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进行了全球战略的大调整，实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使国际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成为二战后世界由两极走向多极化的分水岭。美国这次外交政策调整的重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是以结束越南战争为核心，制衡苏联为重点，和解中国为突破，希望以最小代价的让步，取最大限度的收获。结果，尼克松以外交成就卓著而载入史册。其中，他的对华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与中国领导人一起，打破了彼此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与隔阂，共同写下了两国关系辉煌的新篇章，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以其开创性的业绩，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达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共识。然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也非完美无缺，深入探讨其中的矛盾、局限，以及潜在的问题，对于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尼克松政府面临的难题与抉择 当尼克松入主白宫之时，他所面对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有人甚至认为它几乎不亚于美国内战造成的分裂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在国际上，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国际威望降到了最低点。在国内，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对战争的厌倦与对政府的失望，弥漫于整个社会，冲击着已受到削弱的美国政治与经济。理查德·桑顿准确地将尼克松政府所面对的形势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在财力方面，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第二是在国力方面，美国丧失了战略武器的优势地位；第三是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的遏制政策已面目全非；第四是在国民意志方面，美国的民意已分崩离析。 1968年11月，当尼克松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而进入白宫之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他的当政没有寄予很大希望，不指望他在稳定政局、恢复秩序方面有什么大的作为。然而，卧薪尝胆、蛰伏待出八年以后，尼克松已经修正了一些顽固、死板的观念，有了审时度势的自信。从决定角逐总统职位之日起，尼克松就开始密切留意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他认识到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越南战争所拖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无法发展自己的经济；具有伟大法制传统的国家陷于空前的混乱；以机会均等而闻名的国家被种族间的暴力搞得支离破碎；甚至，美国的总统因害怕遭遇敌视的抗议行动，而不敢到国外或在国内的主要城市旅行。” 当选总统以后，他自然需要立即着手解决以上问题。 在对外政策方面，尼克松政府的处境十分困难，最紧迫的问题是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深深知道，如果他在第一任期内在这方面没有进展的话，他将不会有第二期的连任。而他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对付苏联的挑战，自冷战以来，苏联就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在六十年代后期，趁美国陷于越南战争，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改变了六十年代初美国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形成了两国均衡的形势，到1970年，苏联在陆基导弹方面，甚至已占了数量上的优势。对此，尼克松政府希望在收缩美国外交的同时，与苏联缓和，通过谈判，维持美、苏之间的均势。 尼克松曾希望能在上任后一年内结束越南战争，起初，他希望借助苏联的影响，向越南施加压力。在一次与国防部长梅尔文·R·莱尔德的私人谈话中，尼克松曾说道：如果苏联能够减少他们向越南的武器供应，越战可能会很快结束。他甚至说，如果在越南实现和平的代价是允许苏联攻击中国的核设施，“那也是一笔值得考虑的交易。” 但是，正在加紧与越南发展关系的苏联没有给予尼克松政府任何回应，于是，尼克松把目标转向了中国，他知道中国向越南的抗美战争提供了重要的道义、经济和军事援助，因此，如果美国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就有可能使中国减少对越南的支持和支援，争取早日结束越南战争，基辛格后来也承认，寻求打开中国的大门是为了“向河内施加压力，迫使北越达成对印度支那冲突的合理解决。” 与此同时，如果美国能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便可以震撼和制约苏联，在中苏关系中打入一个永久的“楔子” ，从而使美国在与苏联的缓和中保持有利地位。可以说，解决越战问题和对付苏联，是尼克松政府寻求与中国和解的现实的需要。 除了迫切的现实需要以外，尼克松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忧，那就是要在中国不受外界控制而真正崛起之前，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系统” ，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孤立与衰弱只是暂时的，而且，美国负担不起让中国永久地处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在他1969年于《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中， 尼克松就呼吁让中国“作为一个前进中的大国，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他把中国看成是世界五极之一，但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岁月里对世界和平潜在的威胁” ，他反复强调，使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是危险的，因为十年之内，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到那个时候，美国将别无选择，所以，他认为，美国必须与中国交往，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在其当政期间，尼克松也说过：如果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被排斥在国际秩序之外并与之敌对的话，就不会有安全稳固的国际秩序。 正是出于以上现实和长远的考虑，尼克松政府决心在美中关系上有所突破。在就职一个月之后，尼克松出访欧洲，一方面，他要向世人显示，并“没有完全被越南战争困住”，另一方面，他要做出“在与我们的敌人开始谈判之前，与我们的盟友协商”的姿态。在这次欧洲之行中，他就有关越南、苏联及中国的问题咨询了戴高乐的意见，戴高乐支持他从越南脱身，与苏联缓和，以及和解中国。 1969年6月， 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了一篇非正式的、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 的外交政策演说，其核心就是美国将来应当避免再陷入像越南战争那样的麻烦，但要继续“在亚洲发挥重要作用” ，用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只“帮助他们打仗，而不是帮他们打仗” 。 实际上，尼克松主义表明，在新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下，尼克松政府将采取较为灵活的对外政策。 早在1969年1月他宣誓就职前，尼克松就告诉他的老朋友弗农·沃尔特斯， 他作为总统想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建立起与中国的关系。