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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会道门是影响中共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两大重要社会问题。抗战时期，中共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并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需要，采取了积极、稳妥、灵活的策略，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两大社会问题。本文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对中共有关策略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具体操作方法等方面作一论述。 一 本文涉及到的「土匪」，就是指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且以抢劫、勒索为生的人。土匪是1949年前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不仅人数众多，分布面广，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甚至能左右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从而形成「官匪分治」的格局。「会道门」是一种从事特殊宗教、社会或政治活动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的，与政府抗衡的秘密团体。在1949年前的中国，所指的就是一些异端教派如黄天道（亦称黄天教）、先天道（亦称先天教）等（此类组织主要颂经拜神、制造和传播迷信邪说，迷信色彩极为浓厚）和会门组织如哥老会、红枪会、大刀会等等（此类偏重吞符念咒，练功习武，据地自保），也就是统治者所说的「邪教」1。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匪和会道门的活动一直是密切相连的。到了民国时期，它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已呈现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局面2，对中国政治、社会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基于这个原因，本文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 史料显示，民国时期，东北的马贼、闽浙两广地区的海盗、太湖运河地区的盐枭以及苏豫皖、湘鄂赣、西北诸地区的土匪均以骠悍、善战而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保守估计，1930年全国土匪人数为2,000万左右3。山东是全国土匪问题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据统计，1918年，山东约30个州县曾拥有土匪三万多名，步马枪约2.3万枝，自来得枪3,000余枝，他种手枪2,800余枝4。而鲁西东昌一带就曾拥有「土匪一万余人，匪首300余人」5。到1930年，山东境内的土匪人数超过20万人6。山东土匪都是有武装、有组织的，大的成千累万，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如刘桂棠部号称「黑旗军」，曾流窜整个华北）。1921年11月，北洋陆军一营剿匪官军在曹州刘庄便被击败7。至于发生于1923年5月的临城劫车案更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民国时期，中国的会道门势力也极为强大。以当时山东的会道门为例，该省会道门有的影响力遍及全国，如一贯道；有的在华北地区产生影响，如八卦教、皈一道、九宫道、圣贤道以及以红枪会为中心的各种枪会；至于省内的会道门组织更是不胜枚举，计有150余种，据已知道的会道门就有：新民会（不同于汉奸新民会）、复兴会、保皇党、圣人道、斥堠队、黄天道、五道会、九宫道、万字会、先天道、黑旗会、红旗会、黄旗会、蓝旗会、白旗会、青旗会、皇天教、一贯道、八卦教、战坛会、道德会、红枪会、无极道、九宫会、同心会、快道万仙会、万国道德会、猴子会、大刀会、金钟罩、大地坛、小地坛、皈一道、黄中会、小刀子会、孙膑大师会、眼光会、清真会（妇女占多数）、西干会、金丹会、青年会、老年会、金钱会、中央道、圣贤道（又名一柱香、无形无像道）、秘密教等五十几种8。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侵，华北一些省区迅速沦陷。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后撤致使一些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千百万百姓彷徨无主，众多的杂色武装应运而生，如处于山东抗战前沿的鲁北（即冀鲁边）之宁津、庆云、盐山以及惠民一带之乐陵、无棣、阳信、沾化、临邑、德县、商河、德平等县，「处于战争的混乱状况，土匪也趋机而起」；鲁西、鲁西北地区，「土匪乘机蜂起」9。一些封建迷信团体如会道门等，依仗其在民间的巨大影响，也迅速活跃起来。据统计，山东、安徽等省的民间武装至1938年已达100万之多10。这各色各样的民间武装多属土匪或会道门武装，按对日态度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属于不堪忍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他们以各种形式打击日军，并同国民党、共产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类是被地主、豪绅组织、操纵的联庄会、会道门武装，其中有的已「变坏通敌，成为汉奸，同我们作对，破坏抗日」11。1938年，山东莱芜中央道道首张无海自称「铜头铁罗汉」转世，纠集徒众万余人投降日军，被编为第九旅，即是典型事例；最后一类是抱有各种不良企图的人假借抗日名义组织起来的土匪武装，他们常常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横行霸道，穷苦百姓过着「白天怕见人跑，夜间怕听狗咬」的日子，提心吊胆，不得安宁12。有的土匪武装公开叛敌，如土匪朱信斋，他本已被八路军收编，但又于1938年8月率部叛变，一夜之间捕去中共党员、干部200多人，杀害近百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浮鹏山事件」。有位中共领导人在回忆录中不无忧虑地写到，这「众多的土匪武装多为敌、伪、顽主要的直接后备力量。他们与我们争人、争枪、争地盘」13。民间杂色武装的出现、发展，严重影响着中共势力在广大农村的存在乃至发展。 山东国民党军队多为蒋系控制的原地方土匪武装。