （7）、（英） H•G•韦尔斯《世界史纲》初版於1920年。1927年即有梁思成翻译的中文本出版。 （8）、参见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第271-27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9）、（英）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参见（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5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10）、（美）W•H•麦克尼尔《世界史》。纽约，1967年。 （11）、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三册《重版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 （12）、《伏尔泰全集》第三卷。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9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14）、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3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5）、（日）谢世辉《世界历史的变革—向欧洲中心论挑战》第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16）、（英）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17）、参见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第27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英）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四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