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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文主义新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并且从意大利传播到西欧各国是从15世纪晚期开始的 。各国接受人文主义新史学都有一个共同动机，即与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家竞争，也就是 说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此英国人反应最强烈，他们认为意大利人污染、败坏了英国 历史[10]。另外，人文主义新史学在传播过程中，民族史写作的两种范式相互影响、相 互融合的趋势已开始出现。 人文主义新史学在德国出现得相当晚，首倡史学新风格者是学者彼得·鲁德尔。他自 封为诗人和历史家，1456年执教海德堡大学。对德国历史批判意识的兴起，对于整理德 国文化作用极大的是同时期塔西陀的《日尔曼尼亚志》的被发现。该书是由意大利人文 主义者埃尼阿斯·西尔维阿斯(1405-1464年)传给德国人文主义者的。塔西陀强调了日 尔曼人固有的，纯粹的品性，他们的道德和经济关系的纯洁，以及他们政治制度的自由 和民主。这些观点为德国历史学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比昂多的《辉煌的意 大利》也很重要。它是历史-地志研究的典范，也是对德国民族情绪的一个挑战。为了 回应它，康拉德·塞尔替斯(Conrad Celtis，1459-1508年)及其同事试图创作《辉煌的 日尔曼尼亚》，以颂扬德国的传统。“高贵的先生们，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塞尔替斯 曾经对德国人说，“某些现代历史家(他们出版了新的历史著作，骄傲地声称他们可与 古罗马帝国媲美)称我们著名的领袖为‘野蛮人’……贬低我们德国人的声誉。”[11] 同时，雅各布·汪斐林(Jacob Wimpheling)也哀叹，德国人没有像罗马人、威尼斯人 、英国人、法国人等创作一部民族历史。于是，他在1505年出版了第一部人文主义风格 的德国史。汪斐林的《德国史纲》是对塞尔替斯建议的响应，它更接近布鲁尼的《佛罗 伦萨颂》，而不是他的《佛罗伦萨史》，只是它是按照编年顺序来叙述而已。他把日尔 曼的历史追溯到荷马时代，这样来宣称他们先于罗马。接着他颂扬日尔曼的伟大事迹和 人物，包括阿里奥维斯图斯，“第一个日尔曼人的国王”；讲述日尔曼人对外族的各种 胜利，以及从查理曼开始的日尔曼帝国的命运，最后结束于德国文化成就概述，特别提 到印刷术的发明。更具批判精神，也更符合意大利模式的历史著作当数阿尔伯特·克朗 兹的关于萨克森和温德人历史的著作。该书也提出了日尔曼人起源问题，它抛弃了特罗 伊起源说，但保留了其它起源神话。由于受比昂多和埃尼阿斯·西尔维阿斯的影响，他 出版了《斯堪的纳维亚史》。不久，德国人文主义历史学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后， 历史写作依然繁荣。最著名的是约翰·阿文提莱的《巴伐利亚史》，以及比图的《德国 纪事》(1531年)。 人文主义新史学在英国的出现与一位意大利学者分不开，他就是博莱多内·维吉尔(Polydore Vergil，1470-1555年)。他于1502年来到英格兰，在此之前，他已经表现出 对历史的关注，曾在1499年发表《论发明》。这是一部博学好古著作，确立了他的历史 观。对维吉尔来说，摩西是历史的“发明者”，但是历史学本身完全是人的事业，关涉 人的行为、事迹，以及原因和结果。到1502年，他完成了《英国史》第1卷，并将其题 献给亨利七世。维吉尔依靠的是与法国一样深厚的英国编年史传统。他受编年史传统的 影响非常大，不仅是表现在编年框架上，而且表现在对灾害、洪水、收获、奇迹一类修 道士所热衷的主题上。除此之外，维吉尔是一个博学的人文主义者，他为自己的雄辩的 拉丁语和古典风格的演讲感到骄傲。他对英国的起源问题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尤其是特 罗伊起源说和亚瑟王传奇。他对英国的各种制度都感兴趣，如大学、修道院和法律制度 。《英国史》从讨论地理背景开始，分成两个大部分，即征服前和征服后，每1卷写一 个国王的统治时期。在全书出齐(1555年)前，它也像埃米利奥的书在法国一样，已经成 为了16世纪英国史著的权威。 维吉尔的著作的出版给英国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为了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竞争 ，许多人投身民族历史写作，产生了大量编年史著作，但是水平都不高。直到1586年， 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年)的《不列颠尼亚》出版，才改变了英国 新史学落后的局面。该书标志着“中古编年史为近代历史所取代，其创造性的研究，尤 其对公共档案的研究，使它成为优秀历史著作的典范”[12]。这部著作不是李维-布鲁 尼风格的史著，而是瓦罗-比昂多风格的著作。全书有一个总的引言，概述不列颠的历 史，然后按地区排列，系统地对各地的地形、人物、习俗、制度等方面分别予以叙述。 卡姆登追随的榜样是比昂多的《辉煌的意大利》。 法国人文主义新史学的第一个典范是罗贝尔·盖刚，他曾是纪尧姆·菲歇(注：法国著 名人文主义者，索邦大学教授，是将印刷技术引入法国的功臣。参阅Binns,Norman E.,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Bibliography,Association of AssistantLibrarians,1969.)