继韩复后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代表的派系，绝大多数是在山东本土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地方武装，如鲁中的秦启荣、吴化文、厉文礼等部，鲁南的申从周、王洪九等部，滨海的许树声、朱信斋等部，胶东的赵保原、秦晋康等部，清河的何思源、张景月等部，冀鲁边的刘景良、张子良等部，鲁西的王金祥、齐子修等部，湖西的孙良诚、朱世勤等部」14。国民党也刻意利用和操纵土匪、会道门以达到反共目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就积极利用土匪吴德胜、刘景良、朱世勤等部反共15；对于会道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制订的反共计划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了利用、操纵迷信团体的策略：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份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不觉中为吾人效死；二，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份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不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三，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复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16。 日本侵略者也充分认识到会道门的重要作用，并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目的、有计划地培植、利用汉奸会道门为其侵华反共服务：一是创造会道门，这些会门实际上是一种汉奸组织，如道德会、协和会、大同会、新生会等；二是进行改造会道门，把旧有的会门加上伪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员）使其质变名不变，如经敌改造了的安清道义会、一贯道、秘密教、提篮子会、硬拳道、黄沙会等；另外，日本侵略者曾花了极大力量，以「万道归一」的口号企图统一会道门，如将红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成为「山东宗教联合会」；1942年，京师普济佛教会为适应东亚和平的需要，在日军授意下改名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不久在济南组织分会并建立「山东保卫团」，协助日军进攻中共的抗日根据地；三是利用会道门，这不同于改造，而是相互利用，这些会门更多，如铁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据统计有二十多种。日本侵略者利用会道门主要做下面工作： （一）在沦陷区，以会道门形式组织群众，提出所谓「保家防匪」的口号，阻止八路军深入其占领区活动，如在「治安区模范县」山东峄县，日军强迫当地农民参加红枪会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有时还胁迫他们去峄南抢粮17。 （二）在边缘区，则以发展会道门作为向抗日根据地封锁或蚕食的先锋队。 （三）在抗日根据地，则利用会道门作特务活动线网之掩护；其次利用中共政策弱点（如负担重、差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群众反抗政府，「扫荡」时作内应，或武装暴动，有的则长期埋伏18。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土匪、会道门问题已对中共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构成了严重威胁。能否积极、稳妥地解决土匪、会道门问题并为抗日所用，成为中共能否顺利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乃至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 二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了团结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中共对土匪、会道门以及与这些团体有关的地方武装便广泛开展了争取教育工作。1935年底，中共及其主力部队到达素以匪祸严重著称的西北地区不久，便着手解决该区的土匪、会道门问题。对于土匪问题，中共在艰苦、恶劣的武装斗争中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井冈山时期王佐、袁文才武装的改造便是典型事例。中共川陕根据地陕南特委将「神团」改造为游击队，也为中共解决会道门问题提供了成功的经验19。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哥老会等组织的宣言，号召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欢迎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自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20。1936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哥老会办事处，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并于同年10月15日在陕西省志丹县的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也就是「马头山开山堂」。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努力下，中国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党派各界各族团结抗战的局面，为争取、改造土匪、会道门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每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口号，制订了团结、争取一切武装力量，发动武装起义的方针。鉴于山东的特殊省情，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要选择在韩复溃逃，而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的时机发动武装起义，因为如果起义过早，则可能遭到韩复的扼杀；起义过迟，日军则深入侵占，会增加发动起义的困难，而且地方反动势力和土匪也会蜂拥而起，民间枪枝就会被攫取21。