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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尤其是上层对polis的认同感，是学者争议最多的问题。芬利认为，家族是荷马 的英雄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的物质需要、伦理、道德、义务等，都围绕着家族运转。( 注：M.I.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pp.57—58.)唐兰的意见与芬利接近，从政治 动员的角度否定polis作为一个集体的功能。(注：Walter Donlan,The AristocraticIdeal and Selected Papers,pp.237—248，283—303.)易言之，polis无足轻重。可是 ，如拉夫拉勃指出的，我们不能因此否定polis本身的地位。首先，在未来的几个世纪 中，家族一直是人们效忠和认同的核心，但它并不排除人们对城邦的认同和义务感。英 雄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家庭的存续和幸福，取决于polis本身的存亡。当赫克托 尔难以抵挡狄奥麦德斯的进攻时，他要求母亲率特洛伊妇女向雅典娜祈祷，希望女神能 够对特洛伊人和他们的polis、而不是他本人大发慈悲。在批评帕里斯时，他同样强调 的是特洛伊作为polis的利益受到威胁。在鼓励特洛伊人勇猛作战时，赫克托尔说道： “如果你们有人被击中遭到不幸，被死亡赶上，那就死吧，为国(pateres)捐躯并非辱 事，他的妻儿将得平安，他的房产将得保全。”(注：《伊利亚特》，ⅤⅠ，237—331 ；ⅩⅤ，495—497；ⅤⅠ，390—502，216—236。)与妻子告别时，虽然赫克托尔很担 心妻子与儿子的未来，但同样非常注意特洛伊的将来，把妻、子的未来和特洛伊的将来 联系在一起。波里达马斯的忠诚感似乎更强。他向赫克托尔提出建议时，一般都是从特 洛伊的整体利益出发。不可否认，荷马polis中的居民当然和古典时代的公民有差别， 尤其是和雅典公民及其领袖有别，所以，出现了格劳科斯和狄奥麦德斯这两个敌人在战 场上居然相互交换武器，保证友谊的事情。(注：《伊利亚特》，ⅤⅠ，237—331；Ⅹ Ⅴ，495—497；ⅤⅠ，390—502，216—236。)但在赫克托尔和波里达马斯身上，我们 也看到，它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 其次，polis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中的事务，和家族的私人事务 不同，主要由普通人(demos)参与和决定。在伊大卡的人民大会上，英雄埃格普提乌斯 首先发言，“现在是谁召集我们?有什么需要……他是听到敌人向我们袭来的消息，想 如实地向我们报告，因为他首先知道?或是想发表演说，提出公共议案?”特勒马科则回 答道：“我既没有听到任何敌军袭来的消息……也不想发表什么演说提出公共议案。而 是我有所请求，双重的灾难降临我家庭。”(注：《奥德赛》，ⅠⅠ，15—256；ⅩⅤⅠ ，424—430；ⅩⅤⅠ，373—382；ⅩⅠⅤ，235—239。)可是，伊大卡人显然认为，求 婚人骚扰帕涅洛帕是奥德修斯家的私事，跟他们没有关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在另 外一处，当伊大卡人知道，安提诺奥斯的父亲和海盗塔福斯人一起攻击伊大卡人的同盟 者时，人民要烧掉他的房子，剥夺他的财产并将他打死。可见，伊大卡人对公私领域分 得相当清楚。不过，只要人民愿意，同样可以干预私人事务。后来求婚人之所以打算杀 死特勒马科，一是因为特勒马科好像突然之间成熟了，对求婚人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 ；另一方面，他们担心伊大卡人会回忆起奥德修斯的好处，起来支持特勒马科。在奥德 修斯杜撰的一个故事中，他说他本不想去特洛伊，但迫于民众的压力，只好前往。(注 ：《奥德赛》，ⅠⅠ，15—256；ⅩⅤⅠ，424—430；ⅩⅤⅠ，373—382；ⅩⅠⅤ，235 —239。)奥德修斯诛杀求婚人后，赶紧逃往其父亲的农庄，主要是害怕伊大卡人报复， 因为他杀死的大多数人是伊大卡精英，单纯的私人复仇就变成了伊大卡的公事，伊大卡 人不做任何反应不大可能。后来的事实证明，求婚人在伊大卡民众中确实具有相当大的 影响。正是因为多数人支持求婚人的家属，才有大量伊大卡人前去进攻奥德修斯。 第三，作为polis居民集体的demos具有了一些重要职能。它把贵宾礼物送给国王和英 雄们；与国王共同就战争事务做出决定；作为司法方面的重要参与者，它在两部史诗中 都出现过；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人们分别向国王和德莫斯求助。国王的意见，要在人民 大会上表达。与这些职能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些专门的词汇，如等。根据安德 列耶夫的看法，第一个词表示人民在执行司法事务，第二个词表示长老是人民的、而不 是其他人的长老；第三个词则表示它是人民的事务。它们的含义表明，人民已经和polis紧密结合在一起，人民就是polis。古典时代的人民即城邦的观念，荷马已经有所 展示。当然，这里的人民有别于古典时代雅典的人民，因为在荷马的polis中，至少是 在人民大会上，发言的和起作用的主要是那些贵族和英雄。所谓的人民主权，还有点挂 羊头卖狗肉的意思。