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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往往是反思与展望的时节。一个世纪以来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又经历过惨痛教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及其作为指导的唯物史观。在新世纪将会向何处去，大概是每一个对自己事业有感情的史学工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其中，《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蒋大椿先生《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1]一文颇引人注目，本文提出的唯物史观有许多严重缺陷的观点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上发表的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2]一文，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商榷，而庞先生此前出版的《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3]一书，可以看作该文的话语背景和理论展开。这里，本文无法对两篇文章全面评述，但求抓住它们的基本共识与分歧，希望以此揭示出当前唯物史观发展中的一些动向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笔者的若干浅见。 一 文本比较，求同存异 笔者认为，两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界定，庞文强调它是苏联的舶来品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蒋文则更着眼于中国史学界的实际，认为"传统唯物史观"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客观存在，不仅存在于1978年以前，在新时期仍然发生着影响。 其次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蒋文重视直接原因，将正在反映和生长的意识运动作为社会意识，而已化为环境因素的意识因素则归于社会存在。庞文重视终极原因，因此对蒋文三方面"社会存在"的并列、社会意识的超越等问题提出了终极发生的追问。 第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蒋文认为人的物质实践不等于生产力，生产力不能单独决定生产关系，庞文则指出人并不是生产力要素之外的力量，由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生产剩余是阶级划分和小农生产转向工业生产的基础。蒋文强调人的选择，庞文则重视生产力制约的条件。 第四，历史规律。蒋文总结为人的物质实践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庞文总结为人类实践与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政治、精神关系和交往形式以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并将历史大致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人的联合体三阶段，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是一般而非具体的。与之相似而程度有别的是，蒋文同样提出了三阶段的划分，即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前文明时期，以强制奴役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以契约制的自由雇佣关系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但却没有将其当作哪怕是庞文意义上的描述性规律。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文可以通约的共同话语，这就是都强调历史不是以物，而是以人的实践为核心，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蒋先生既强调基于人的实践与选择的诸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也肯定了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地位[1]（p16），庞先生也认为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的生产力，实质上是人的物质实践能力，强调破除传统的"工具决定论"，而且在《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中特别声明"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3]区别只是在于，人类实践的历史有无规律，庞先生对此持乐观的肯定态度，而蒋先生很大程度上将此问题悬置起来了，强调"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p 18）而且反复表达了"详细揭示，有待来日"、[1]（p16） 路漫漫其修远兮"[1]（p19）的存疑思想。究竟是一方不彻底，还是另一方过犹不及，这是一个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广泛深入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本文只能从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理论功能等外围空间作一些试探性的思考尝试。 二 把握共识，唯物史观的内涵反思与范式转换 从上述双方对人类实践的强调中，我们必须冷静反思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是什么？是物质（社会存在）第一性的原则？还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个概念做出语义的辨析。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概念的成立依赖于两个更为基本的概念"物质"和"意识"。这两个概念的经典表述见之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的唯一物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4] （p130，p273）"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5]（p30）由此，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确立了物、心原生与派生的关系。但是，这种解释的明显弱点在于，两个概念的相互解释性，对对象概念的依存使两个概念都缺乏自身内涵与外延的明晰性。①[注释]这种对“物质”和“意识”的定义虽不完美，却是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个矛盾根源于语言的符号性同世界的实在性的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语言的“所指”与“能指”的矛盾。在哲学的概念分析中这种矛盾是被允许的，但是在历史研究中一旦概念被赋予了具体实在的涵义，就难免会产生操作性的困惑。[脚注]例如，历史上已经产生的意识，他人的意识，能否属于客 观存在？