在此前后，中共山东省委即以各地党组织领导成员为核心，以党员、民先队员、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及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积极团结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各地方势力及土匪、会道门，不失时机地在全省各地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初步开创了建立山东根据地的局面。 应该说，中共争取土匪、会道门参加抗战的决策并非一开始就为全体中共人士所接受。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他片面夸大「统一战线」的作用，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积极发展人民抗日武装。这对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特别是江南新四军力量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深受王明思想的影响，曾多方限制部队的发展，限制群众运动，如拒绝批准新四军二支队收编土匪部队22。当然，这种错误思想还来自于其它方面。中共军事领导人罗荣桓就曾在回忆录中分析到：由于本身年轻，加上过去长期处于地下党的地位，缺乏执政经验，对政权的作用与认识不够，因此在政权的领导上也出现了偏差，从而「障碍各种工作的开展」，如在争取土匪、会道门工作上，突出表现为不敢发动他们，尤其是对于争取反正过来的伪军与收容编制起来的土匪，我们党「对他们的党政工作是异常微弱或者根本没有」，因而「往往把他们摆到边缘游击区而获得勒索抢掠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造成我们在严重三角斗争相持的地带上遭到失败」23。 中共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9年底、1940年初，中共中央、毛泽东两次指示山东的党要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东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缺少干部和基干力量」，因此，要「在山东全境大量发展军队」24。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针对项英等人批评新四军「招兵买马」的言论，说：「有马不好吗？为甚么要反对？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成功吗？」251942年3月中旬，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延安时，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途经山东，代表中央帮助、指导山东工作。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改变抗战初期不敢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的做法，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积极壮大人民武装力量。通过对地方武装，尤其是土匪、会道门的争取，中共在山东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发展26。 此外，中共也极力改变党内轻视争取会道门、土匪武装参加抗日工作的思想。最初，中共党内很多人认为会道门落后，有「迷信仪式」，土匪行动散漫，破坏性较大，因此，不愿对他们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为此，中共决定对根据地的全体党员干部普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38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保卫河南〉的社论和〈怎样处理地方武装〉的文章，认为正当「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准备迎接中原会战的时候，正确地处理地方武装，如红枪会、联庄会、民团、土匪等武装力量，是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彭真在〈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一文中指出，红枪会、大刀会等秘密会社，「不但包括着最大多数的农民，而且拥有极大数量的新式武装，这是一支极雄大的群众抗日武装力量。但如果不善于去团结他们，就会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关于如何对待会道门的迷信仪式和习惯诸问题，他指出27： 一切在会门中工作的同志，对于他们迷信的仪式和习惯，必须严格审慎的遵守，须知今天我们在会门中工作的中心问题，是红枪会能否抗日和能否争取他们进入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应把迷信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还要了解，我们固然不提倡迷信，但如果违反他们的习俗，是会惹起他们的反对，而被日寇和汉奸利用来反对我们。 与此同时，彭雪枫也撰文强调争取绿林武装（即土匪和会门武装）的重要性，指出：「对于『绿林武装』，基本上是由『政府的力量』争取他们走到抗日战线上来，在政治上对之宣传教育，在斗争中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对于『会门武装』，对他们应有正确的基本认识：（一）他们是比较原始的反贪污反土匪的民间自卫武力，（二）他们的潜势力在民间广而且深，（三）战斗精神及战斗经验都相当丰富。倘若对他们诱导有方，在军事政治方面武装了他们的头脑和武装了他们的手脚，我们相信在从前反抗军阀压迫的时代，他们能够大量消灭军阀的数万大兵，我们更相信今天他们也能够严重打击日寇的进攻。」28此外，八路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也发表文章和谈话，号召八路军干部必须争取敌占区的土匪，通过耐心细致的组织工作，把土匪武装改造成为正规游击队29。这些文章和谈话为中共各地方组织处理本地区的土匪、会道门问题指明了方向，从而将对会道门和土匪武装的争取工作统一到中共的方针政策上来了。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制订了山东省坚持抗战的原则，「即使山东完全变为日寇占领区域，还能使我们的党坚持在山东，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保存党的力量，坚持的与日寇进行长期的斗争」。为此，中共中央特别把土匪、会道门问题列为首要处理的工作，指出30： 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土匪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对土匪的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土匪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应当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他们的部队，并逐渐改善与群众的关系，与他们争取共同行动去反对日寇。