(注：晏绍祥：《荷马史诗中的人民大会及其政治作用》，《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J.V.Andreev,Die homerische Gesellschaft,SS.14—27 。)但是，它无疑已经具有了某些特色，或者说正在向人民主权的方向发展。 第四，汉弗里曾经指出，古典城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财富不是用来展示个人的能力 、吸引更多忠诚于自己的追随者，而是向公众表达自己的善意，捐出财富谋求政治影响 。(注：Sally Humphreys,Anthropology and the Greeks.London:Routledge & Kagan Paul,1978,p.69.)虽然荷马的英雄们以拥有大量财富为荣，而且有意向他人显示自己的 富有，似乎和古典城邦中压抑个人财富作用的特征相违。不过，在荷马的polis中，某 些人已经开始为公共目的使用自己的财富，颇似雅典的公益捐献。为保卫特洛伊，普里 阿摩斯不得不动用个人的财富。当赫克托尔拒绝波里达马斯撤回特洛伊的建议时，他提 出的理由是：“以前世人都称誉普里阿摩斯的都城是富有黄金、富有铜块的城市，现在 宫中的精美珍藏已消耗殆尽，许多瑰宝被卖到弗里吉亚和可爱的墨尼奥埃，自伟大的宙 斯对我们动怒。”(注：《伊利亚特》，ⅩⅤⅠⅠⅠ，288—292。)必须承认，赫克托尔 的战斗，很大程度上是为保卫自己的家族。(注：Richard A.Posner,The HomericVersion of Minimal State,p.32.)但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保卫特洛伊人。在缺乏赋税 体系的情况下，作为特洛伊的统治者，普里阿摩斯只好自掏腰包，支付盟军的费用，以 致不得不出卖宫中宝藏，可以说承担着某种公益捐献人的角色。稍后，赫克托尔提醒那 些担心自己财富的人：“那就请把它们集合起来献公，让自己人享受强过让阿凯亚人享 用。”(注：《伊利亚特》，ⅩⅤⅠⅠⅠ，300—302。)话是说得有点勉强，但至少已经 表现出为公益使用财富的思想。公益捐献思想的萌芽，至少说明公众对英雄们的行为已 经产生了制约。因此，英雄们有时不能不通过消耗财富的方式，寻求普通人的好感，反 映了公众权力的上升。 第五，在宗教领域公众也开始发挥作用。当特勒马科到达派罗斯时，正赶上当地在祭 神。居民分成9队，每队500人，各自献祭9头公牛。(注：《奥德赛》，ⅠⅠⅠ，1—58 。)祭神仪式结束后，举行的是全体派罗斯人的宴会。这种祭神活动是以全体派罗斯人 的名义进行的，在其中起作用的也是派罗斯的人民。(注：B.Qviller,The Dynamics of the Homeric Society.In Irene J.F.de Jong(ed.),Homer:Critical Assessments,vol.2.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9,p.200.)因此，宗教也从原来可能由国王掌 握，转到普通人手里。细读荷马的史诗可以发现，在荷马社会中，虽然不乏卡尔卡斯那 样的祭司，但并没有专业的祭司阶层。至少是在对神意的解释上，各人有自己的主张。 无论是在《伊利亚特》中，还是在《奥德赛》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阿家门农借口 自己做了一个梦，声称那是神意，乃召开人民大会，假意宣布撤退，几乎导致全军大溃 败。在特勒马科召开的人民大会上，哈利特尔塞斯借口有苍鹰飞过，警告求婚人早日离 开奥德修斯家，否则将遭不幸。但遭到求婚人不客气的反驳。其他人如奥德修斯、涅斯 托尔等人，也都在不同场合解释过神意，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专业祭司。神意解释权 的下移，与后来完全由公民大会来解释神意虽有不同，但它毕竟表明，人民对神意的解 释同样有一定的权力。 最后，是军事制度的变化。公民兵制的形成，是希腊城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 ，希腊重装步兵的兴起，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重装步兵革命 的观点，把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发生的社会变革，和重装步兵的兴起直接联系起来。 (注：如安德鲁斯：《希腊僭主》，钟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53页；P.Cartledge,Hoplites and Heroes:Sparta's Contribution to the Technique ofAncient Warfare,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77,pp.11—27.比较JohnSalmon,Political Hoplite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77,pp.84—101。) 因为在重装步兵制度下，人们注意的是整体配合和保护，而非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的是 彼此平等，而非军官的高人一等。此外，重装步兵作战，需要大量人员参战，这样，就 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员都吸收进军队中。伴随着他们加入军队，原来由贵族独占的保卫 国家的重任，也转移到了全体公民肩上。(注：W.R.