在就职之后不久，他又告诉马里兰州参议员查尔斯·马赛厄斯，“我们将花大力气发展对华关系” 。 尽管尼克松已经有了和解中国的愿望，但是，要打破两国之间长期的隔绝与敌对却非易事， 尼克松政府为此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 二、 打开中国大门的创举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一直是冷战的世界格局中的一对冤家。美国视中国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坚，中国把美国看作资本主义阵营的龙头，双方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尖锐对立的。到六十年代，尽管美国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要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呼声，公众舆论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政府层面，似乎还看不到改观的希望。可以说，仅从两国关系来看，中美之间的长期对立还没有到非结束不可的时候，如果不是两国领导人抓住机遇，排除困难，共同做出了积极努力，中美关系的改善很可能还会再拖上数年。 为了发展对华关系，尼克松政府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其一，以秘密外交渠道替代公开政策声明为主导的做法，保障了尼克松总统成功访华，实现了首脑会谈，打破了坚冰。这一做法卓有成效，但也备受争议。尼克松对外交事务有浓厚兴趣，而且，他相信外交政策是总统唯一可以施展抱负的领域。 因此，他希望使白宫而不是国务院成为外交决策的中心，亨利·基辛格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并成为尼克松在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在1969年1月当尼克松刚刚入主白宫后不久，他就指示进行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8月，基辛格邀请了前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艾伦·S·怀廷， 到白宫介绍有关中苏边界冲突的情况，基辛格的研究小组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但在没有建立起与中国的直接接触与对话的情况下，很难有实际的政策进展，于是，开辟沟通渠道的工作就成为尼克松政府紧迫的任务。 最初，尼克松政府也希望利用华沙会谈的公开途径寻找机会。1955年8月，中美两国政府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的会谈，后来会谈地址移到了华沙，并成为之后十多年里两国唯一的官方沟通渠道。双方谈谈停停，除了少数问题外，几乎毫无进展，这种情况直到尼克松时期也没有改变。但尼克松政府还是希望在华沙与中方建立直接联系，但是，华沙会谈由美国国务院直接领导，这就意味着所有谈判都是公开的，规范的和不灵活的。对此，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心这样的做法会将他们的意图断送在萌芽之中，于是，决定开辟其他的途径，从而建立了法国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和巴基斯坦渠道，传达了双方和解的意愿，最终实现了尼克松总统的成功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直接会谈，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尼克松政府的秘密外交，避免了政策出台之前在政府内外引起大争论，影响谈判的进程，也避免了因国会与政府间的相互制约，使这个过程缓慢复杂，还给尼克松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可以说，如果不是采取秘密外交的手段，而是常规性的谈判，实现这一历史性突破的难度会更大，耗时会更久，其结果则难以预料。然而，尼克松的这一做法也引起了国会和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尼克松的秘密外交，行使了帝王般的特权，有违美国政治的民主传统和公开原则，而予以抨击，这使得尼克松与国会的关系变得紧张，并在后来的水门事件中吃了苦头。 其二，《上海公报》以非正式表述双方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形式，树立了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公报模式” 。《上海公报》是尼克松访华的实际成果，它虽然没有解决中美关系的所有问题，却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构筑了基本框架，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起到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作用。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道德观念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彼此之间因长期的隔绝和对立而形成的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弥合，因此，求同存异是最好的选择。对美国来说，“公报模式”的好处在于既能够表述自己的观点和双方原则上的共识，又不需要经过烦琐冗长的国内讨论，得到立法机构的审批；既能达到外交政策阶段性的目的，又因其没有法律约束而十分灵活。这种做法为后来的各届政府所沿用，作为《上海公报》的延续和补充，1979年的中美 《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 一七公报》，与《上海公报》一样，都是在申明双方达成一致同意的方面的同时，保留阐述各自立场和观点的空间，成为既有妥协，又有原则；既有分歧，又不妨碍两国全面关系发展的外交模式，三大公报也成为中美关系最基本的原则性文件和中美关系前进的阶段性标志。 其三，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一方面表示，为了保证他访华的成功，使中美关系有一个良好的起点，他不能做出重大让步，但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几点原则：一是将逐步并最终撤走美国在台武装；二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三是不允许日本军事势力于美军在台期间进入台湾，同时，他也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尼克松最大的贡献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明确了实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尼克松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无论是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能够脱离这个基本框架。尽管后来的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尼克松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政府达成的这些原则，始终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石。 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揭开了中美关系新的篇章，是划时代的成就。当然，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非是他呼风唤雨的杰作，而是他顺应时代潮流，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也是中国政府响应和协作的结果。如美国学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说，在七十年代，鉴于中苏关系的继续恶化，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困境，中美之间实现和解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贡献在于，他们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共同努力，加快了这一进程。 