至少历史意识的存在属性已被目前哲学界所肯定，但是这种特殊存在又有什么特性，仍是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由此，两个概念内涵的模糊性必然会导致它们关系的模糊性，蒋庞二位的分歧正是这种模糊性的表现。为此，唯物史观引入了"反作用"的概念来厘清这种模糊关系，使物质（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与意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在哲学层面上构 成了完整的矛盾统一体，但是问题却未结束，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将这一原则贯彻到经验层面的方法。究竟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应当怎样区分？难道存在起的作用就是决定，意识起到的就是反作用吗？这显然是个无意义的同义语反复。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生产力、经济基础等的决定作用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的，但问题在于，具体历史研究中我们并不总是要进行归根结底的追溯。 这种由于物质（社会存在）与意识（社会意识）关系的模糊性造成的困境，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表现为在一个大原则之下往往出于具体目的侧重强调各个不同的因素，而来不及建立实现各个观点之协调的具体社会历史理论。[6]（p15）在后来的发展中则蜕变为机械唯物论与唯意志论的奇特共生。正如庞先生所指出的，在旧唯物史观下，"生产力决定论被不知不觉替换成为'工具决定论'"，工具决定论失去解释力之后，又"转而求助于'生产关系决定论'，……此类'符合辩证的历史唯物论规律'的理论曾经用来为'三面红旗'辩护，在文革时期更是被用来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和'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口号做辩护。"[2]（p7） 要消除这种失误的理论根源，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对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做出更严格的区分，因为任何在哲学上明晰无误的区分在历史中都会变得暧昧不清。相反，上述失误根源乃是在于一种单线因果思维方式，一种没有中介、没有系统的单向决定论。从哲学思想史的高度来看，上述思维方式反映的是一种心物二元分立的实体主义的典型近代哲学范式，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所共同超越的对象。 大凡哲学变革转型的时期，都是哲学回复人类生活世界汲取意义和价值资源的时期，近代哲学以理性的神灯照亮了中世纪神学的迷雾，唤起人的主体性以成为他自身的主宰，在哲学自身也开启了以主体自觉批判反思为特征的"认识论转向"。但是理性的绝对化又将人剥夺成为一种符号，认识论范式的心物二元对立遭遇到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的巨大难题，加之启蒙主义的美好承诺并未成为现实中人类拯救的福音，曾经何其辉煌的近代哲学终于走到了它自己的反面。如果说近代哲学是以抽象的理性人驱逐抽象的上帝，那么现代哲学就是要以具体的生命人、实践人取代抽象的理性人，要把分立的主客体统一起来，在统一中全面阐释人的存在和意义。其中，势头最猛，影响最大的两支对近代哲学的颠覆力量，一支是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另一支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实 践唯物主义。以此为主要发端，至二十世纪各种现代哲学思潮已蔚为大观。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转向"之称，如生活世界的转向，历史与实践转向，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等等，但是差别之下仍可看出一种转向人本身的共同趋势。前两种转向自不必说，语言学转向虽不直接涉及人，却"归根到底仍是向人即主体的回归，不过这不是回到个体主体，而是回到群体（类）主体，不是回到单纯的主体性，而是回到主体间性。"[7]（p612）至于后现代转向，虽然此类哲学家可以在解构客体的同时解构主体自身，但是却无法解构他们自己从事研究的目的论预设，这种目的仍然指向着作为启蒙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自由，只不过是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先秦道家"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另类方式而已。因此大体上可以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哲学，是从近代哲学的心物二元范式向主客体统一的人类学范式的转换。[8] 在这种大转换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意义在于，只有它真正紧紧抓住了联系人与客观环境，沟通存在与意识的中介--实践。人类实践由存在与意识的相互作用构成生生不息的历史链条，前述存在与意识之关系的模糊性的根源正是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不可分割性。只有在实践活动的展开中，人的存在形式和意义才能得到说明，革命性的批判才能有所指向。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与之相较在哲学与文化意义上并不逊色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指向社会批判、社会进步的行动哲学，则是其它任何流派、思潮所无可比拟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活生生的现代哲学却采取了近代哲学的理解方式。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在对这段失误的反思中往往把原因归结为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这样一种表面性的批判却会掩盖对象在深层次上的目的论预设，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严格的实证科学，以为只要抓住了唯物史观就获得了把握泛历史必然性的钥匙。因此，非主体化的存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因果链条正是这种泛必然性的最好承担者。诚然，人的实践是一个中介范畴，要以物质环境、主体意识等作为前提，旧唯物史观正是因此以逻辑的优先性抹煞了价值的优先性，其结果便是价值观不是由唯物史观自身产生，而是由意识形态外在的强加。实践人学范式的确立，正是使历史在事实世界的基础上凸现出意义的世界，为价值优先性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前提。因此，愚以为，在逻辑优先性原则和价值优先性原则之间如何选择，正是当代唯物史观在确立实践人学范式之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逻辑是理性思维的必要工具，逻辑之光可以照亮晦暗的现象世界，却无法照亮自身光源的背后，正所谓"一个聪明人被傻子连续问上二十个为什么，他自己也会变成傻子"。因为逻辑推理必然有一个原初的前提，它是自明的，不可逻辑推导的，因而构成了逻辑的盲点，只有用意义与价值之光才可照亮。价值则不然，它不依赖于某种元假设的推导而仅仅取决于现实中人的欲望和需求社会化的过程。价值对于逻辑的先在性，要求我们在进行科学探讨时必须首先反思其价值前提。 例如，目前似乎已很少有人将哲学视为一种实证科学，相反多强调要向其本性"爱智之学"的复归。