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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巴比伦囚虏事件对于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孕育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埃班在评论巴比伦犹太人聚集民族精神和创建犹太民族凝聚力时所说的话才愈显意味深长：散居异乡仍能忠于自己民族的这种非凡力量是犹太民族所独具的。这正是犹太民族无与伦比之处。他们生活在巴比伦，自然要适应那里的环境……那种有可能导致这个民族灭亡的环境在当时却变成了对他们的一种考验。通过考验，这个民族精神振奋，焕然一新。在巴比伦流亡地，以色列，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的犹太民族，就已经有了代表自己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犹太教”。（注：阿巴·埃班：《犹太史》，第61页。） 复国主义思潮的最初产生 20世纪40年代犹太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犹太民族在被逐出家园近2千年后终于又在其祖先“牧过羊、立过国”的故乡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人们常常对此困惑不解。一个早在1800年前就被从自己的家园逐出、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民族为何会对巴勒斯坦这块在当时几乎是不毛之地的地方如此钟情？为何一定要在这里重建犹太人的国家？这对世界非犹太人来说似乎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可是对犹太民族而言这却是一个世世代代希望实现的愿望。而这个成为犹太民族世世代代愿望的产生也是与巴比伦囚虏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巴比伦囚虏事件在犹太民族心灵上造成的最深远影响莫过于犹太人对故土、对圣殿、对耶路撒冷不尽思念之情的培育。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而且被迫离开上帝允诺的“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由于身居异乡巴比伦，一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故国，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园，没有忘记他们为自己所独钟的上帝建造了圣殿的耶路撒冷。《圣经·诗篇》第137篇对沦为巴比伦囚虏犹太人思念故国的内心世界作了最为淋漓尽致的描述：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掠夺我们的， 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 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罢！”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诗篇》第137篇1-6节） 犹太人因沦为巴比伦囚虏而对故国产生的深切思念之情实际上就是人们所说的犹太人的“回乡观”。随着巴比伦犹太人不能在短时间内返回故国，这种思乡观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愿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国、重返锡安、重返耶路撒冷，复国兴邦的思想开始在犹太民族心中深深植根。当这种思想与犹太先知所宣扬的特殊宗教救赎信念结合在一起后，便逐步形成后人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最初形式。尽管这种思潮在当时是以宗教信仰为其基础的，但它的存在一直影响着犹太人与其故土——巴勒斯坦的关系。事实上，这种在第一圣殿被毁、犹太民族沦为巴比伦囚虏时产生的期待上帝救赎，救世主降临，帮助犹太民族摆脱苦难，返乡复国的宗教信念对犹太民族与故国之间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的联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并在19世纪导致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出现和现代以色列国的最终建立。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专家拉克就曾指出：“考察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应以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思想、祈祷文和梦想中的锡安山这个中心为起点。”（注：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51页。）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赫茨尔为了表达自己对锡安的忠诚，举起右手，借用上述《诗篇》中的词语发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足见巴比伦囚虏事件影响之一斑。犹太民族在巴比伦产生的这一思念之情，在19世纪英国犹太政治家迪斯累里的小说《阿尔罗伊》中也有强力的表述。“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耶路撒冷’，它是我们失去的一切，是我们渴望的一切，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注：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53页。） 巴比伦囚虏事件还是犹太民族特有的“加路特”神学观念的提出和验证。犹太教认为，加路特（“放逐”和“流散”之意）是一种上帝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不幸惩罚。它意味着失去家园，遭受敌意和歧视，以及面对一种无所不在的异化。然而，它又是一种不正常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通过宗教仪式和对律法的遵守，加路特状态就会结束，犹太人终将获得解放。该词语最早在《圣经》中出现，指的就是被掳往巴比伦成为阶下囚的犹太人。由于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巴比伦囚虏获得返乡，加路特的观点得到了验证。它的思想开始为犹太民众广为接受。公元70年，圣殿再次被毁，圣地再次遭蹂躏，人民再次遭放逐，加路特思想更是得到流传。第二圣殿被毁后发展起来的拉比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加路特观念的新诠释。加路特观念作为犹太民族神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长期处于离乡背井、屈辱无助逆境中的犹太人起到了精神上的慰籍作用，也为犹太人的复国救世思想奠定了颇具影响的理论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功不可抹”，自然在这里应记上一笔。 犹太民族生活空间的扩大 巴比伦囚虏事件使犹太民族看到和了解到了一个更大、更为繁荣的新世界，这不仅开阔了犹太人的眼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扩大了犹太民族的生活空间。历史上，巴比伦城一向是古代中东地区一个最为繁荣的城池，是西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新巴比伦帝国时代，巴比伦城市的规模更是无与伦比。“全城面积达41平方公里，有外城墙、护城壕、内城墙三重环绕，主城墙厚7.8米，墙上的大道可容四马所拉的战车转身。”（注：朱寰：《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定型出版社，1990年，第46页。）巴比伦还是一个宗教中心，建在巴比伦城中心的马尔杜克神庙有高达91米的七层塔楼。为了慰藉米底籍王后思念故乡的心情，在王宫旁筑起的“空中花园”被喻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足见其规模和豪华。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手工业和商业繁荣起来。“富庶、壮观的巴比伦城吸引亚非各地的商人远道而来，巴比伦成为世界著名的商业中心。”（注：朱寰：《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定型出版社，1990年，第38页。）此外，巴比伦的文化事业也空前发达繁荣，例如，巴比伦的图书馆有藏书数十万册。