当土匪为日寇所利用时，我们也不应当去积极反对他们，而应当使他们中立，即是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 按着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山东分局（中共山东省委于1938年5月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938年底改为山东分局）调整了原有的有关政策，并结合本地区的特殊情况探索出一套针对本地区会道门、土匪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对于各种封建迷信团体，如会门、教门等，只要他们有抗战赤忱与抗战表现，而不是为了反对抗战，或被敌人利诱实行反动倒退的活动，我亦应与之联络，如过去有误会，今后应设法解决疏通，即使为敌利用时，我仍应从各方面一致去争取，从事实上使其不再惧我，并注意对其下层群众的争取和团结，推动下层的进步，以使之不被少数上层落后份子愚弄出卖，扰害抗战及群众利益」，而「对于土匪，应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抗战，参加农村生活，必要时政府应拨款予以救济及安插生活。但对怙恶不悛的股匪，应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根据地的民主秩序」31。这便给中共成功解决山东土匪、会道门问题并动员组织他们参加抗战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 1942年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一批抗日意志不坚、见风使舵的土匪、会道门纷纷投靠日本。鉴于此，中共决定取缔根据地内的会道门组织。晋冀鲁豫根据地为抗战时期中共最大的根据地，也是其武装力量对日作战的最主要区域，因此，1943年3月该地区颁布的取缔会道门政策颇具代表性。该政策宣布严加取缔一切受敌利用之秘密结社，规定：（1）凡本地区内违反抗日利益之一切非法秘密落后迷信组织以算卦、孔子道还乡道等，或其变相化名之组织，一律取缔，并宣布解散。（2）受敌利用之各种组织会门造谣惑众，图谋不轨，破坏抗日秩序，执迷不悟者，凡经查获，均按汉奸处置。（3）假借会道门摆坛设祭，勒索人民财产金钞者，均以诈财处置。（4）曾原在沦陷区（平津太原等地）受汉奸所迫组织之佛教、道教，现不违反抗日利益，积极参加抗日建设工作者，得向抗日政府请求登记，悔过自新，不得再行活动。（5）凡参加会门道门及其它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随后，中共在其根据地内大力打击汉奸会道门，如晋冀鲁豫边区便破获、瓦解了世界普济佛教会、一贯道、万国道德会、大刀会、红枪会、九宫道、华北道德总会、混元门等组织32。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矛盾日益激化。随着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会道门问题再次尖锐起来。为此，中共毅然采取坚决取缔的措施，并于50年代发起了一场举国上下、大张旗鼓的打击会道门的专项斗争，一定时期内铲除了这种组织。由于中共已积聚了充分的力量，加之其根本任务已由抗日救国转变为推翻国民党统治，故这一时期的土匪问题无论与国民党、豪绅地主有无关系，如其存在，均视为是同中共利益相对立的，在教育无效后，自然遭到镇压。 三 抗战时期，中共在处理根据地的土匪、会道门及其它地方武装的过程中，依据制订的有关策略，视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区别对待，大致有以下几种操作方法： （一）对人民群众为了抵御日伪军、土匪骚扰，保护生命财产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武装组织，中共采取积极支持、引导的方针。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人民纷纷组织自卫团体，并在抗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江南丹阳游击队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在中共的支持、引导下，以江南沦陷后各地为防匪抗敌而组织的自卫团为基础组成。山东安丘黄石坡自卫团，「用原始武器，抗击着上千的敌伪，坚持了五个钟头，最后弹药断绝，才英勇突围而出，创造了群众浴血奋战，保卫家乡的战斗范例，给敌伪以严重的打击」33。为支持引导这种民间自卫武装组织，中共制订了《人民抗日自卫团组织条例》，鼓励「凡年在16岁以上、45岁以下无废疾者均应参加自卫团（妇女以志愿为原则，其工作无基础之地区男子亦以志愿为原则）以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或配合抗日主力军作战」34。此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联合发出《为发动人民武装保卫家乡告同胞书》，号召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日寇侵略。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山东民兵已发展到17万人，自卫团发展到82万人；在1939-42年，民兵、自卫团同日伪军作战达18,093次，毙伤和俘获日伪军共9,000余人35。 （二）对于根据地的会道门，中共派干部深入其内部进行争取教育工作。1938年，毛泽东、洛甫等在致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的电文中指出，「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打进去改造他们」36。1939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视察新四军工作时，对干部提出，要「争取青帮、大刀会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37。刘少奇也曾撰文指出，不论红枪会、联庄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苛捐杂税及土匪军队的骚扰，是单纯的武装组织，他们对于一切问题都是从本身利益出发，谁去骚扰掠夺他们，他们就反对谁，解决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中立的」，因此，要动员、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领导他们对日作战38。这便给各地根据地处理土匪、会道门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泰西（即泰安县津浦路西地区）是山东省内红枪会最多的地区之一。