孙正聿先生指出，"现代科学把哲学从它的全部'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中'驱逐'出来"，哲学则自觉地把"'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对象，反思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所构成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以思想为对象的哲学，就是通过对'思想前提'的揭示和审讯，追究人们生活信念的前提，探讨构成思想的根据，反思评价真善美的标准，从而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进而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9]甚至，即便是研究人类发展客观进程的历史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同样兴起了向人文学科复归的趋势，这一趋势由西方历史认识论的引入为发端，进而反思确认了历史学学科的人文性质，近年来又有学者在史学思想的层面上进一步批判了有悖于史学人文性的实证主义思想："史学之'求真'并不是追求'主观'与'客观'的完全符合而得到一种'标准'的解释，因为'解释'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对历史流程的'解释'能够不断阐发生活中新的意义，发掘潜藏于历史的新的能量，能够打破现实的固结而开创可能性。""对实证观念的修正以及历史认识主体性的确立，使史学界对历史认识性质、功能的认识有了深层次的变化。这一观念变化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它构成了一个必要的思想条件，使当代中国史学得以从一元的历史解释模式中解脱出来，从无关痛痒的'好古癖'中振作出来"。[10] 哲学和史学都已开始形成将自身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区分开来的自觉意识，那么学科性质介于哲学和史学之间的唯物史观如果仍然仅仅只作为一门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就会越来越不合时宜。规律自当探求，但是这种探求的思想前提和价值目标必须纳入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思考：历史上个人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的价值需求分别是什么？生产力的发展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推动了人的价值实现和人类文明史的进步？这一现实过程又是如何依赖于其它非生产力因素？最后，如何确立评价历史进步的综合价值体系？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而只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它们也不能作为史学理论的一个分支，而必须上升为对整个唯物史观的价值关照，确立起它的人文关怀的根本特性。只有获得独立自觉的价值意识，唯物史观才会由死的概念解放为活的思想实践，马克思主义灵魂方可生生不息！ 三 反思分歧，唯物史观的功能边界和理不清的必然自由之争 唯物史观不能成为严格的实证科学，不仅是出于上述原因，而且是由唯物史观的功能边界决定的。过去正是因为片面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所以史学界在缺乏实证成果的情况下就急于从概念出发，形式主义的讨论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自八十年代以来这些问题迅速遭到冷落，正反映了史学自我意识的觉醒：唯物史观绝非万能，不管它的理论抽象有多大合理性，只要是抽象就会抹煞掉同样具有价值的历史的丰富与生动。唯物史观指导社会形态史研究可以游刃有余，若要指导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经济史等的研究则往往在归纳出若干总特征后难以得更具体的成果。因此愚以为，为了保证对唯物史观的合理运用，必须自觉意识到它的"功能边界"。鉴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实际状况，这一点对于从事实证研究的人来说已不成为问题，但是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仍有一些疑难问题尚未解决。 由于唯物史观的功能边界只能是一种理论抽象而不可能在实证领域内划定，因而产生出种种分歧。蒋先生为了限制历史必然性的解释范围而给人的自由腾出空间，把传统唯物史观的功能边界向内作了压缩；庞先生则不同意这种压缩，认为唯物史观的功能域本来就只是在宏观层次上成立的，在这里历史决定论与人的能动性并不构成矛盾。但是深入比较后便会发现，因为蒋先生同样肯定"人们的物质实践是人类历史及其发展的现实基础"，[1]（p16）庞先生同样认为"那些限定条件本身就给人们留下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巨大空间……最终结局取决于参与历史进程的各个阶层、阶级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和较量结果。"[3]（p71）所以两位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对历史进程特点的认识，而在于思考角度、思维方式的差异。蒋先生着眼于史观对史学的影响，对决定论抱有存疑性反思态度，因此强调历史是以人的实践为中心，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直接原因生成的系统结构。因为只有"系统"，才能展示出历史横断面上的丰富性，只有"直接"，历史学才能进行相对精确的研究。庞先生则着眼于唯物史观本身，捍卫它的基本原则的确定性，因此强调的是历史的根本原因，以此来解构蒋先生的"系统"，揭示出一条摆脱不掉的纵向历史线索。 愚认为，重视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两种方式各有其价值。根本原因的追问可以帮助人抓住历史的阿基米德点和历史的统一性，只有从统一的存在中才能揭示出统一的意义，历史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才可能得以克服。这正是唯物史观的价值所在。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庞先生对历史统一性的认识、对历史规律的概括显得比蒋先生更高一筹。但是，历史并不仅仅是统一的存在，历史学也并不是为了深刻而深刻，如果一味扎进"终极性"的因果隧道，它便会遮蔽本真的历史存在。至于"根本性"的生产力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罗荣渠先生有许多精彩论述："在人类历史上，凡属社会形态的转变……总是众多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与奇特凑合"[11]（p67）其中"现实的生产力系统构成一切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并为变革提供了发展的宏观可容量"[11]（p70） ""物质生产方式提供了发展的最后限界。"[11]（p69）可以说，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内在的包括生产力）为人们从事其它活动和历史的变革规定了某种可能性和限定性，但是只有人的现实选择才能将这种可能性和限定性转变为现实性，在生产力的限定空间之内，人的选择不总是必然和唯一的。如果单单强调物质实践的决定性，实际上只能说明人们从事选择的必要条件，那么唯物史观会不会退化为一种"必要条件史观"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