圈子的成员。像汪斐林一样，他曾哀叹他的同胞忽略了历史，认为 自己的《法兰西起源和事业纪要》(1495年)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该书以伊拉斯莫的一 封信作为序言，伊拉斯莫在信中将盖刚比作李维。实际上，盖刚的著作是匆忙编写成的 ，其主要材料得自圣但尼大编年史，剔除了一些神话传说(如查理曼的十字军征伐)，对 档案材料有所运用，当然全书渗透了民族意识，认为无论是法兰西国王，还是法兰西文 化都不低于罗马。 盖刚的著作为一个意大利学者保罗·埃米利奥所超越。此人早在1483年就来过法兰西 ，并依照比昂多的方法，考察法国古物，比昂多是他的主要榜样和资料来源。保罗·埃 米利奥常常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个皇家史官，他的编写民族史计划确实得到官方的支持[1 3]。他的《法兰西事纪》，像盖刚的著作一样，都曾作为被经常引用的法律权威。埃米 利奥的著作虽然基本上是意大利政治史叙述风格，但是，他广泛地利用了人种学、语言 学、地志学探究，并对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对社会和宗教习惯进行讨论，以及对别的专 题的研究，已经显示出李维-布鲁尼范式与瓦罗-比昂多范式两种民族史写作风格融合的 最早迹象。但是，法国史学没有从简单接受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发展出自己有独特品性 的民族史学。法国民族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下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是出现在史 学领域，而是“出人意料地发生在法学领域”[14]。这一独特的发展路径影响深远，必 须予以特别重视。 (四) 埃米利奥为法国人文主义民族史写作提供了最初的榜样。在他之后，法国民族史写作 继续发展，但缺乏突破，没有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民族史学走过了这样一段历程 ，即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学术影响下，从语言学研究到法学研究，从法学的历史方法到历 史学方法，从罗马法研究到制度史、文化史研究，从教会法和教会史、封建法和中古史 研究到法兰西民族史写作。通过法学研究与历史研究联姻，来改造传统史学，在建构法 兰西民族历史的过程中，造成历史思想、历史认识和方法的重大更新，进而在西方史学 中开创独具特色的法兰西史学传统。也就是说，法国思想家从语言学研究开始，通过法 学研究，把法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在追寻法兰西民族的过去，重建法学和制度 史的过程中，最终提出了史学新构想，开始了史学新实践。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学家比代、博杜安、波丹、迪穆兰、霍特曼、皮图、德·图等 都对新史学的探讨做出了贡献。最后由历史家波佩利埃尔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界定，他 的《历史著作史》和《完美历史的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新构想”的最全面的阐 述。他认为史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首先是自然史阶段，即口头传说和神话；其次 是诗的历史(预示了维柯的著名观点)；然后是连续的历史，包括简单的编年史和年纪； 最后是文明的历史，它在事实叙述中加入了雄辩和因果分析——这一水平人文主义史学 就已达到。此外，还有一个阶段是他所谓“完美的历史”，它还没有被达到[15]，但是 许多追求一个广泛的文化史观念的学者都曾探讨过它，如勒鲁瓦、迪埃朗、加亚尔，当 然还有波佩利埃尔本人。波佩利埃尔的“法国新历史的构想”就得自人文主义的这一观 点：所有科学、艺术，以及别的人类发明都源于历史[16]。历史家应该考量地理、政体 、王权及其各种制度和法律机构、社会阶级和宗教。我们应该看到，史学新构想的最初 实践是在民族史领域，所以，对这样一种“完美历史”的新构想做出最重要、最具体贡 献的是有“史界蒙田”之称的艾蒂安·帕基耶。他的《法兰西研究》不仅涉及到法学和 制度史，如大学、巴黎高等法院和法兰西教会的历史，而且涉及到艺术、文学，甚至大 众文化。在其一生研究法兰西社会和文化精神的过程中，他的同事克劳德·德·福歇和 尼古拉·维涅也积极投身其中。对于这些学者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不在其研究范围内，他 们至少是在一个民族的范围内实践了“完美历史”的构想[17]。 法国思想家的史学新构想，以及迪埃朗、德·图、帕基耶等人的史学新实践，表现的 是人文主义遗产中最宏大的方面，它可以被叫做博学的冲动。人文主义运动在某种意义 上就是从对古代博学的颂扬，又特别强调人文学科而开始的。在其成熟阶段以宏大的历 史观点来审视和评价人类各学科知识，这种历史观指向未来，更重视今世而不是古代。 他们的“完美历史”既强调历史的广泛性、整体性，又不忽略地理和民族的差异性。实 际上，他们的整体史就是文化史、文明史。勒鲁瓦的著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勒鲁瓦是 比代的学生和传记作者，他认为语言学研究应有广阔的视野，并将其用于整体史，结果 使其著作《论事物的兴衰或事物的变迁》成为第一部论述文明史的著作。勒鲁瓦的著作 是一部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英雄时代的比较研究。