中共在处理这一地区的红枪会时，深深地意识到，多数红枪会头头虽被地主操纵，但其成员多为劳动人民，他们目睹日军烧杀奸淫的侵略暴行，有抗敌保家的要求；加上一部分地主有民族感、爱国心，也有联合抗日的可能。因此，中共采取了「分化、团结、教育的方针，组织他们对敌斗争」。泰西特委曾指派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张伯源专门负责做红枪会的工作，最大程度地团结了红枪会的群众，「他们支持抗战，听从我们的指挥。在我们同牛希文部作战中有2,000多红枪会群众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对红枪会的工作是成功的」39。1940年6月，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派人利用与会首杨贯一的亲戚关系打入天门会，成功地利用、争取了天门会武装40。 （三）对于为敌特伪化所组织的会道门，必须尽力争取。抗战时期，日寇利用一些不满中共政策的土匪、封建势力，利用会道门在中国农村中广泛巨大的影响与群众的迷信落后心理，同时也抓住中共初期在边沿地区政策上的失误，操纵在各地普遍存在的会道门，从而造成了群众与中共的对立。对于这种为地主所掌握、所操纵，又为日寇所利用的带有群众性的组织，中共没有简单采取「打」的方法，而是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同的原因、对象，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1： 原则上应分化瓦解，争取其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中间力量，独立上层首脑份子，通过群众路线镇压个别汉奸头子，揭发其作恶的事实；对我如果在执行政策时发生错误而造成群众与我对立的地区，我必须解释，收回影响；对少数为汉奸所操纵，反我最积极的会门，就是要予以军事镇压时，也必须异常慎重，这种镇压只是为了打击汉奸活动与争取会门群众的目的，决不能采取狭隘的报复观念而脱离群众，独立自己，而且我们的部队纪律必须严明，秋毫无犯，才能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我们的周围。 新四军挺进江南后，日军曾企图利用江南普遍存在的大刀会打击新四军。为此，新四军对大刀会的迷信采取不干涉的办法，着重从政治上团结争取他们，结果大刀会也渐渐走上抗战的道路42。1938年5月11日，河北南宫六离会趁八路军主力攻打威县之机杀害过路的八路军官兵，并扣押了前往交涉的八路军谈判代表。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决定，「一、为开展工作争取群众，决以主力集结南宫附近。在部队中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二、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三、对为首者镇压之；四、散发告人民书，张贴布告，使群众勿生疑恐慌」。5月12日，朱德、彭德怀指示徐向前，「必须联系检查地方党及我们军队在该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对该区伪组织内部，应灵活进行争取、分化，孤立其领袖的工作，并须自己以抗日行动与广泛的统一战线影响之，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43。根据有关指示，八路军在展开强大政治攻势的同时，对六离会进行反击，使其彻底覆灭44。 （四）对于积极反共的土匪武装，会道门，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1938年下半年，中共山东「挺纵」四支队、五支队铲除了对抗日危害极大的反动土匪武装刘彦臣、孙仲文、孙唐臣等，使边区部队和根据地迅速扩大。山东泰西昆山县徐楼村、耿楼村红枪会头目王明煌、徐四等惟恐中共及八路军宣传抗日主张会不利他们扩大组织，因此蓄意中伤中共的抗日主张，阻碍中共的组织化，并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进攻抗日武装。终于，中共在1941年12月23日进行反击，毙伤王明煌、徐四等400多人，俘获300多人45。又如活动于苏鲁交界的山东巨匪刘黑七（刘桂棠），他一面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侵华日军的「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和平救国军」第10军第3师师长，一面又做着国民党苏鲁战区「新编36师」师长，干着屠杀中共干部及进步人士、残害人民群众、进攻八路军的罪恶勾当。八路军经过充分准备，于1943年11月发起反击，将其击毙46。经过多次平息、打击土匪、会道门的暴乱，中共根据地得以扩大和巩固。 四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采取的争取会道门参加抗战的政策，是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在中共关于人民战争和抗日持久战的方针指导下制订的。对会道门采取团结和争取、不干涉其封建迷信的策略；对土匪则争取他们参加抗战，并逐渐改变其性质，使他们积极抗日、协同作战，最终纳入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当然，中共改造、收编土匪、会道门武装并非一帆风顺的，因为有些职业性土匪过惯了散漫放荡的生活，难以忍受部队严格的组织纪律，虽一时接受中共的改编，但匪性不改，有的仍在地方上干着「打农民保土豪」的勾当，有的调到前方去就动摇、逃跑，给中共的事业造重大损失；会道门带有浓厚的封建、落后性质，「私人利害观念尚未克服，因之动作极不一致，配合也不密切，甚至在日寇汉奸的阴谋挑拨下，相互猜忌，相互争夺，引起了一些愚蠢的行为，减低了抗战的力量」47，抗战时期各种帮会、迷信团体遭日本侵略者利用，被作为吞并本国的驯服工具、用来麻醉本国人民，甚至协助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残害同胞，即是突出的体现。但是，整个抗战时期，一方面由于中共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另一方面因为抗战本身是一场保卫家乡、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自卫战争，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人都不愿当亡国奴，同时，日本侵略军蔑视中国民众及其对土匪、会道门的粗暴行为也使很多土匪、会道门心生怨恨，「敌人压迫，经济负担太重，伪军的摧残，『配给制度』使会门与原来保家愿望相反，……在敌占区，有些会门感到没有出路」48，因此，土匪、会道门参加抗战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位外国记者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作了详细调查后，写道49： 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把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与全国其它地区作一比较，结果会令人大吃一惊。