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如同从边远乡村来到大都市的人，对看到的一切不能不感到兴奋和向往。生活的机会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在巴比伦人的影响下，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不再囿于传统的职业，也开始从事经商的行当，许多人因此变得富有起来。在巴比伦人的影响下，犹太人开始在商业领域大显身手，并开始了国际贸易。在巴比伦经商的经历对于犹太人的中世纪成为一个经验老到的经商民族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农牧业到商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巴比伦当时的先进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犹太人。 巴比伦囚虏事件还是犹太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流散历史的开端。自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在上帝的“应许之地”——以色列地定居、立国以来，首次出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数开始超过以色列地犹太人的现象。而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如此。大批犹太人在自己家园以外的地方生活无疑使犹太民族的生活空间得到扩大。如前所说，巴比伦的大规模经商活动和经商路线使得一部分经商犹太人的足迹遍及巴比伦帝国每一个角落以及经商势力所及的范围。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50年后，当波斯帝国击败新巴比伦，允许犹太人返乡重建犹太圣殿时，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返回自己的家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到波斯王允许其返乡，50年已经过去了，不少人已习惯于巴比伦的生活，在巴比伦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对故乡不了解，回归的愿望自然也不那么迫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巴比伦生活远比耶路撒冷生活优越，人们十分清楚允许他们返回的地方“再也没有吃不完的蜜，喝不完的奶了；相反，这里成了一个‘吞噬它的居民的地方’，”（注：阿巴·埃班：《犹太史》，第67页。）是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废墟。因此，只有一小部分信仰坚定的被俘犹太人返回，大多数犹太人仍选择留居巴比伦，成为第一批自愿留居海外的散居者。史称“巴比伦犹太社团”的历史从此开始。犹太历史告诉我们巴比伦犹太社团的存在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十分重要。当作为犹太文化、精神的巴勒斯坦在罗马人的打击和迫害下于公元3世纪左右衰落以后，巴比伦犹太社区便成为犹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心。犹太人在那里发展了一种以《托拉》为核心的文化宗教生活，编纂并完成了《巴比伦塔木德》这部被称为犹太教第二经典的著作。它是对犹太生活的权威性注释，规范了随后近1500年犹太民族的生活。从6世纪到11世纪，巴比伦犹太社团继续得到发展，苏拉和篷贝迪塔两个犹太神学院的院长被公认为整个犹太世界最有权威的宗教领袖。此外，巴比伦犹太人在波斯人统治期间不断迁徙，像亚马他、尼浦尔、书珊等当时波斯帝国的大城市都开始出现了犹太人的身影，犹太人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犹太民族的历史证明“散居给犹太人提供了更多的自身发展机会。”（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第157页。） 最为重要的是，留下不归的巴比伦犹太人并非是对复国一事漠不关心，对返回的同胞麻木不仁，相反，他们与回归的同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对复国活动的支持和对归国同胞的关心——捐钱捐物。这一起源于巴比伦犹太人的做法后来竟成为散居犹太人的一种传统，千百年来不变。《圣经》中也这样号召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蓄帮助他们，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甘心献上礼物。”（《以斯拉记》，第1章4节）如果对照一下20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现代以色列国的发展历史，人们会惊奇的发现犹太人对复国回归的态度与巴比伦犹太人对复国回归的态度如出一辙。回到巴勒斯坦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仍生活在散居地，但几乎人人都出钱捐物帮助国家的建设和资助回国同胞的生活。事实表明，散居犹太人对回归犹太人的资助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确保现代以色列国得以建立的一项重要保证，更是重建后的以色列在周围阿拉伯人不断进攻下得以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又可略见一斑。 由于波斯帝国的突然兴起和在战场上的迅速胜利，以及波斯大帝居鲁士对犹太人的怀柔，允许犹太人重返故土，重建圣殿，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虏的时期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于公元前538年宣告结束。然而，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却没有因此结束。若是考虑到犹太民族的大流散经历还在后头，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的流散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巴比伦囚虏事件不吝可以看成是犹太民族流散史上的一次精采绝妙演习，使得犹太人有了一种无坚不摧、随时随地可以对付犹太的敌人采用逼迫犹太民族流亡散居办法消灭犹太民族罪恶计俩的武器。犹太民族的不灭之迹、不朽之谜的种子在巴比伦已经种下。 从上述不难看出，巴比伦囚虏事件不仅成功地使犹太民族保留了原有的民族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而且由于与巴比伦先进文化的接触及对本民族历史使命的反思，犹太神学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被掳时期也因此成为犹太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人们在论述犹太文化的特征时常常提及善于从历史经历，特别是痛苦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将其转化成一种积极的遗产是犹太文化的一大特征。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虏”的事件无疑是说明这一特征的一个极好实例。由这一历史事件而形成的遗产不仅为在大流散时期的犹太民族提供了积极有用的维护民族特征的成功经验，而且为失国流亡的犹太人与以色列故土之间建立了起了永恒的联系和为他们有朝一日复国重返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犹太民族对磨难的积极态度莫过于对反犹主义作出的反应。两千年来，面对延绵不断的反犹主义迫害，犹太信仰、犹太传统、犹太信念、犹太文化、犹太团结不仅没有损毁，反而由于疯狂的反抗主义压迫的反作用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得到进一步保存，得到进一步弘扬，得到进一步光大，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弘扬精神的结果使犹太民族从一个地区性民族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犹太文化从一个地区性文化、单一民族的文化成为影响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和世界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历史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太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