该研究是根据在民族层面是 循环的，而从整体上看是进步的(主要是指理智和技术今人胜过古人)模式来进行的。他 强调的是人类的创新，特别是当代的“新海洋，以及新型的人、风俗、法律和习惯”[1 8]。因此，他们的整体史不是中古基督教会的普遍史，它是各民族的历史，人类文明的 历史。它不是上帝的神圣计划的表现，而是人类的活动。它是理性的、世俗的，本质上 是民族的。 总之，直到16世纪，人文主义民族史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将各民族的 中古过去拉丁化，即便不是古典化。人文主义者对不文雅的、“野蛮的”的资料，依照 古典拉丁散文风格进行加工润色；通过确定因果关系、利用演讲和对话等文学手法，以 及从重建的过去得出道德和政治教训的方法，来赋予中古材料某种一致性和连续性。这 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按照李维-布鲁尼范式重构各民族过去叙事。其二是在民族史写作中 倡导，常常是实践一种求真求实的学术标准，伊拉斯莫表述为真实而博学，阿尔齐亚托 表述为语言学的真实，[19]这就是把历史写作建立在世俗学术的基础上，而不是神学教 义和随意的年表的基础上。同时，注重原始资料的考释，关心文化史、制度史，强调系 统研究。这后一过程则是依照瓦罗-比昂多范式探究各民族的过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对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即两大历史研究范式融合的最 初表现，即法国学者的史学新构想和史学新实践。两大范式的融合必然带来历史研究方 法的更新，必然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拉大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历史不只是以政治、 军事为主线的叙事，而是一项具有“研究”和“分析”特征的严肃的理智活动。它既包 括对历史的关键问题的理解，又有对纷乱不清的制度、经济、文化和宗教因素的分析。 历史家既要重视变化，又要找出联系，把握结构。历史家技艺的最高境界在于把系统分 析与编年叙述很好地结合起来[20]。如果说具有历史批判意识、注重原始资料考证，关 注文化史等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特征，那么，在重建法兰西民族史的过程中，16世纪 法国法学家和历史家的史学新构想和史学新实践就预示了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2][3][10]Momigliano,Arnald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Historiogra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87,68,81,82. [4]Griffiths,Gordon and others,(trans.).The Humanism of Leonardo Bruni(Selected Texts).State University of N.Y.at Binghamton,1987.pp.192. [5][8][11][17][18][19]Donald R.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I.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7.p.240,242,246,246,262,249. [6]Gilbert,Felix,Machiavelli,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W.W.Norton & Company,1984.p.209. [7]亚里士多德.诗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9. [9]Cochrane,Eric.Historians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40. [12]Fussner,F.Smith.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and Thought,1580-1640.Greenwood Press,1976.p.230. [13]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M].商务印书馆，1988.728. [14]Breisach,Ernst.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Mode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164. [15]Donald R.Kelley.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Law:IV.p.785. [16]Donald R.Kelley,(ed.).Versions of History:from Antiquity to theEnlightenmen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397. [20]H.Stuart Hughes.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7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