在政府控制的地区，掠夺性的土匪活动在战争期间实际上是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不论是共产党的报导还是路过的旅行者的报导，从1944年开始，已经根本不再提到土匪活动。 这应该能视为中共对土匪、会道门策略成功与否的一个左证。 会道门问题的成功解决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使中共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同时，也为后来中共处理、解决此类问题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注释 1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1-5；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1。 2 蔡少卿编：《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页8-11。 3 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上海：上海出版局，1931）。 4 参见陆军部档（北十一）1198。 5 《时报》，1918年7月17日。 6；49 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着，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39；341。 7 陆军部档（北十一）1201。 8；15；18；48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数据选编》（十）（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页134；139；135；137。 9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与工做方针的报告〉，载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21-25。 10；4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862；550-56。 11；39 段君毅：〈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载注9书，页288；288-89。 12 〈抗日模范村──渊子崖〉，载注9书，页433。 13；21 黎玉：〈艰巨而伟大的山东抗日斗争〉，载注9书，页212；227、214。 14 转引孙祚民编：《山东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页783。 16 《解放日报》，1943年7月27日。 17 《大众日报》，1942年8月28日。 19 参见林超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页32-34。 20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斗争》，第105期（1936年7月）。 22；25 邓子恢：〈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星火燎原》，第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页383；384。 23 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斗争生活》，第16期（1942年8月）。 24 转引赵延庆：〈抗日战争中山东战略区的地位和作用〉，载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页170。 26 萧华：〈难忘的四个月〉，《红旗》，1981年15期。 27 《群众》，第1卷第22期，页377-78。转引自《河南史志资料》（6），页14-16。 28 《新华日报》，1938年6月14日。 29 转引注1，页361。 30 〈中共中央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信〉，载注9书，页26-29。 31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抗战四年中共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载注9书，页117-18。 32 《解放日报》，1942年3月30日。 33 《大众日报》，1944年5月19日。 34 载注9书，页69。 35 田克深、王兆良：《光辉的百年历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页304-305。 36 《毛泽东军事文集》（二）（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页218。 37 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页108。 38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解放》，第43、44期，1938年7月1日。 40 《燎原》，第六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页147。 41 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关于坚持边沿对敌斗争策略的指示〉，载注9书，页171-72。 42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438-40、480。 43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111-12。 44 参见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页37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会门武装》（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113。 45 王显柱等：〈平息徐楼红枪会暴乱〉，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页439-42。 46 〈巨匪刘桂棠祸鲁及灭亡〉，载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史志资料》，第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页154-6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