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 ,Past & Present,1988,No.119,pp.1—18；晏绍祥：《古风时期希腊陆上战争若干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90—91页。)所以，重装步兵的出现，是公 民集体出现的重要标志。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人们通常认为，重装步兵的出现有一 个过程，其装备也是逐步采用的，有关重装步兵作战的最可靠证据，是公元前7世纪上 半期的齐格花瓶画。(注：Anthony Snodgrass,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The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65,pp.110—122.)但普里彻特和汉松根据荷马史诗的 有关描绘，认为重装步兵作战的方法，早在荷马时代就已经出现。(注：W.K.Pritchett ,The Greek State at War,vol.4.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5,pp.30—41;V.D.Hanson(ed.),Hoplites.London:Routledge,19 91,pp.64—67.)虽然他们的观点没有得到普遍接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迈锡尼时代的 职业军队，在荷马史诗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英雄们为首领、以全体士兵为主体的 业余军队。这些人平时都是生产者，需要从事各种劳动，战时临时组成军队。荷马时代 的战争，绝不会像荷马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只是少数英雄们表演杀人技巧和力量的 场合，普通士兵在其中无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宙斯的后代阿克琉斯，还是 特洛伊的统帅赫克托尔，都不曾脱离自己的大队，身边总有一些士兵追随。有些时候， 类似后世重装步兵交战的情形，也确实出现过。(注：H.J.Van Wees,The Homeric Way of War: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Ⅰ).In Irene J.F.de Jong(ed.),Homer :Critical Assessments,vol.2,pp.221—238;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Ⅱ ),Greece & Rome,vol.41,1994,pp.131—155.)所以特尔西特斯批评阿家门农，“让我 们坐船回家，留下他在特洛伊欣赏他的礼物，看我们对他有无帮助。”(注：《伊利亚 特》，Ⅱ，237—238。)只是诗人站在贵族的立场上，不愿让我们看到战场上的这一面 而已，从而把普通战士变成了供英雄们屠杀的炮灰。相应地，全体战士也都取得了参加 人民大会的权利，其意见虽得不到充分尊重，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又可以成为某种 压力，让那些自以为是的英雄们有所忌惮。 上述事实表明，在荷马时代的polis中，贵族和国王因为政治和经济优势，享有比较高 的地位和影响，因此使荷马的polis具有浓厚的君主和贵族政治特色。但另一方面，德 莫斯虽然还没有成为古典时代城邦中的公民，但确实已经拥有某些非常重要的权利，正 在向公民转化。“《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非常政治化的诗篇，其中充满了由个 人统治者、精英集团和更广大的人民团体作出决定、执行决定的例证。在诗篇中，共同 体、特别是特洛伊和伊大卡的命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特洛伊城下 的阿凯亚人营地就是一个按照政治化结构组成的共同体；奥德修斯对法埃西亚的访问， 成为奥德修斯梦幻般游历过程中探讨政治秩序的机会。如我们在公、私事务的分离以及 把私人事务排除于共同体讨论中看到的那样，共同体意识已经得到了高度发展。”(注 ：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London:Routledge,pp.150,6—7.)城邦作为 公民集体的性质，显然已经引起荷马的注意。荷马并非历史学家，由于他的立场、观点 与方法，其描述不可能完全真实，其中包含着诗人的想像，而且因为史诗的口传性质， 夹杂着不同时期的因素。同时，史诗所表现出来的，毕竟是一幅相对静态的画面。(注 ：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London:Routledge,pp.150,6—7.)因此，要 说明荷马社会polis的特点，仅仅依靠荷马的记载显然不够，还必须利用考古发掘的有 关资料。 考古资料所反映的polis 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世界的宫廷国家因为各种原因覆灭了。迈锡尼、太林斯、派罗 斯等地的宫殿先后被摧毁，当地的居民逃亡到附近的山区或者高地上，聚族而居。但物 质文明水平已严重下降，居民点较之过去减少；宫殿无法再修建；圆顶墓消失。墓中的 陪葬品显示，社会严重贫困化；陶器风格趋向地方化；文字逐渐被遗忘。(注：Robin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19.)