三、 尼克松对华政策的局限性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南希·B·塔克在她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认为，长期以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总是与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危机相关联” ，换句话说，美国从未“从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 这就意味着这之前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是附带着许多条件的，而这种局面也是从尼克松政府开始的。 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关系是处于美、越、苏、中四国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的，而美国周旋其中，获取了最大利益，但有些事情也并非完全如其所愿，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就双边关系达成的一些共识，确定了中美关系发展中彼此遵循的某些原则，但他的政策也给后来的中美关系留下了一些遗憾和隐患。 第一、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以来，美国利用中苏分歧努力的继续，他们的目的都是分化共产主义阵营，瓦解社会主义政权，但他们的侧重点不同。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是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又希望与苏联合作，围堵中国，如力图达成核武器禁试条约，以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甚至企图拉拢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扼杀中国萌芽状态的核能力。而尼克松政府则一方面利用中国对苏联大兵压境威胁的忧虑，希望借助与中国和解，重新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又利用苏联对美、中联合的担心，对苏联施加压力，促使美国在与苏联的缓和中，取得有利地位。因此，在尼克松时期的美、中、苏的三角关系中，美国总是试图尽力拉拢一方，向另一方施压，从双方都得到好处。但与此同时，美国始终视美苏关系高于美中关系，因而每当美苏关系有所改善或进展时，美中关系就出现停滞或倒退，这种情况不仅在尼克松时期比比皆是，而且在后来的中美关系中也是如此。 第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以实现零的突破为要务，但其根本动机并非出于两国关系的迫切性，而是美苏关系和美越关系的推动。美国在六十年代陷于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蔓延，阻止中国影响的扩展。可是，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发现，苏联的扩张性和野心远比中国要大得多，当美国不得不撤出亚洲时，苏联必定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而且已经在做着努力，这对美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当美国面临外交上的两大难题：日益增长的苏联战略优势和日益艰难的越南战争时，尼克松政府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可行的应对措施，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而建立与中国的正常关系就是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美国可以用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砝码，逼苏联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借助中国，在它撤出越南之后，保留一定影响，而不至于将它拱手让给苏联。 第三、中美和解对于七十年代的中越关系产生影响。中国和越南一直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中国对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给予了无私的大力支持。可是，自六十年代末起，随着苏联向越南提供更多的援助，苏、越关系日益升温，中越之间的矛盾突显出来，但这时中越之间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在与美国和解的过程中，中国的立场是鲜明的，即支持美国撤出越南，鼓励越南与美国谈判，但声明恪守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承诺。然而，尼克松访华以后，越南对中国的误解加深，对苏联的依赖加重，中越关系无可挽回地下滑。 对于印度支那的前途和地区安全的问题，美国的本意是希望中国作为越南长期友好的伙伴、坚定的大后方和坚强的支持者，能对越战后的地区形势施加影响，而中美和解的实现，使美国有可能间接地保有一定影响，以抵消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然而，事实上，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加深了中越之间的矛盾，两国关系日益走下坡路，反而使苏、越关系进一步密切，美、中的影响减少，甚至导致中越在七十年代末反目成仇，干戈相见。 第四、尼克松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留下尾巴和麻烦。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尼克松政府总是设法在谋求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和竭力保持台湾现状之间保持平衡。事实上，尼克松政府也“成功”地做到了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又保持了台湾的既成状态。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尼克松政府“创立”了一个行为模式，就是每当向中国做出任何“妥协”或“让步”时，就会向台湾当局进行“补偿” ，以保持所谓的平衡。他的这些做法一方面是他本人长期以来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淀，另一方面，也是迎合美国政治现实的需要。 美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始终是尼克松政府谋求与中国和解的基本动因，但迎接时代挑战，建立名垂青史的业绩，也是尼克松的动机之一。他相信在中美之间敌对22年之后，没有什么比得上使中国重新建立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更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了。打破隔阂，实现和解，体现出尼克松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和对世界格局的深刻认识，对华政策也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为他在遭受水门事件而下台后，在晚年重返美国政治生活圈子，埋下了伏笔。 从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中美两国在各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两国关系的发展一直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行进。七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共同愿望，因而双方能够搁置分歧，着眼大局，使中美关系不断前进。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曾经存在的某些共同点消失了，居于次要地位的一些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两国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但是，只要两国政府从世界和平与人民幸福的大局出发，发挥各自的巨大潜力，加强沟通与理解，就能发现对双方都有利的新的共同点，那就是，发展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历史的必然。 原文发表于《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作者：何慧，1963年9月生，四川成都人，200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历史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