雅典或许是个例外，虽受到外来入侵的威胁， 但坚持下来了。在考古上的表现，便是她的陶器和墓葬一脉相承，没有中断。在阿提卡 的个别地区，还有迈锡尼文明的遗迹残存。(注：保罗·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 腊石头》，晏绍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3—120页。)不过，当雅典重新 出现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中时，那里根本没有迈锡尼社会相对发达的官僚系统。 公元前11世纪，希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地方化，其典型表现就是陶器风格的 地区性。在阿提卡西部，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残余迈锡尼陶器。从器型上看，虽然来自迈 锡尼时代的先驱者，但一般不够大，装饰朴素，工艺也比较粗糙。在阿提卡以外的地区 ，陶器的风格和生产技术在大约5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发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总体 上说，比以前大为减少。在分析了有关考古资料后，奥斯邦指出，“我们所得到的一般 印象是视野不断萎缩：没有大型建筑、没有多功能的陵墓、没有非人格化的联系，与外 界的联系非常有限。在迈锡尼的体系崩溃后，事情似乎被降低到了个体的水平。这样一 幅图景足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宫廷的灭亡，不仅政治体系，而且整个的社会 和经济组织都瓦解了。个体的生存完全依赖他们自己的努力，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个 人或者集团从其余的人口中榨取剩余产品……到(公元前)11世纪末，所有直接或者间接 超过个人水平的组织好像都不可能存在了。因此整个情景让人丧气，在此之前所有组织 的痕迹以及因组织产生的产品全部被清除了。”(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Making,pp.23—27,32.)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趋势在随后的大约两个世纪中不但没有缓 和的迹象，反而有加重的趋势。科德斯瑞在详细分析了公元前9世纪初希腊的形势后指 出，孤立、贫穷是此时希腊的主要特色。(注：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London:Muthuen & Co.Ltd.,1977,pp.50—52.)在当时的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居民点数 量急剧下降，从公元前13世纪的320个减少到前11世纪的40个，仅及两个世纪前的1/8。 (注：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Berkeley and 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20.)在这些幸存的定居点中，几乎 没有一个保持着以前的繁荣。据科德斯瑞，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的城市大概只有6个，它 们分别是雅典、阿尔哥斯、伊奥尔科斯、伊阿里索斯、克诺索斯和勒夫坎地。即使是这 些比较大的城市，可能也只是几个村庄的集合，还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城市。地方化的 趋势，到这时更加严重了。墓葬极为多样，几乎没有两个地区是相同的。陶器也是如此 。雅典的原始几何陶还能够在爱琴海地区、包括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及士麦尔那等地发现 ，但她的早期几何陶几乎没有出现在阿提卡及邻近的地区之外，连优卑亚地区也没有。 就人口而言，以阿提卡为例，除雅典外，仅马拉松、厄琉西斯、索里科斯等有居住迹象 ，说明人口下降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惟一的例外可能是勒夫坎地。在这里的墓葬 中出现了黄金装饰品、青铜器具、马骨等，表明其与外界、可能是近东地区有贸易往来 。然而，“勒夫坎地的黄金不应让我们对其他地区仍然盛行的黑暗视而不见。在优卑亚 以外的地区，这个时期一般的情况是孤立、褊狭，也许还有不稳定。除了阿提卡的几何 风格外，此时几乎没有新的东西出现。从总体上说，内部的联系自公元前10世纪以来一 直在恶化，与外界的联系稀少而又散乱”；“正是这一点使得黑暗时代对古风、事实上 还有古典时代希腊的历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注：J.N.Coldstream,GeometricGreece,p.52;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32.)因为它逼迫希腊人在完全 孤立的环境中重新学习有关政治的技术，可以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起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